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上半年，我们学校62，63 级学生一直在山东四清。一直到六月底才从山东农村回到学校。那时北京高校的文革运动已经进入批斗院校党委阶段。我们学院的大权早已由国防科委派来的现役军人工作组接管。我对政治素来没兴趣，而且也感觉到自己处处被团干部监视，每天就是随大流，跟着工作组的指挥棒转来转去。7月29号大会后，工作组撤走，当天学校就乱了套，积极份子开会回来就召开了“丢开工作组，自己干革命”的誓师大会，各级党政领导都被当做黑党委的爪牙揪到台上亮相。那些平时指导员的依靠对象，贫农出身的党团积极份子，竟然带头把指导员揪上台挂上黑牌子。他们为了获得向上爬的资本，不惜对栽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我从心里鄙视他们。

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红五类”（革干，革军，革烈，工人，贫农子女）开始嚣张起来。他们把“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贴的满校园都是。出于“阶级本性”，我当然对血统论对联十分反感，只是被出身的包袱压着，不敢公开反对而已。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对联成了红卫兵打击反对意见的一根大棒，谁敢对血统论不满，立刻就给你扣一顶“狗崽子”的帽子。他们不仅在教室门内外，黑板两边贴满这付对联，还写了许多小对联贴在学生的课桌上。我本来对那些以出身好为资本压人一头的学生会和团干部就不满，这回闹的最凶的又是这批人，我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我出身于儒家学者家庭，从小就从祖父那里接受“为人臣者以忠义为本”的儒家思想，视历史上忠勇刚正之士为做人楷模，并天真地把“为天地正气”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另一方面，我在政治上又极为幼稚，对当时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复杂，以及这付对联的来历背景，一无所知，对与红卫兵对抗的后果毫无思想准备。当我一时热血冲动，决定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公开对抗血统论时，根本没考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没想到这种无意义的抗争于红卫兵运动毫发无损，只会是白白去送死。我只想到做人要有骨气，准则，要敢于在逆境中坚持正义，不要辱没了自己家族世代忠良的家风。

    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对血统论不满，但谁也不敢站出来辩论。有的人写了一些诸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之类不疼不痒的对联，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占了绝对优势。我草拟了一付对联，

    上联：英雄好汉须经革命实践考验

    下联：反动浑蛋并非几人能下结论

    横批：晚点再说

贴在黑板两侧。这付对联毕竟反映了不少人的观点，一贴出来，马上引起全系甚至外系学生的注意，很多人跑来观看我们班里的对联之战。可以看出，有同感的人不少，只不过不敢流露而已。

    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挑战，马上就给我以迎头痛击，贴出什么“狗崽子想翻天死路一条，红卫兵挥铁拳迎头痛击”，“左中右早已界限分明，反革命休想混淆视听”之类的对联，并宣布第二天召开全班对联辩论大会。说是辩论大会，但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我，从阶级本性，政治表现，反动言行等方面一一批判。此时，一个知识份子出身的女生站起来发言，说血统论是完全正确的，出身不好就是浑蛋，并承认自己就是浑蛋。她表示，要从浑蛋作起，向红卫兵靠拢，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以走出浑蛋行列，跟着红卫兵永远干革命。最后，她申请加入红卫兵外围组织“卫红队”，并为红卫兵当场批准。显然，这个发言是为了孤立我而预先安排好的。

    我万万没想到，世上竟会有这样的奴颜媚骨，以污辱自己的人格向红卫兵求荣取宠。我当时只有二十岁，正值少年气盛，根本没考虑一时冲动会给我带来何等灾难，头脑一热，为这个女生写了一付对联，当场递给她。

    屎克螂一压摇头摆尾

    跟屁虫紧追半步不差

    横批：叭儿狗好

她看完之后立刻站起来说：“当我表示要向红卫兵靠拢时，XXX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威胁。这说明凡是我们拥护的敌人就要反对，这更坚定了我的立场。”红卫兵当场发表严正声明，要迎头痛击阶级敌人向革命力量的反扑。此时，在场所有的人都加入了批判我的行列，在泰山压顶般的批判下，我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会后，红卫兵宣布要写出系列批判大字报，把我的所有“反革命言行”公布于众，发动全校师生组织批判。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全校主要地段，我被压的抬不起头来，这时才真真地感到自己的弱小。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改变。20多年后，在美国面对那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9年北大学生语）的“民主潮流”，我再次发挥“虽千万人， 吾往矣”的气概，成为全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在人民日报公开发文怒斥那些民运精英的海外华人。他们和文革中蒯大富之流的野心家不过是一路货色，只不过是把革命口号换成民主口号，为赖在美国不走而拼命煽阴风，点鬼火，把水搅浑，为牟取政治避难制造舆论。

那些已经到了美国的“民主精英”哪里能容忍这样的挑战，轮番对我电话骚扰，上门批斗，半夜闯进我的住处。勒令我写认罪书。他们哪里知道，文革中给我扣的帽子是“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都没低过头。就民运精英这点能耐，说你们关公面前耍大刀，圣人门前卖三字经都是夸你们。好在美国有民主法制，有警察，有FBI，有大学校长，校董会，系主任，为维护美国大学言论自由的光荣传统，他们全部出动，保护我的安全。大学校长在校董会上说，university这个词就是容纳各种不同思想的意思，这所大学建校一百多年的言论自由传统被打破了。如果有学生学者对这次中国发生的事件的言论采取暴力行动，立刻开除，并向我报告。中国民运份子在美国民主制度和传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败下阵去。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的主力，是领助学金的贫农出身的团员和学生干部，是党的阶级政策的基本依靠力量。20多年后在美国批判我这个“反民运”“中国政府特务”的，还是那帮凭出身好，政治可靠，拿J-1签证，国家公派出国的贫农子弟，是党作为培养对象的精英。他们本来就是都是一伙人，只要能谋取一己之私，有奶就是娘，什么人格，脸面，统统都可以拿去当破烂卖了。

    民运份子在当地报纸上声称，我是中国政府的特务，已经把他们汇报给领事馆了，他们回国就会被迫害，所以要申请政治避难。为了找证据，他们通过国内的关系调查我的背景，没想到查出一个“反革命”来。有个人不解地问我，共产党把你整得这么惨，你怎么还替共产党说话？我说，我文革期间的“反革命”言论和现在美国的反“民运”言论，都是出以公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绝不为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尔等只会钻营投机，谋取私利的刁民鼠辈，如何能理解世代忠良后代的气节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