良制是良知的制度化----东海客厅论制度

制度并非越先进、越超前越好。盖制度形态与社会形态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应性，好制度必须符合时代要求，与时偕宜。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各有其相应的好制度。《礼运》说，礼时为大，就是强调制度的时代性。故好制度不能太超前，太超前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论及制度，必须考虑到时代的特殊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历史上有些制度规范，貌似不公正，恰是最好的。例如嫡长制的设置就远远优于选贤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规定，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事业和财产继承中的矛盾冲突。

如果改为立嫡以贤，那将增添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和冲突。因为一个人贤不贤，见仁见智，人言人殊，例如，獨孤皇后就以為楊廣賢於楊勇。选贤制不仅给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还会把一些好人变成野心家阴谋家。

我说嫡长制远优于选贤制，并非认为选贤制一无是处，嫡长制完美无缺。历史上也有因为“立长不立贤”导致政治昏国亡的例子，如八王之乱。然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制相权，嫡长制可以将许多无谓的纷争和无穷的隐患消除于无形之中，选贤制流弊更大是显而易见的。

同为礼制，公天下的禅让制无疑优于家天下的世袭制。但具体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家天下世袭制反而更适合当时的民德民智和社会状况。注意，历史上的禅让制和世袭制都是中道文化开出来的。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相同，都是中道，然落实于政治则有所不同，三王周公家天下，尧舜公天下。

朱子曾经感叹：“千五百年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答陈同甫书》）这是极而言之，就像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一样。孟子接着退一步讲：“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朱子的话同样可以退一步讲，近乎其道者则有之矣，汉唐宋就堪称近乎其道者。如果说，尧舜之后，公天下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那就不用退一步讲了。

另复须知，王道公天下与西方民主制同中有异。王道公天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民主有两大局限：

一、不足以选贤，也没有中道意义上的圣贤君子可供选择，因为西方无中道，无法培养中道圣贤；二、民主只能实现一国之“公天下”，即国家为公，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天下为公。欲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理想，非仁本主义道路不可，非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不可。

礼制和民主制都属于良制，良制是良知的制度化。因为人类有良知，故可以建成良制良法；因为人类有恶习，故必须建成良制良法。没有良制良法是不行的，仅有良制良法是不够的。良制良法有助于罚罪制恶，但不足以导良扬善，还需要配合良好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才能明明德于天下，降五福于四海。

儒家对人的约束有四重：道德约束、观念约束、礼制约束、法律约束。四重约束堪称阻拦过错和罪恶的四重门。

道德约束、观念约束都属于自律。对于君子来说，两种约束最为刚性有效。四勿三省，勇于过而改之，就是道德约束。礼制是外在的道德规范，道德约束可以涵盖礼制约束。因果律是儒学重要观念，理解相信因果律，就不敢轻易种恶因造恶业了，这就是观念约束。小人无知无畏，然害怕刑法制裁，这就是法律约束。

相比礼制德治，民主法治的制度品质就有所逊色。更关键的是，其指导思想自由主义和文化背景人本主义，文化品位不高，道德资源不足，不足以致良知明明德，不足以培养君子和化民成俗。

礼乐制度，礼法一体。礼崩乐坏，法律也必随着败坏。无礼的时代，必然无法无天，野蛮化。民主法治有法律为文明提供刚性的底线保障，无礼而有法，不至于野蛮化。所以某些儒生注意了，不能将法治社会斥为夷狄。

古今中西无数事例说明，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和全能的，无论礼制民主制，都有漏洞，都会败坏，作用都有限度。这可称为好制度的“三都性”。

君不见，美国民主制度堪称现代最好，美国两百四十多年，民主内伤深重；君不见，西周礼乐制度堪称传统最好，西周两百七十多年，终于还是礼崩乐坏进入春秋，滑向战国。这是制度的局限性，属于历史的局限，归根结底源于人性的局限。2021-7-18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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