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回国

我从小受祖父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和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的潜移默化，养成了忠诚正直的品德和民族气节，以古代仁人志士心怀苍生社稷的高风亮节为榜样。我对中华民族和生养自己的土地的忠贞，是不以个人和家庭的恩怨转移的。文革期间，我家祖孙三代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一样，都受过迫害。那些手握判官朱笔的军管会军官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坚定，学习雷锋对“阶级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为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给知识分子乱扣罪名，无限上纲，问成死罪，他们好“杀敌”立功，受赏升迁。军队是靠“杀敌立功”的，没有战争就要在人民中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镇压了，他们才能立功。北大文革初期有两名教授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而1968年军管后，有24名教授被御林军8341部队迫害致死，是造反派的十二倍！1970年公检法被军管后，全国十三万有良心的爱国知识分子就被军管会打成“反革命分子”处决。

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忠臣义士宁可蒙怨受屈，依然不改忠贞爱国之心，岳飞，于谦忠昭日月，为后人称颂。而“冲天一怒为红颜” 因个人恩怨而降敌的吴三桂，成为历史罪人，身败名裂，留千古骂名。所以我最鄙视那些在中国受了委屈冤枉就卖身投靠洋人，甘当奴才，靠反华领取赏钱的无耻小人。更不用说那些身受国恩，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向洋主子讨点赏钱就把灵魂良心当破烂给卖了。我恨用别人血染红顶子的奸臣酷吏，但不会因此而背叛自己的民族。

国内那些靠“根正苗红”而发迹的新贵，嘴里高喊爱国为民，私下里干的是贪赃受贿的勾当。现在贪官的忏悔录里几乎百分之百有一句基本相同的话“是共产党把我从一个农村的穷苦孩子培养成国家高级干部”，其中一半还有另一句话，“辜负了解放军革命大学校的培养教育”。“组织的阶级路线”重用出身“根正苗红”的贫雇农，让这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村穷苦孩子过上了骄奢淫逸的日子，然而他们不思报答，为国效力，而是盗窃国财，回过头来盘剥欺压百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奴才做了主子，往往比原来的主子对待手下更狠。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落马官员的悔过书有这样的话：“我出身剥削阶级，由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拒绝思想改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为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注重子女教育，有道德修养。

文革后期班里开我的批斗会，贫农出身的学生要我交代上大学的“目的”我回答不了，就说我不老实，想蒙混过关。我真不知道上大学还有目的一说。我祖父前清就进入中国最早的西学，父亲一代兄妹五人全是大学生，所以我觉得上大学就是人生必经之路。他们以为别人也跟他们一样，上大学就是为了“跳农门，吃皇粮”“光宗耀祖，改换门庭”。我们班里那些贫农出身的同学，不是留北京工作， 就是后来当了官，不是因为德才兼备，只因为他们是“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基本力量”，那些掌握分配权的军宣队和他们是一个阶级，“亲不亲，阶级分”。

因“根正苗红”被提拔重用后就真的会一颗红心“忠于革命忠于党”吗？二十八年前我在美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国家遇到危难时，那些凭出身好，政治可靠而享受国家资助出国留学的数万“国家公派”精英一齐倒戈，站到了国家的对立面。为什么？当体制能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时，他们就在体制内钻营牟利。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绿卡远比中国的体制更有吸引力。为了能赖在美国不走，他们火上浇油，激化矛盾，盼着北京人民“前仆后继”，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留在美国了。

出身贫农，政治面貌，是国内进入体制内重要岗位的通行证，知识才干，人品道德则几乎忽略不计，不然怎么那么多“从贫苦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的高官成了道德败坏的阶下囚。飞行员是解放军中精英的精英，只有出身赤贫，政治绝对可靠才能当选。然而在上世纪台湾海峡两岸处于战争状态时，解放军空军先后有十几名飞行员驾机飞往台湾，把人民节衣缩食省出血汗钱造的飞机卖了几千两黄金装进自己腰包。而且到了台湾反华调门比新主子的还高。这就说明，出身和政治可靠，并不能保证忠于祖国。可是，贫农出身的政策制订者就是要选和他们相同阶级的人，让爱国知识分子有心报国，无路请缨而遗恨终生。正是，“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啊。

三十年以前，大学和科研机构，基本上还没有被社会恶习和铜臭污染，文革前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知识分子，地主资本家家庭。受家庭教育，大都是努力做学问，认真教学生的。现在的大学则和鲁迅九十年前的描述简直就是一样：“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份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这三十年培养出来的专家教授追求功利玩权术全都在行，埋头专业出成果难得一见。看他们的名子就知道什么出身，什么巩献田，杨支柱，郭富贵，杨玉圣，都是没上过学的老贫农起的名字。如今高等学府，科研机构的学术欺骗，论文抄袭，科研做假已成常态，名流权威只会彼此互相吹捧，拿不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成果。中国管理界这么多权威名流，单独署名论文入选美国管理学会的记录，居然让我这个无名之辈保留了二十八年无人能破。以我的知识和才干，再出几篇英文论文也并非难事。但一想到要和国内这些土鳖学者权威为伍，还是算了吧，我还要名声哩。

中国一有运动就拿知识分子开刀，批了梁思成，毁了北京城；批了黄万里，建了三峡坝；批了马寅初，多生三亿人。造成了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果。根本原因就是那些掌权的没文化，又不尊重知识。文革期间中科院院士下乡接受再教育，贫农讥笑他们“连韭菜麦苗都分不清”，那时候，区分韭菜麦苗是衡量有没有知识的唯一标准。

文革前，北京西皇城根大街和西安门大街拐角有座小楼，是国务院参事室。文革改为中央文革接待室。后来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最近路过那，小楼和周围皇城内的四合院全拆了，盖了国管局大楼和新贵豪宅。因为这国管局长本人就是地道的三辈贫农，陈永贵的侄子，他把大寨挖山造地的本事带到北京，以国务院的权威拆房盖楼，老北京能不消失吗。我这一代对老北京还有记忆，等我这代人成为历史，没有人记得皇城北京什么样了。

在美国经常可以听到国内来的华人说，美国人真傻，真好骗，这么多捞钱占便宜的机会都不利用。我可能是在美国呆久了，他们说的那些机会我想都没想过。和国内的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结党营私，坑绷拐骗的“精英”竞争，我绝对不是对手。我的最大弱点就是过于理想主义，用好词来形容，应该是“思无邪”。要想保护自己， 就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 ”，远离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名流精英。我和那些”好骗“的美国人思维一样简单，和他们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我的一生都在为我的正直和气节付出代价，但我对的起天地祖宗，有生之年有脸给祖父扫墓，这就足已，我在乎这个，所以至今不后悔。我这性格能平安活到现在可以说是奇迹，从此告别历史，忘记过去，过好今天，颐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