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国我的一项大计划就是给爹妈扫墓。
    
    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打上高二全家从海淀区搬到宣武区我就开始了住宿的学生生活，不和家人住一起，只是周末回家看看，假期回家住住。到大学毕业发配到黑龙江后，就更是成年累月不着家了。再后来出了国，一走就十年未归，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父母。母亲从年轻的时候就百病缠身，到86年去世的时候身上已经找不到还有哪个器官没毛病，五脏六腑病了个全。俗话说，缺什么别缺钱，得什么别得病。我妈这辈子没挣什么钱，光得病了。我因长年不在家，根本就说不上在床前伺候了。这对我是份儿照顾。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不在眼前，不能说我不孝吧？可我又犯了另一个忌，古训说，父母在不远游。我这一游就到了地球另一头儿。我刚出国一年多，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是二个月后才知道的。在那之前我有预感，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有感应。我清楚地记得86年11月22日一大早我做梦梦见母亲不在了，嚎啕大哭哭醒了。第二天默默地启程去了英国伦敦去转签证准备念书。12月太太回国探亲，我一个人买了圣诞卡片，一是问候圣诞二是母亲的生日，写了许多我从不对家人说的充满感情的话，寄往北京给我母亲，然后自己掉了不少眼泪。等87年1月太太从国内回来，我感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却不敢问也不敢提，直到太太伺机告诉了我，我才放声大哭了起来。我母亲正是11月22日那天下午去世的，北京的傍晚是美国的凌晨。
    
    出国留学的老学生们不少都有相同的苦衷。自己的年龄大了，父母呢，都老了，随时都可能出点儿什么状况，怕就怕半夜三更电话铃响。父母去世，不能看上最后一面，无疑是终生的遗恨。即使能赶上看上一面二面的又能怎么样？运气好些的，在医院赶上加强护理，国内的兄弟姐妹们都上班，国外回去的全时护理。护理来护理去，假期到了，怎么办？谁能预料期限？只好抹着眼泪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美国了。刚到家，那边儿又来了电话，说不行了。这怎么办？不行了也不能回去了。不孝啊。
    
    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还赶上在床前伺候了几天。在回国之前我和弟弟们就是靠热线联系的。几个月前弟弟来电话就说情况不大好，要我做精神准备。知道我们假期有限，所以弟弟说，先别回来，等什么时候我让你回来了你就赶紧回来。于是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等电话，不希望电话铃响，又在那儿竖着耳朵听。接到弟弟的电话说赶紧回是在95年5月8号，匆匆买了11号的票就回了中国。
    
    一路颠簸，加之心中有事，不能入眠。到北京是凌晨5点多。北京的天是阴沉沉的，飞机在浓灰色的云海里穿行，一直下降到离地面500米时才见到陆地。进关时除了受大沿帽点家常气外还都挺顺利。大弟弟找了辆车来接我，直接去了医院。
    
    医院是友谊医院，是50年代苏联帮建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嗔着苏联修正就改名反修医院。后来反修那劲儿过去了，又换成“友谊”医院了。父亲患的是恶性肌肉纤维瘤，94年初就在这医院动过一次手术。医生说，复发性很强，而且毒性大。果然一年后，95年又做了一次手术。可这时候已经扩散了。因为父亲在级别上已够上高干，所以住的是高干病房，单间儿，有厕所。在我们这个级别鲜明的国度里，待遇就是身份的象征，待遇高就露了脸，给别人看胜过自己的实用。父亲能住高干病房，于父亲本人和我们整个大家族都有安慰。
    
    往医院的路上，我就捉摸着如何面对父亲。我父亲苦了一辈子，他的苦许多是他自己找的。我们这个大家族，在我父亲那辈儿，兄弟姐妹8个，他总把他自己放在奉献的位置上。他从小出来学徒，解放后有了正式的工作，挣官家的钱了，比老家土里刨食儿强多了，阔了。他宁肯自己蹩着，也要把钱寄回老家给我爷爷和我大爷。后来把我们小家带到了北京，同时也把几个小的姑姑和我大堂兄带到了北京上学。他对这个家族的责任感莫名其妙地强，大家也把他当成中心和主心骨。他苦着自己，为着亲戚们。那时候他的薪水算是相当高的了，可也挡不住穷亲戚太多。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港澳台同胞回国省亲，卫生交通条件自然给久居国外的同胞许多不便，但更厉害的是亲戚们伸手要钱要得你是灰头土脸。这风气不是新兴的，早就有了。那些归国华侨们还有钱，我父亲就那点工资，那经得住亲戚们要？有的亲戚倒是不要钱，说就要料子衣裤去集市上卖。衣裤也没有就说要么借吧，借多少？99块9毛9分。60年代100块钱是什么概念？他居然把西方商场差一分不到一个整数的绝招儿用上了。我肯定他没有到过美国，可见天才呀，天才都相通。他张手要钱了，你给不给？他好意思要，你都不好意思不给，你不给倒好象是欠了他的，还挺有压力，你说这事儿闹的。
    
    父亲为了亲戚可以不顾自己家。大堂兄到了我家以后，因和我哥年龄相当，经常打架，父亲从来都不问是非情由，总是对哥哥又打又骂，害得哥哥小小的年纪心理很不平衡。有一次竟自己吊着脑袋睡着了，当然是吊着后脑勺才没有死。那时候哥哥才10岁出头。后来，一个姑姑上了中专，一个姑姑上了大学，大堂兄也上了大学，可哥哥却因为缺少合理的家庭教育，和社会上的一伙小流氓们混在一起，在反右斗争的序幕中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写个反动标语啊什么的。你说你个苦哈哈的穷孩子出身，跟着瞎起什么哄？结果给抓去劳动教养，从此我父亲就罩上了一口大黑锅。我父亲是56年被刘少奇拉入党内的，本来是白专楞给弄成红专，这时候就给了人家口实。我父亲的大字报不少，轻的说我父亲光拉车不看路，典型白专，重的说我父亲纵子作恶，有后台嫌疑。就这样父亲都没有接受教训，仍然是在外埋头苦干，在内一心一意为亲戚。对我的教育根本就不抓，学习好坏不管不说，还常说，学习跟不上就降一班吧。我小时候虽然身体瘦弱，经常生病，可学习成绩一直是好样的，我这心里怎么能服？凭什么让我降班？后来，63年我考上了清华，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事儿对我家对我父亲起到了相当巨大的影响作用。父亲的同事祝贺说，你真是教子有方啊，还得请介绍一下经验啊。这可以说是我为这个家做的贡献吧，没有给父亲的身上添压力，没有给父亲的精神雪上加霜，多年后父母还都以我为荣，全不责怪我不顾家的缺憾。
    
    我父亲的苦，更多的是来自我母亲。
    
    我母亲多病却好逞强，而且对复杂社会的人情世故不那么精通。母亲也是苦出身，没能上学，只是个家庭妇女，但非常能干。没搬到北京以前，我父亲长年在外，即使寄钱也到不了我们手里，我们这个小家的生活大部分靠母亲做零活给人家打毛衣洗衣服挣点钱撑着。母亲告诉我说，她年轻的时候家里或亲戚办红白喜事操办酒席的事她都做过，那可不是简简单单容容易易的事儿。因为缺钱，我们穿的鞋都是自己做的布底鞋，我自己还衲过鞋底子呢。这样的鞋不跟脚，一走一趿拉，没法踢球。你想，一脚踢出去，守门的一看有两样东西飞过来了，一是球，二是鞋，又要接球，又要躲鞋，有时候接了球就来不及躲鞋。要是反应慢了，一头扑了鞋，球就进了门，算还是不算，常出争端。一般踢球的鞋是特别申请买的胶皮鞋，那时候流行的是“解放鞋”，有鞋带，不掉的那种。可有一次我见看门老王家大小子穿着一双红色皮鞋就上场了。那皮鞋特眼熟，回家一问，原来是公司看大门的老王家的和我母亲诉苦，说家里如何如何苦，缺钱买东西，日子快过不下去了，等等。母亲大人就回家把我家破的不破的衣服、鞋什么的收拾了一箱子给人家就送过去了。那皮鞋是我们家省着舍不得穿，想等我脚大些以后再穿的。人家蹬上就踢球去了。母亲对穷邻居舍得，却对自家出身高的亲戚很铁面无私。我三姥姥家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解放后家境贫寒了，曾到我家借钱。母亲不知从哪儿学习来的，说是你们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我要和你们划清界线，钱不借(其实我们也不多或没有)，还教育了一顿，楞是给轰出去了。这门亲戚从此就断了线索。
    
    母亲因为不懂保养，身体慢慢就垮了，加之有祖传的高血压心脏病，渐渐地，越来越经常地躺倒爬不起来，由父亲或背或抱或找人抬到医院，打降压针抢救然后住院。母亲住院在病房里还眼里不揉砂子，和同室的自私病友总也不能和平共处，老觉得有责任教育教育人家。于是进行斗争，自然是斗不过人家了，斗不过人家就自己再躺倒。别人没吓着，倒把自己家人吓得不亦惨乎，没别的办法，只好抬回家来，自家人汤水伺候。那时候每周末回家，路上提着的心就是捉摸进家门儿看见母亲是站着呢，还是躺着。站着，说明没事儿，躺着，肯定病了。我们从小就养成开门关门走路拿东西小心谨慎蹑手蹑脚，分寸拿捏得准确异常，不出大声儿，声儿一大母亲就吓得心跳半天。我们当儿子的那时候还轮不上作主，责任都推到父亲身上，我们只管抬抬抱抱，而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所承受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了。一个哥哥，一个母亲，加上整个家族的大事小情，把父亲压得如同一头瘦骨棱丁的老牛，还要拼命干工作挣钱。父亲能支撑着，还支撑那么久，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大哥后来解除了劳教，留在清河农场务农。到66年文革开始那年去了新疆农场。我知道他是为了离开那块使他失去自由和青春的地方，眼不见心不伤吧。他哪里知道，去了新疆，给父亲带来了更多的麻烦。长话短说吧，给他找媳妇，谁愿意去新疆那地方？好容易找着了个二百五媳妇，好歹哄着去了新疆，生了孩子费挺大的劲弄到北京从小带着。一个老头儿照顾着一个病老伴儿又拉扯着一个吃屎的孩子，在北京都快成了一景儿了。俗话说黄鼠狼专咬病鸭子，77年大哥在新疆车祸身亡，父亲差点儿就垮了，实在没有精力去办这后事了，是我替父亲去的新疆料理后事。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再坐农场(部队编制)的吉普车翻过天山穿过大戈壁才到南疆农场。路上车里热到45摄氏度，什么也吃不下。到了农场一看，那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说鸟不拉屎都不对，鸟它不往那儿飞。农场里除了当兵的都是劳教劳改释放犯及家属，不少是57年打成的右派。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大旷野，只有星星点点的沙枣树丛还是绿色儿。坟是草草筑成的，新坟都有耗子钻进钻出，一块不成样的木牌就算是碑了。部队还挺开恩，给几个孩子赡养费到18岁。后来父亲给他们母子四人的户口往北京办，农场也没阻拦。我从新疆回来进家门刚坐定，父亲就嚎啕大哭起来。大弟弟直说他，你看我哥这不是替您把事儿办了吗？事儿都了了，还哭啥？还是我理解父亲，应该让他哭个痛快。当然后来大哥的孩子们继续给他找着麻烦，那是后话了。
    
    父亲一生就是伺候人的命。他伺候着别人的时候他身体虽然精瘦却有神。他要是没了事儿，一准儿有病。儿女们，侄子外甥们都长起来了，亲戚们一家家的生活都不比我们差了，父亲也老了。到86年母亲心脏病发作去世，父亲就落了单儿，从此就开始生病。腿肿，肿得和两根木桩子似的，食欲不好，吃啥都没味儿。老百姓都知道，男怕穿靴，女怕戴帽，都是要命的病。父亲的腿病一直折磨了他九年。在七年头儿上，93年，我给父亲办探亲来美国旅游，父亲高高兴兴来了。在父亲心里，出国是脸上有光的事，儿子出国留学给全家带来荣耀，光宗耀祖啊，不知道老王家祖坟上长的是哪种蒿子，居然有人上了大学又出了国。父亲出国探儿子，周围邻居同事们都高一眼瞧着，羡慕啊，那是到美国。当然父亲还有另外的目的，即实质性的考察。看看到底国外儿子是怎样过日子的。都说美国生活水平高，怎么个高法？又说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工作朝不保夕，过去的华工从照片上看都是苦兮兮的一付丧家犬样，劳动强度是不是太大？等等的问题，有影没影儿的攒了一些。我们盖房的时候把草图寄回去，让搞建筑的父亲“参考”，父亲来信讲，要那么多房间，浪费呀，还分客厅起居室，有那个必要吗？父亲来了，我们开车到底特律接。我们父子七年未见，这一见面我就掉了几滴眼泪。父亲熟练地给我看他的肿腿，如何一按不起，曾经肿到什么地方，等等。我心里着实伤感，说不出的酸楚。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父亲好好享受一下。
    
    父亲到美国的时候是夏初。父亲住在向阳面的卧室里，白天种菜种花，晚上热热的水烫个澡，烫烫脚。周末开车拉着父亲出去串门开party，独立节那周还到东海岸玩了一趟。父亲亲身体验了一下美国的生活，总结了二条，说，美国人啊，就是个玩儿，美国生活呢，就是个浪费。就说这纸，一顿饭擦手擦嘴的用那么多纸，太浪费。日子不多，父亲的腿肿消了，父亲说，七年了，从来没有消过这么彻底。为什么？父亲也说不上来，大家猜说每天烫个澡肯定有好处，也可能是水土变化了的关系，反正是肿退下去了。还没从猜测转为高兴，就出了新问题，父亲消化系统出了毛病，不断地拉稀。父亲在美国没有保险，怕连累我们，就一口咬定要回国。于是只三个月，父亲就回国了。半年后，弟弟告诉我说父亲腿上长了恶性肿瘤，于94年初做了手术，预后不错，暂时平静了下来。一年以后，正如医生预言，又复发了，而且不妙。弟弟们看看要撑不住了，就打电话把我叫回去了。
    
    父亲是什么样子？我要怎么面对病重的父亲？我脑子里乱糟糟的。进了医院，浓重的消毒水味道冲进鼻子，使我冷静了不少，我要有精神准备，父亲是病重住院，不是疗养。快速找到父亲的病房，一进屋，只见父亲形容枯槁，脸色泛白，已然走了形。我一下子拉着父亲的手，叫了声爸就跪在床前，眼泪涌了出来。没容我哭几声，大弟弟一把把我拉起来，起来起来，人这儿不让。我一愣，止了哭，想到大概下跪是封建礼教，属封资修范畴，只好忍下了悲痛，含着泪，继续拉着父亲的手。父亲的手上已没什么肉了，干燥的皮包着细细的骨头，叉着吊针的地方淤着血。父亲说，我这不挺好的吗？哭啥？其实根本就不好。
    
    以后的日子就是我和二个弟弟轮流看护父亲，夜里都是小弟弟，白天呢，二个弟弟也照顾我，说回来时间宝贵，让我去办自己的事，见同学啦，买东西啦什么的。所以常常说是我的班儿，仍然是二个弟弟去陪。陪父亲主要是说说话儿，还不能老说，累得慌，扶父亲上厕所，糊弄着吃点汤啊水儿的。医生护士倒是都很尽责，医术也都很高明，态度还特好，护士长进屋就称王老，王老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吃点东西没有？让人听了心情不错。我说，国内的服务挺不错的，真是时代在进步啊。弟弟们和亲友们听了都撇了嘴说，这是高干病房，你到楼上普通病房看看去，服务？歇着吧您哪。
    
    因为环境的影响，加上精神上的疲惫，戒掉10年的烟又抽回来了。父亲睡着的时候，我就在阳台上呆呆地看手上夹的烟头儿上的一缕清烟冉冉上升，在空气中飘荡。风一吹，迅速地左右化开，混到无色的空气中去，一点踪迹都没了。人啊，这么脆弱，就和这缕烟一样，没风的时候或直立或成环，蒸蒸地向上。风一来，就破碎了消失了。不过，只要火不灭，就继续有烟上升。难道这就是常听的“香火”一说？
    
    父亲支撑了二个礼拜。在这期间，给父亲照相，录音，留了不少的纪念。到了5月28日夜里，就恶化了。那夜一夜大风，呼呼地刮了整整一夜，父亲也整整地倒了一夜的气，凌晨抢救无效就咽了气。我们弟兄三人给父亲穿了寿衣，送到太平间。二天以后到八宝山开追悼会与遗体告别，然后火化。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葬礼，也知道了在葬礼中根本就不是抒发感情的时候，任何一道手续都没等你在紧张操劳中升起情感准备放任悲痛就匆匆地被吆喝着挤到下一步去了。殡仪室里时间表安排得特紧，容不得拖延，下一位就送上来了。所以整个葬礼只有我姑姑哭出了声，好几个人拉着不让扑上去，别的人，除了我们弟兄几人，都不欲哭也没机会。葬礼后宴请了各界亲属一顿丰盛的午餐，再托堂弟给老家大爷拿去几千块钱就算了却了一件大事。
    
    取骨灰盒的时候，我弟兄三人不顾封资修嫌疑，跪在骨灰盒前匆匆磕了三个头，小声哭了几声。抱着骨灰盒捧着遗像回了家。在父亲生前的家中，把父亲的骨灰盒和母亲的骨灰盒放在一起，挂上遗像，摆上果品，我们弟兄加上二个弟弟的儿子们又跪下磕了一回头。那天傍晚，大风大雨突然降临，黑云从北面八宝山方向压过来，风夹着雨，呼啸着狠命敲打着窗户，雷轰鸣着，闪电射进屋里，照得一片惨白。我心里觉得，这是老天爷把父亲接走了。雨过天晴，空气特别清新，这时感觉父亲是真的走了，从此我们这个家就没了主心骨。二天之后，6月2日，我的假到期，乘飞机回美国了。
    
    给父母找墓地，造碑的事都是二个弟弟张罗的。那以后二、三年里每逢清明，弟弟们和弟妹们都带孩子们去扫扫墓，也捎带上我的一份心意。弟弟在电话里说，墓地挺好，放心吧。每年我们都去扫墓，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再说吧。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回来了，专门到父母的墓前拜望，算是扫墓吧。
    
    北京万安公墓座落在西山脚下，风景堪称优美且冷静。大门和一般大学的大门没什么两样，也是挂着牌子，二扇宽宽的大铁栅栏门可开可关。进门正面有一块大碑，是那种典型乌龟驮石碑的造型，碑上的“北平万安。。。”的平字显见是挖了刻字再挖了再刻字的痕迹，凹下去一块，想是原本为“北平”，文革造反改为“北京”，后来平反又改为“北平”，保持原迹嘛。好在石碑极厚，轻易挖不透。
    
    天阴沉沉，时有毛毛雨，气氛极其适合扫墓。门口买了盆花，小弟妹端着，二个弟弟在前面开路，我适时地摄些环境。
    
    万安公墓是北京享有盛名的公墓。李大钊的墓地就在此地。我们小时候少先队过队日，揭拜先烈，举行宣誓活动就到这儿。那时候是一片玩心，孩子嘛，嘴里说着先辈抛头颅撒热血打江山，我们要继承革命遗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话，心里其实如一张无字无画的宣纸，只是在感觉上和在庙堂里见到的关公诸葛亮的塑像在时间上意识到有差别。但，今天，我从二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来到这里，实实在在要叩拜自己的亲生父母大人，父母的音容神貌清晰地印在我脑子里，记忆还是活生生的。
    
    我想，墓也许是升天之人在地上的一个栖身之地，也是地上和天上沟通的交接点。如果宇宙是多维空间的话，墓地就是从地上的四维空间连接高维空间的歧点。科技发达了，墓地就如一根粗粗的电缆，与天国保持通讯。名人们的墓地又大又讲究，频带就宽，信息通畅；普通人的墓地小，一米见方，只有到了高科技广泛普及的时候，频率分辨达到了高水平，才能进行通讯。而且普通人墓地的用户少，只有亲友和朋友，名人大家们的墓地用户就多了，向所有人开放。墓碑上的字，在中国是名片，在西方是墓志铭。曾看过有关墓志铭的文章，有的很诙谐，不少是生前自己写的，遗嘱一般。最普通的如“这里躺着的是某某某”，还有如“一粒石子绊倒了xx岁的某某某，他就再也没有爬起来”。要不就是“某某某，他终于有了一块安静的自在的地方，无人打搅”。要是别人给立墓志铭，有的可就惨了。比如，“他走了，留给世界一小片安宁”，可见大家烦他烦得够呛。中国的不同，讲究的是孝道，正中是父或母某某某大人之墓，下面是所有的子女名字，然后还“携孙。。。”敬立或泣拜，一看辈份分明，类似家谱，是历史的记载。
    
    沿着公墓园中无尽的小道左转右弯，终于见到了最北的院墙，在只有一米宽的小路上走到离院墙大约十米的地方，父母的墓地到了。我问，我能不能磕几个头，弟弟还是说，别了，这儿不讲这个，连烧纸都不让烧。看来也许是因为在首都，和农村就是不一样。农村里上坟，都讲究摆果品吃食，磕头烧纸钱。那纸钱烧得越多越象样。纸钱都做成那种圆形中间有孔的铜钱样，就不知道人们怎么得知阴间的钱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不是长方形的“大团结”？老辈子人都认为钱在哪儿都是好东西，活着的时候缺钱，死了以后不能蹩着，多多地烧纸钱。想来阴间都不挣钱，靠的是活着的人给烧(捎)钱。也有阴间直接到阳间来挣钱的，不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吗？不知道北京人到了天上怎么生活，不让烧(捎)，靠打工度日？那可毁了北京人了。北京人有尊严，那些个脏活儿累活儿，谁干那个呀？都留给安徽闯京都的干了，最好是天天提笼架鸟，公园里遛早儿，打拳，侃大山，悠闲，潇洒。
    
    把一盆小花摆在墓前，弟弟弟媳从远处找来泥土垫在墓前凹地，再从水管里打来清水冲洗碑上的泥土。我也亲手洗了墓碑。摸着看着父母的墓碑，想到父母都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操劳一辈子，从来没有“享受生活”的概念，特别是父亲。按我们的标准，按新的标准，他们生活得实在是太辛苦。但他们有着传统中国人的完整的一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亲眼见到了第三代，享受到了中国式的天伦之乐，也经历了人生的千变万化的艰辛。现在，他们有了一块净土，再也不必烦恼，再也不必辛劳。爸，妈，安息吧。摸着看着墓碑，心里似乎踏实了不少。细想起来，到底为什么觉得踏实，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来过了，亲眼见了，亲手摸过了父母的墓碑，几年来想做的事做了。
    
    我很想独自在父母的墓前呆上一会儿，那样我可以自然宣泄我的情感。我曾想过，只有我自己的话，我会怎样？我一定要先磕上十个八个头，磕晕了算，然后嚎啕大哭一场，哭完再磕几个头。累了以后就抽根烟，静静地想点什么，哲理的，民俗的，天上的，地上的，总之要思考一下人生。可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弟弟已经几次说过了，人家不让搞那套封建礼教迷信，也只好把这念头压在心里，作为以后的目标吧。
    
    当我们从万安公墓出来又回到市区时，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回到了现实世界。喧嚣的马路，眩目的商场，明确地显示着二个世界不同的色彩，时刻提醒着人生的奔波与忙碌加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