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30日，我下定决心，试图结束自1996年以来的无国籍难民生活，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国籍，“以身试法”检验一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反正，我引以为生活楷模的马克思也申请过大英帝国的国籍。为了避免移民局的无理刁难，我特意请我朋友任执行主任的Services, Immigrant Rights and Education Network （SIREN）代替我申请，期望在最恶劣的场合能够由SIREN出面动员硅谷的进步社团与小布什当局斗争。

   2005年4月22日，我到圣何西移民局接受移民官Victor Karazija（男性白人）的面试。我在回答时，只有一个问题没有按标准答案回答：美国宪法是否适用所有身在美国的人？我说“不”（我还没有感到得到中国、日本、美国宪法的保护）。“错了，”移民官纠正道，“美国宪法适用所有身在美国的人。”我正需要这句话，接着问到：“所以，我也受到美国宪法保护？”“是的。”移民官确认到。我只好自嘲：“我的美国政治没有学好，只好抛掉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政治学系研究员身份作一个难民，而同系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Dick Cheney正主导白宫肆意解释（滥用）宪法。”

   我当下闪出一个念头：“我的马克思（流亡难民思想家）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且慢！移民官翻完近十公分厚的我的档案，递给我一张纸条，上有两处红勾：

   You passed the tests of English and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你通过了英语和美国历史与政府的考试）

A decision cannot yet be made about your application.（你的申请还不能决定）

他用手写出原因：Awaiting FBI name check等待联邦调查局背景调查。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极力隐藏住笑脸，就问会等多久。移民官说，以他的经验，用不了几天，最多不会超过几个星期：“你的材料就放在我的桌上，一旦FBI调查结果送来，我就会给你打电话道喜。”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几年也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看来联邦调查局还真在“工作”（浪费我们的税金）！我已经记不得给移民局打过多少电话、寄过几次信，也记不得请所在的三个国会议员帮过几次忙，得到的都是“国家安全程序不能放松”、“不要来问”、“耐心等待”一类的答复。倒是有一份Fact Sheet提到，联邦调查局在两周内完成初步背景调查，80%没有问题，另外的20%的绝大部分也在6个月解决，只有不到1%的人的调查需要超过半年。对我的调查已经超过6、7个半年，看来FBI既不想“恩赐”，也不敢明确拒绝我（毕竟在小布什当局之上还有宪法的限制）。问题在于有关法案以为权力庞大的FBI只会用几天或几个周就完成一个案子，没有确定背景调查的时间限制，给FBI有机可乘。我的民主党朋友告诉我：只好等待我们民主党人进入白宫再说了！我对民主党的这些为了拉票和捐款的小把戏也经历多了。在2008年大选热闹之际，我也直接向奥巴马参议员写信，请他帮助制定法案限制联邦调查局背景调查的时间。没有回复。要是他读到我的那些“解散不伦不类的国土安全部”、“废除所有核武器”、“解散世界上的所有常备军”、“开放边界”等安那祺主义呼吁，也不敢回复我的。

   虽然我没有对奥巴马当局报过多的期待，但也确实感受到“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我们在2004年大选中已经打下基础，现在可以部分回报了。当移民局通知我重新打印手纹、填表申请时，我知道这一次不用再等几年了。我也没有过多的顾虑，因为我在美国的近14年的反抗本国帝国主义战争、中国政治专制、日本军国主义倒退以及跨国公司经济霸权等安那祺主义者生涯，正是最忠诚地追求由潘恩等建国之父开创的、体现在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奴隶解放宣言等精神中的“美国之梦”。如果没有约翰∙布朗“悍然”进攻联邦军火库、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犯法等公民抗争，美国的宪法早死掉了。正是我们的奋斗，才使得这些宪法精神获得生命和活力。

   今天下午，我赶到旧金山的移民局，与1296名别的移民一同宣誓，加入美国公民的行列。正如代表美国政府的现任副总统拜登向一些入籍的美国军人所坦承：“感谢你们选择了我们”，我也要说：“感谢你们作为第一第二号公民，维护了宪法的精神、共和的理念。”美国的宪法又一次经受了时代的考验。

赵京,2009年7月15日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