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

美国出现的早期反邪教组织，是以父母为救助误入邪教歧途子女的形式在民间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越战影响和美国经济低迷，导致美国社会的思想混乱，每到暑假，大批出身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家庭的子弟涌到旧金山和洛杉矶，多种族文化的新颖性对青年人具有天然吸引力，并且由于毒品泛滥，青年人很容易地就可以买到各种麻醉品，如果他们在物欲泛滥的享受外还有精神需求，那么就会遇到各种各样来自东方的瑜伽师、古鲁、禅师。其他还有打着基督教幌子的各种新教派也在这里劝人人教，像“科学教会”、“耶稣之民运动”等等。当越来越多的青年放弃学业、委身于某一个宗教组织、把所有财产都赠送给所“皈依”的宗教组织，甚至有的人一旦离家便杳无音信。家长们在饱受了所有各种“邪教”的侵扰和丧失儿女的痛苦后幡然觉悟，这种背景下便产生了最早的反邪教组织。1972年，美国许多邪教受害者家庭组织了“从上帝儿女手中解救子女的家长委员会”，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加强家长间联系，劝导孩子们回到原来的家庭中来。自此，父母救助儿女的行动在民间开展起来。

        美国反邪教活动取得进展发生在1978年末，当时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琼斯敦自杀和谋杀教徒，并且全美国和全世界的观众都能从电视机屏幕上看到人民圣殿教教徒的死亡惨状，无不愤怒谴责人民圣殿教及它的教主琼斯。此前一直没有显著进展的反邪教活动，很快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反邪教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联络网，但在关键的立法听证会上，自由派人士及一些相关学者对反邪教组织提供的证据提出了质疑，结果导致推动立法进展的参议院放弃了以立法方式阻止美国新兴宗教的办法。最终，除了一边倒的舆论谴责外，反邪教组织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二、 法国

法国也是邪教活动比较活跃的国家，法国除了政府组建的“打击邪教部际委员会”最高的打击邪教犯罪领导机构外，众多民间反邪教组织纷纷成立。其中“欧洲宗派研究和信息中心联合会（FECRIS）”“保护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UNADFI）”和“反对精神操纵中心（CCMM）”就是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反邪教民间组织。他们与政府的“打击邪教部际委员会”密切合作，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向民众揭露和批判邪教组织的本质，救助和引导那些被邪教控制的受害者。

三、 日本

日本“沙林”毒气案件发生后，有关人士就指出：对奥姆真理教这类邪教迷信团体，防止其造成刑事或政治危害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发达的媒体，对打着宗教和科学旗号的各种迷信活动进行揭露，增强国民对邪教的抵抗能力，逐渐减少邪教的信徒，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最终消亡。日本政府开始从法律层面加强宗教管理，1995年修改了《宗教法人法》，规定将全国规模的宗教法人的管辖部门由地方政府集中到中央政府，从三个层面打击邪教。第一，地方政府建立联合协商机制。1999年，日本地方政府成立了“奥姆真理教对策相关市町村联络会”，专门负责奥姆真理教活动的处理情况，并把处理邪教列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第二，加强巡逻，随时处置。日本政府在奥姆真理教周边设立临时派出所，增加警力，加大投入，组织警察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活动，一旦发现邪教活动，警方立即依法处理以。第三，注重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日本相继成立了100多个阻止奥姆真理教的对策协议会，张贴“反对奥姆真理教”的告示牌，组织各种反对奥姆真理教的集会与游行，发动民众自觉抵制邪教活动。

四、 荷兰

“挽救之声”成立于荷兰，目的是揭批耶和华见证人内部性侵事件，该组织成立仅仅一周时间，就收到了46份相关报告。创办者之一弗兰克·惠丁（Frank Huiting），儿时也是一位耶和华见证人封闭社区内的性侵受害人，他告诉荷兰国家电视台（NOS）说，许多报告令人震惊。“挽救之声”的主要目的是聆听倾诉，该组织成员鼓励受害者们大声讲出他们的故事，并希望这些受害者们举报相关性侵案件。惠丁说：“多年来，人们对此类秘密视而不见，事实上一旦把它们公布出来，这对受害者们来说，就是一种抚慰。这也是我的经验。我们也想建议他们在耶和华见证人社区之外，比如找社工、心理医生或相关从业者，去寻求专业帮助。”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还包括尽可能多地收集到相关性侵报告，并将这些报告呈递给耶和华见证人荷兰委员会及荷兰政府。惠丁说：“我们希望政府能调查这些性侵报告。我们并不是想去引发争论，而是去真心关注相关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