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要活下去

但是，老郑给我创造的好日子终于过到了头，学校的众多师生从各地串连回来，大长了见识，红卫兵外又涌现大批造反队，教室全成了据点，甚至卫生间外也贴上司令部标记。这些组织谁也不受谁管，各行其是，有的造反队想方设法挖掘阶级敌人鲜为人知的“罪行”；有的队喜欢行动，他们开始手舞皮带对敌人进行专政。“敌人”这个定义由各人的理解来决定，不过，我们已经被揭露的牛鬼蛇神自然在劫难逃。

我除了被勒命离开老郑改为随时听取各方命令干各种脏活以外，开始被任何战斗队叫去调查或低头认罪。我渐渐摸出点规律，凡是我教过的高年级学生，他们重点核实大字报揭发的内容，似乎并非一味信以为真，但那些没教过的学生多半只喜欢叫我承认反动本质，所以遇到这些主，我知道说也白说，干脆就低头认罪。

谁知运动往下深入，有些水平高的革命派竟然从人事干部手中取出了档桉，开始一批批把平时无人可知的个人隐密全抖了出来，大字报重又热闹起来，几乎天天都有爆炸性材料出现。令人意外的事件是老好人良焕老师突然昏倒在大字报栏前，他已经作为革命群众安居于队伍之中很长时间，不料档桉里藏有“不满领导的罪行”，按例当入我们“另类”，标题是“原来他是内定右派”。档桉真是神秘莫测，右派竟然还有内定外定之别！可怜这位先生表面上是老师，而在组织眼里仍属右派，并且永远不会摘帽，可叹他那“矮叁分低叁分”的座右铭也救不了自己！

档桉一出，二次厄运来了！一天，我被勒令观看关于自己的大字报。那里早已人头攒动。我刚看清大字标题“看辛忠的罪行！”便被众人发现。这次我尝到更激烈的阶级仇恨是什么味道。不知何人从脑后抓住我的头发使面部高抬，就听道：“睁开狗眼看你从前干的好事！”接着便是推来搡去，我根本无法看清从前干了什么。“老实交代，你解放前拿日本刀，牵着狼狗怎么残害老百姓？”我一时摸不清头脑，恳求让我看一看材料，这才算看到大字报内容。 思量一下，想起所谓刀狗之事，是五十年代初在工厂参加工人忆苦会后向团组织写报告里附带交代的家庭背景，决心和旧社会决裂才写的内容。当年我父亲接受日军投降时收下一把军刀和狼狗。但我还不满十二岁，根本没机会碰这两样战利品，而且胜利不久父亲便辞去主官职务，改当参议会议长，刀狗全转交掉，我根本不曾用刀狗去残害任何人。“乱军”之中我知道无法申辩，连忙认罪，连说生在反动家庭罪孽深重，但真的没残害过百姓。但我终究没明白这次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这样说呢！不知来了一个什么司令部的初中生不由分说便采取革命行动。他们大概防备我练过摔打功夫，一二十人齐动手，上中下叁路都不放过，后来看我根本不敢还手，他们就一个个练起摔跤，直打到大家都累了才收兵。这是我活到叁十多岁唯一遭到 的毒打，这一次我居然没流泪，不是不想流，是不知流了泪又会有什么后果。那是一个理智被摧毁的年代，原本天真可爱的少年们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岂不是我们可悲他们也可悲吗？

“文革”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省市各地区忽然时兴向党政机关夺权，什么组织力量大就由它担任一方盟主，如果没有绝对优势的组织，就由几家联合夺权掌权。全中国除了仍是毛主席领导外，权力无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一切，剩下的便是各地区五花八门的总司令部或“联指”之类。阵阵狂风之后，各个工作单位，厂矿和学校也如法炮制，纷纷把党委和单位大印抢在自己手里，碰到实力相当的组织，为那几颗大印便打起内战，各方都引用毛主席语录里某句真理向对方进攻。

我们学校也不例外，革命“战争”开始，大字报风向从我们头上转弯，谢天谢地，除了劳役之外，压力又减，我们牛鬼蛇神有了些躲进“牛棚”的机会。所谓牛棚是一处堆放工具和工作服的一间小木板房，位置在我那园地的最里边。当我们终于有机会挤在一处时，总是紧闭木屋的门，大家坐在黑暗之中。小木屋本有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我们有意不开，似乎这样才有安全感，再说，人人穿着乱七八糟的自备工作服，又是一个个满脸晦气，实在没有让人欣赏的兴致。

读书人聚在一堆，尽管生死未卜，仍改不了谈天说地的坏习惯，其实说到底还是议论这场运动究竟是要干什么，是清除高层中不同政见者，还是扫除我辈这些小毛毛虫，抑或是上下一起横扫？当时掌权的中央文革不断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乱砸一气，我们哪里能知道，最后只能嘘唏不已而已！

大概是全国夺权闹得不可开交，中央又发出号令《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不久，手臂上套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臂章的一队工厂里抽来的职工纷纷来到上层建筑，把争来抢去的大印控制在手里。工人阶级，最有组织性，最先进的阶级，谁能不服从？学校倒是有秩序多了，但我们这些家伙头上的紧箍咒更紧，革命群众在工宣队领导下开始了对我们的批判斗争会。

没有统计数字，但我估计自己出场的批斗会大概是最多的。每当从木板缝里远远看见负责动动的工宣队师傅出现，大家知道，我们中的某人或某几人要出场了。这大约有点像打仗，一步步走向战场可能比真开火时更忐忑。我第一次被批斗前最难忍，跟着工宣队师傅走向会场时真如同要上刑场，可是再一想也不一样，枪决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而这种日子说不定要有知有觉地永远过下去，怎么得了！

刚一走进会场，口号声此伏彼起：“打倒辛忠！”“辛忠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些怒吼声使我完全确定面临死路一条和被打倒的命运，除非老实交代或者不反对毛主席，可是我干吗反对毛主席，真的没想拒绝交待什么呀！走到大众面前，虽仍是低着头，但两眼余光可以看到坐在下面的黑压压一片，那些非常熟悉的同事，如今有的激昂，有的迷惘，反正再无有平日的友善，既是阶级斗争，还能有什么别的脸色？

我在小将那里取得些经验，老实低头承认自己出身在反动家庭，本质上必然反对革命，罪该万死。下面突然响起吼声：“辛忠，你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难道仅仅只是本质问题吗？老实交代你在学校反党的罪行！”在学校里反党，凭良心说，是没有的事，我就是习惯在小组会或政治学时讲几句心里话，对学校工作提些看法，建议领导在中饭以后到教研组，班级里跑跑，掌握点师生的想法，等等，应该说是出于好意，但此时此刻我能讲吗？讲不行，不讲也不行，为难之际又招来汹涌的怒吼，这类批斗会假如不“照单全收”便常常以拒不交代为名遭到批判分析。不过教工们关于“死路一条”的口号只是喊喊而已，不喊能行吗？

话虽如此，那种阶级斗争时代，一个人的结局实在很难预料，变数太多，往往一点意外因素都会让你灵魂出一次窍。刀狗的自述从档桉里被挖掘出来，并被认为持刀牵狗残害百姓之后，关于我的大字报更提升为创作，某君生编一段作品曰：“辛忠在六四年腿部受伤住院时，贫农妻子来看望，他对之不理不睬，甚至饭也不给她吃，迫害贫农罪该万死”！另一位更是大胆假设，写道：“辛忠六四年要求和学生一起去新疆，真实目的是越过边疆叛国投敌”。这两份大字报一出，那还得了，我不但反党反社会主义，更加上叛国投敌，迫害贫农的大罪，于是校园里到处都写着叛国叛国！迫害迫害！

就在这时，工务员吉娣阿姨趁着从我身边经过的机会，悄悄对我说，她在打扫领导办公室时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份给工宣队的报告，  标题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辛忠罪行报告》，可能要给我定性了，叫我作思想准备。她冒险告诉我这个消息，却不能帮什么忙，只能摇头叹息走开。定性这个词我很明白，就是要给我“戴帽子”了。如我现在的“民愤”，十有八九会被列为一类右派，即极右派，虽然我根本不懂因为什么。经验告诉我，老师当不成不算，工资也完了，还得去劳改。一听到阿姨的密告，顿时如五雷轰顶全身发软。我毕竟有十几年工龄，见识颇丰，亲眼见过当年同事中右派的境遇，立刻就能想象自己不久后的下场，怎能不心乱如麻！还不如不知道的好，浑浑谔谔罢了！

好不容易强挨到星期六可以回家了，又得盘算怎样面对家菊。运动到这时，我己经瞒过很久，这次可不能再瞒啦。可是不瞒怎么行？一旦乡下的家人知道实情，他们一大家子还会容留我吗？倘若真的戴上帽子，学校开除是肯定的，乡下再赶我走，连户口也不知往哪里放，岂不成了孤魂野鬼？上海无立足之地，是不是可以回南京原来厂里去呢？看来也不可能，谁会要一个极右分子呢！回家的路走叁个小时一点不觉得长，似乎一眨眼便到了，时间容不得再多考虑，只好决定这次无论如何要向家菊坦白实情。我知道，丈母娘百分之百不会要我，只看妻子的反应了。只要她一犹豫，我也就到了绝境。最后的选择只有一个：等下一星期再开批斗会，如实表明心迹之后跳楼自尽算了。活着太难熬，实在无路可走了！

生离死别毕竟不是闹着玩的，回家后仍然强作镇静，一刻刻拖延着开不了口。床铺上贴近家菊，看她安详的面容，摸着小动物般的儿子，还是下不了决心。早晨起来，我突然提议一家叁口到高桥镇拍一张全家福照片。家菊正忙着要出工，听到这话，自然不以为然，何况她对无缘无故花钱最为反对，但这次我出奇地坚持。听说照相，小孩起了劲，她只得屈服。她哪里知道，我是想留下这照片作最后的纪念啊！

把学校里的事告诉家菊，我一直拖延到星期天晚上睡觉前才开口。这时辛建己经睡着。在十五瓦电灯下，我注意盯着妻子的脸部，把实情一点点说出来，等着最后的“判决”。                      这女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动声色听完我隐瞒很久的真相。接着便是静默。这是我不曾料到的。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其实大概也不过二叁分钟，家菊说话了，仍然不多：“实在没路，回来就回来，两个人拼命做，饿不死的。”而且她停一停又补上一句“反正我知道你是好人！”别的话没有了。小屋又陷入寂静。好人？好人！走投无路了，居然又一次从她嘴里听到这个评语，不是别的，那简直就是一道救命符！因为这么长时间里，脑子昏了，连自己都不明白我还是不是个好人。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我突然有了活的勇气，突然再生了对人世的留恋，我决不忍抛弃幼小的孩子，决不能离开家菊。这位看到什么主义阶级字样几乎全然不识的农家女，可能反而是最理解其本原意义的人。我决定放弃自尽的念头，无论如何低头忍受一切，指望着这狂乱的世道终将恢复正常。

星期一我劳动到下班也没见工宣队喊我去批斗，星期二，星期叁也没开会，直到星期六又可以回家也没事。我又像小鬼得以还阳一般离开学校。这次回村里情形大变，凡是碰见的人都以异样眼光看我，亲近些的干脆便问我在学校怎么样，原来就是前几天，佩戴红袖标的工宣队到村里来调查我了。

家菊告诉说，来了两个工宣队的师傅，径直走到社员劳动的一块田里，宣称要了解辛忠的反革命言行。社员阿嫂老妈妈被突如其来的人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沉闷着不答话。后来一位师傅的口气放和善些，先介绍我的出身，但表示不一定只说坏事，好的表现也可以说。最先说话的是生产队长，老党员福根婶婶。她说：“辛忠家庭成份高，我们知道一些，要说他在乡下做坏事，我讲不出啥。他到田里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还讲国家大事，思想比我们好。”福庆婶婶一开口，其他人也讲起来，有的说我帮着挑稻秧，有的说我帮着抛秧，这一番地头调查，老师傅们一无所获。他们觉得蹊跷，想再深入一步找家菊个别谈话，了解我如何迫害贫农。提到这一层，家菊讲得详细些。

工宣队要求我妻单独回答他们的问题，叁个人坐在辟出的小屋外面。

“你家是贫农成份吧”？“嗯”。“你怎么会和辛忠结婚的”？“他人好，跟农民谈得拢。”“他家从前是反动派知道吗？”“他那时还是小孩，他没有反动，不是说要看自己表现吗？”

大概师傅觉得跟这个小女子说不清楚，索性直接问具体问题。

“前几年他受伤住院，你去看望，为什么他不给你饭吃？”“不给我饭吃？他住院那天，我在乡下生小儿子，各人都住医院。我们几个月以后才见到面，学校的人都看到的，怎么能瞎讲呀？”

工宣队被这话说得发愣，怎么回事啊？多亏这两位从无线电二十一厂来的师傅不抱成见，一看情况不对头，马上改变态度，很亲切地对家菊说：“我们工农一家人，也不瞒你，学校里一部分人说辛忠反动，一部分人说他还好，我们特地到乡下来了解了解，看他到底怎么样，希望你站稳立场，有啥说啥。”“妻子明白，眼下这两个工人掌握丈夫的命运，我的生死存亡关头到了，她无论如何要说话：“老师傅，人好人坏不能单用嘴巴讲，辛忠是什么人，我人前人后看到的比谁都真，他心直口快不假，要说他反动真冤死人！放一条生路吧，他活得不容易呀，活得难呀！”

这次下乡外调，大概给工宣队两位师傅留下太多的意外，觉得再调查下去也不会有什么预设的收获，便起身准备回市区去。但家菊如同拦住清官包公的大轿死跟着不离，一直跟到公路，翻来覆去说这么几句话：“老师傅呀，他真是个好人哦，连只蚂蚁都不肯踩的，我不会骗你们，真的，我不会骗你们！谢谢你们留一条生路吧！”

工宣队师傅本也是一些普通工人，今天碰到这个贫农小女子，像牛皮糖一样粘着不放，一时间不知如何打发她，只好应付着安抚说：“你放心，我们工宣队不会乱来，一定会调查研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家菊听到“不放过一个坏人”，又急了，忙着打断人家的话：“辛忠真是好人，千万不要听人家瞎讲！”她可不管自家人讲话不管用的常规。可能两个工人怕她不依不饶，没完没了，最后换个原则性的结束语，说是：“这样好吧，辛忠假如是好人，我们一定不会冤枉他！”我的妻子一时分辨不清这句话，只觉得里面没有坏人这个词，满意了，这才放走了人家。

估计农村的队长、乡亲以及家菊的反映还是有用的，此后工宣队对我的态度似乎好些了。当时我心中思忖，一个人坏人坏事是绝对做不得的，还是做好人好，否则谁会替我说好话呢？

 “文革”说是十年，也就是六六年到七六年，但后面几年，按我们的这些家伙的感受来划分，有时过得像人，有时又像鬼，由叶剑英、邓小平等控制局面时，我们又成了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江青这帮人胡搞的本事是有的，但真正国家大事，老百姓穿衣吃饭的大事，他们就不放在心上，老实说，想管也没这个本事。伟大领袖有时不得不起用些老革命来收拾局面。所以那十年虽然闹得不成体统，但逐渐也出现“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等维护国家大计的指示。我们这些人自然不明白，原来上边的斗争要激烈得多。

最高领导层正反面斗争，使得社会上形势变幻无常。而我辈 牛鬼蛇神也随之受到不同待遇，时而进入人的行列，时而又被抛进 鬼的族群。大学是坚决被“熄火”了，只有到后期搞了一个“工农兵学员”推荐制算是使沉寂的校园稍有起色。可是数量惊人的中小学学龄青少年总不能放在社会和家庭自流呀，于是中央下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不久前还被大字报、牛鬼蛇神牌子和批斗弄得心慌意乱的这些人居然也被安排进课堂上讲台，真是哭笑不得。

说起上课，实在为难，课程全被批判为“封、资、修”，不能再用，而所谓“新”的，“革命”的内容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在这种状况下，不论革命教师还是“有问题”的教师，谁也不敢真上什么课，于是只能每天一齐朗读《毛主席语录》，勉强溷两个课时。而像我这样包袱沉重的人站在课堂里更是另一种心情，请学生读语录，心中发虚是自然的，更可怕的是，每次带头说“请翻开语录第XXX页。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座下就可能传来“牛鬼蛇神老实交代！”或者“毛主席是你的领袖吗？”这种日子怎么过！

好在这时候中央开始号召老叁届同学上山下乡了，我奉命替小将搬运行李，终于有机会避开“上课”。

我情愿替上山下乡的人干点活，总比当“老师”好过些。任务来了，叫我每天到出行的学生家帮着搬行李。上海家庭如此大规模出行恐怕是空前的，千奇百怪的行李都有。我记得碰上最艰难的任务是，家在友谊南里的一家父母给女儿带去的是一只五斗柜，既可当家具，又能装衣物，作长期打算。那个大家伙让我暗暗吃惊，份量重不说，体积够大的。因为上海里弄房的楼梯宽度最多一米左右，这只柜当初可能就按这尺寸买的，简直只能擦边而过，我必须一个人将它摆弄下去，别人想帮也帮不上忙。两位家长面有愧色，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柜外早己密密实实扎上一层粗草绳。我毕竟早已体味到农村去的难处，把他们看作“同是天涯沦落人”，凭着练就的身手也靠着起重工老郑师傅平时的传授，只请他们两人搭搭手把柜靠上我的后背，我用双手交叉一托就起了身，硬是从叁楼移到楼下的汽车上。

北京又传来“改革”指示，“复课闹革命”不能只念语录，得真上课。物理改为“工业基础”，生物改为“农业基础”。其中《农基》师资成了问题，我们学校只有生物老师，脱帽右派老杨平日重视林木花草培植，可以抵挡一阵新教材，其他老师不免心中无底，就这样，我便被相中成为农基教师，好在比念语录的境况改善不少。

大概北京中央权力又有更迭，突然布置下来要“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教师队伍还是得“清理门户”。当然像我这样虽为被动，但仍算溷进来的所谓教师，便被指定边劳动，边受批斗，并且兼上课，成了一个叁重身份的另类。我这种“史无前例”境况，终于在一天被家菊亲眼发现了！

家菊因为长子辛城已满入学年龄，特地去南京把他领回来。母子二人一下火车就往学校而来。因我在外面搬运下乡学生行李，我的难友老包先生帮我把她带进宿舍。虽是早就知道我的处境，但家菊以为很长时间了大概“风头”过去，才第一次跑来看看。谁知校门外，大楼墙上全都写着斗大的辛忠，上面还有红颜色的大X。还好，别的字她不认识，但足够使她胆战心惊。室内房门，坐椅背上也有这种打X的标语，家菊吓得手发抖。老包只好安抚她，说政治运动都这样，将来会弄清楚的，并指给她看自己床上椅子上也一样。有什么用呢，长到这么大，只知干活过日子，哪里见过这种阵仗！等我干完活回来，她的眼睛己经红得像桃子。过一阵子，家菊熟悉的美术老师谭老兄也干完活回来了。看见原本衰弱的他变得更加衰弱，加上精神恍忽，家菊突然嚎啕大哭，连儿子也跟着哭。显然她是联想到不久以后的我。劝是没用的，只能等她发泄完。哭声停下来，家菊似乎对自己说：“吃饱饭没事干，这些人……斗争，斗争……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