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新造屋运动

    一起过了这么多年，她的犟脾气我算摸透了。原来她一次次观摩人家的新楼，一点一滴都印在心中，心里早就有了盘算。虽然我深深了解这位女子不可动摇的决心，但不能不对她当着可能是亲家的外人面前所表示的许诺感到惶恐，时限不可能长，而楼房意味着有多少难处，我脑子里根本还形成不了概念，她发什么热啊！

的确，家菊并不是神仙，一股傲气把豪言冲出口，睡到床上以后也有点觉得太冒失，开始跟我嘀咕了，怎么办？总算给了我“反击”的机会，但我很快控制住自己，埋怨有用吗！妻子一门心思要争气，要创家当，多么可敬，这使我灵机一动，把“文革”中背诵得烂熟的“愚公移山”想了出来。愚公对一旁看笑话的智叟说，他要移山，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叁代，子子孙孙干下去非移不可。我自然不想当智叟，就对家菊说：“什么难处都熬过来了，不怕，我们一方面想尽办法干，另一方面跟辛城芹芹讲明，大家一起努力，能挣就挣，不能挣就省，实在没条件造好的，先造得简单些，成家后再一点点搞，你看好吗？”家菊听着，默默想着，很久以后说了几句话：“到底大学生脑筋会动，讲出来有道理，我心有底了。”她是个行动超前语言的那种人，下一个星期我回来的时候，辛城和芹芹早已跟她取得一致意见。那芹芹甚至立即效法未来的婆婆开始做一切与造楼有关的事。兰珍叫苦不迭，拖着丈夫找女儿做思想工作。本来想拉进来半个儿子，照这么干法，女儿不是跑得更快吗！大概经过“各方面人士”反复磋商，最后大家都同意，不叫什么上门女婿，反正一个村几步路两头住住跑跑，将来福祥兰珍老了，大家照顾，这才把一段姻缘定了下来。

这时我开始观察芹芹这个小姑娘了。从前我当然也认识她，只记得十叁四岁时，芹芹瘦削的身材，细细的两根小辫子，有些发黄，生起气来，低着头靠在某一个墙脚，不声不响的。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是，小小年纪挑一付装牛草的小竹担跟着外婆去海滩外割草，然后送到奶牛棚记工分。听人说，她最爱护外婆，后来外婆老了，她比自己娘对外婆还要贴心，差不多每顿饭都是小姑娘送来收去的。外婆不是本村人，早年从苏北讨荒到了珊黄，长大的兰珍嫁入福祥家正式成了本地人，老人也就跟到女婿家。反正都靠劳动力吃饭无所谓谁靠谁。早些年我也经常看到老太，好像去世不是很早。这次我和家菊很快便赞同芹芹和辛城的大事，最大理由就是认定这女子有良心。

回过头还是要说造楼房的事，无论怎么大家一条心，花钱总是首条困难。虽说，包产到户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但用多余粮食变钱并不是好办法，一百斤稻大约只卖十块钱，靠这能造什么房子！最后只能更加省吃俭用，不要向大队预支现金，尽量从我的工资中挤出点节余，我和全家又向着更加勒紧裤带的生活方式“进军”了。

前两次建造斜辟的小屋和两间平房，我除去托老师帮我买几千块煤屑砖之外，几乎没出一点力，还不如两个儿子“嗨哟嗨哟”拾些碎砖头，想到这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能再让家菊负担太重。话虽这么说，她在乡下做的事，我真很难插手。记得又一次回乡后发现平房边新出现一块松土，我以为是下什么种籽的地方，后来一问才知道，下面埋着七百斤已经浇水的生石灰。这可不是一般情况买来的商品，是家菊拖了兄弟帮忙过黄浦江从钢铁厂搞来的免费货。原来村里一位在钢铁厂干活的乡亲告诉她，厂里有块场地专堆废弃的石灰，附近老百姓常装回去派用场，虽然质量不及正品，勉强可以用来砌墙。家菊喜出望外，借了社里的拖车要去拖，但自忖来回至少八十多里路力所难及，只好央求兄弟耽误一天工帮忙。厂里的堆场上许多人来来往往挖石灰不止，家菊他们俩唯恐被人抢光，玩命似的挖，能装七百斤的车子塞得满满的。据小舅子告诉我，两个人只带些面饼充饥，一天下来家菊只给他买一根四分钱的棒冰，而自己连根棒冰也舍不得吃。

知道这件事，您想我能好过吗！但照家菊的性格，劝是没用的，何况，我们这种条件，不干又怎么办？想来想去，我只好实际行动才对得起她，空话有何益处。但身在城市又要工作能有什么行动呢？我只能到处拜托学生校友替我留心有什么便宜建筑材料。可是经过“文革”的折腾，市场什么商品都很稀缺，几乎都要凭票，哪里那么容易买，托只能是拜托，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指望。

造房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不是用天数，月数计算，而是一拖就是一年二年。突然有一天校友纪曾打来电话问，有两吨叁百号土水泥，每包两块钱要不要？要的话，赶快带钱开票，晚了可能出手。一般造普通房用的基本上是四百号水泥，叁百号质量较次，故称之为土水泥，价格也便宜一半，就这，没有熟人也轮不上。纪曾那时正在建材店工作，才有这机会，怎能不要！一旦要买，我又犯了上次买煤砖的难处——身上没钱。平日我只有一点食堂的饭票加上一点零碎，两吨水泥四十包足要八十块钱开支，真是火烧眉毛！只得把工会互助金最高限额二十元全借出，不够的部分，我记得分别向七位同事伸手。自那天起，我的债务就从间断性转为持续性，每个月“拆东墙补西墙”，借钱范围逐月扩大，甚至还惊动了我极少联系的天津舅舅舅母，他们也分几次陆续给我寄了一百块钱。即使如此，入不敷出的底子怎么也难逃恶性循环，以至于学校的同事迎面走来都会担心我又要向他伸手。

两吨土水泥到手，还有大麻烦，提货厂位于闵行，它在上海西，家在上海东，我的学校却在市中，四千斤货物怎么弄？我不好意思再为难家菊姐夫，只有另谋“出路”，好不容易求到另一位校友小徐。他不但找到一辆二吨卡，还帮我付了费用，又请一位司机朋友径直开车到学校装我一起奔赴西部闵行而去。换个人写这段经历，只要一笔带过便可，但我却不愿省略，因为“装车回浦东”在我这一行动里有不能不说的苦。

车到厂里，人家验过单告诉我到某仓库提货。怎么提？人搬呗，谁来搬？当然是自己，难道能让来援助我的司机搬吗！平生第一次看到，水泥不是用牛皮纸而是用密度稀松的麻袋装的，袋的外部全露着水泥粉。来时匆匆我穿一件上课时穿的中山装，现在顾不上了，只得把第一袋一百斤用右臂夹上右侧腰部从车间走向卡车，甩上车箱，然后是第二袋、第叁袋，再然后当然是第四、第五、第六袋。搬到这时，还得暂停，爬上车把已搬的袋子往里摞整齐，否则无法再上车，我一个人既搬又摞忙个不停，但时间却不得不拖延很长。司机朋友一开始根本想不到我的作业竟然如此孤独，他走出车门看到真相禁不住连连摇头。实在看不下我灰头土脸的惨象，也可能顾及往返浦东的时间太晚，他不声不响爬上车，一袋一袋地把搬乱的部分帮我摞起，可惨我这个从不吸烟的家伙竟连支香烟也拿不出敬他。这次运水泥之行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一辈子忘不了，我心酸之余，也感到幸运，每到我遇难之时，总有好心的普通人相助，俗话里常有贵人相救之说，我认定，贵人者普通人也。

校友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同学，动乱之后真情显见，虽然都只是极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援助当初仅相处一二年的老师真是尽心竭力，陆陆续续帮我买木材的，买小地板的，叁包两包水泥的，还有帮忙弄车运输的不下十余人。建章同学妻子生下双胞胎，他要帮着照料，为我借到车自己却不能亲身送往，另外委托好友陆逐带着徒弟开车。小陆不但开车，还教授我们父子搬移大型砖的技巧，这一幕幕情景终生难忘。

楼房到底不是好造的，不管怎样努力，还是难以成就。谁知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临头上。

我们学校隔壁有个市运输六公司，主要从事卡车运输，现在社会逐步稳定，百业逐步兴起，这个位居市中心的公司业务大增，蜗居在中心难以拓展，也影响市容整洁，上级考虑要将公司迁往近郊。本来此事与我并不相关，只因公司里有位王姓女医师，山东省人，夫妇二人都是解放军出身，王医生转业到公司，她女儿在我们这里读书，跟我很熟，再加上我走闯南北会说多种方言，山东话也能对付，时间长了，跟他们一家人都亲近了。热心的王医师见过家菊，也喜欢她，知道我们的家境。有一天，她来告诉我，公司这些房子要找人拆除，平整后交还上级另作它用，问我想不想拆？我哪能不想！就是怕出钱出不起。王医生说：“行了！只要你肯拆，别的事不用担心。”这位女医生负责职工卫生保健，人又极热心厚道，在公司谁不敬重！经她回去一说，不但不要钱，反而白送一切，天上掉个大馅饼啦！那年月我脑中只想弄一点缺少的材料门窗，根本没有独吞一切的奢想，星期六兴匆匆回家一说，全家包括芹芹都大喜过望，认定老天爷开眼保佑我们了。第二天辛城告诉队长，决定全队出动，至于我们一家的要求，只提出优先分些必要门窗和一些砖头,连运输费用都愿意和别人分担不享“特权”，真也够老实的。

“文革”后的领导对我照顾挺多，居然腾出大间房屋让我们农村来的乡亲全住进，伙食问题则由王医生联系由公司供给。

房子拆了一个多星期，我下班后去看看大家。经队长安排，家菊、辛城和芹芹专拆和学校贴进的两间小楼房，辛城跑上跑下用大锤敲打着墙壁，妇女用小锤清除砖上的水泥块。到这时我有时间看清她们干活，突然发现芹芹这姑娘已经很不像小时的模样，头发长长的，密密的，身材匀称得很，标准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双秀气的大眼。我不由暗自称奇，她的容貌超过了未来的婆婆。天数多了，我才得出一个结论，不但是芹芹，另有叁四个比她小些的姑娘也长相不俗，男孩子中眉清目秀的也不少，完全不像父辈中有些矮的矮，怪的怪。啊唷，没留心，我们小浜宅还是一座美男美女村哩！凭我从西南到东北走过十来个省，又在上海市区住了几十年的眼光，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百十个人的小生产队，能有好多个相貌好的孩子，密度可谓高矣，村子移民多四方杂处是个原因吧？

到底农村来的人，干起活来麻利着呢，家菊和芹芹更是带着造楼的梦想，一个比一个敲得快。不料在我不在场的一天上午，出了一场大事！辛城正站在楼上一横梁上甩大锤，家菊走过下面搬砖，楼上一扇四联玻璃窗突然因震动掉下来，忽的一声正砸在家菊头上，窗那么大，人那么小，转瞬间整个人身不见，却见人头从某处伸出，原来那窗不偏不倚往下砸时，一个大玻璃窗洞对准家菊的头，沉重的木框压倒了她，而未碰头脑分毫，玻璃粉碎了，她的头奇迹般露了出来。起初，人们惊得涌过来救命，只看到家菊一颗头，活着，没事。等辛城连哭带跳冲过来，芹芹已经和边上的人把家菊身上的重窗搬开，毛二百斤重呢。老天保佑，众人都习惯这么认为，家菊吓呆了，一直坐在一块木樑上，不说话。儿子他们没来叫我，我知道后，一个中午，都陪着她，只有我说话，并不见回应，一直不言不语。下午孩子们要她睡在地铺上休息，她不肯，仍跟出去，坐在离楼墙远的地方看人家干活，但不知什么时候，她又拿铁锤敲起来。

托好人王医生的福，我们需要的砖，门窗靠这次拆房备齐了，家菊又带小辈勐敲横樑和小型樑柱，打算从中拆些钢筋，但这个活只能用大锤抡才有效，辛城一人累得够呛；芹芹抢过大傢伙想帮忙，举上叁两下便砸不动，害得手臂发麻；家菊自以为比姑娘力大，硬是要试，一锤打下去，大樑纹丝不动，自己反到被弹回来。其实，本来未必这样无用，那是因为连日玩命地干，疲劳极了。看来，钢筋成了下一个难题，又得花钱。

趁着拆房的机会，家菊早就在队长耳朵边嘟囔着用地问题，原来平房地势太低，她想用村边拖拉机路旁自留地一部分造新房，队长念我家拆房有功请示大队批准了。

接下来造楼最大问题是工程队了，这不是平房找两位本村师傅就能干的。但工程队哪里找？不是没有，一是出不起造价，二是这种小工程人家不一定肯接。又巧了，我遇在市区认识一个南通人，他说家乡人都是干建筑的，这一向活不多，工钱好说，只要饭能吃饱就行。我抽空跑到南通市如东县物色合适的人。在那里看到的住房表明，砌砖技术果然高明，一下子托那位朋友找满六位年轻人，工种配齐，报酬也如他所说，只要饭尽吃，工钱不太计较，最后讲定四百五十元包干，虽说这个价足抵上我两个月薪金，但凭良心说，实是好像白干。

我的儿子确是很聪明，读书不多，脑子很会转，看到师傅来了，他展开了想像力对人家建议，如何如何搞点新花样，我心里想的只是钱这个字，一听就心慌，忙着泼冷水，说“先简单点，造出来就是，要不然材料不够，钱难弄。”

往往为了这父子俩难免说不拢。我心里想，谁不想好些，钱没有是真的，但愿你们小辈争气有朝一日造个别墅呢！

我们选定暑假时开工，这样我可以有空。家菊听说工人只要饭尽吃，工钱不高，十分高兴，忙着张罗。先是借好房子，又忙着轧米，而这些活并不需要她亲自动手，芹芹早就跟她妈讲好，工人就住在他们那里，搬稻谷也只要家菊搭一把手，她一个人拉了就走，真是没过门便成媳妇。

南通人砌墙技术没话可说，一转眼就升起半腰高，齐刷刷，一点乱七八糟泥浆不漏，看的人啧啧称赞不已。但是这群青年吃起来也真不含煳，菜多菜少不论，大碗饭堆尖了至少添一次甚至两次，有一顿迫使家菊急忙淘米再烧。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回想五八年《大跃进》深翻土地时，我最多一顿吃过一斤二两大米的饭，真饿呀，又缺油水，这些青年就是在这段饥饿年代里走过来的。

墙升至一人高处要搭脚手架，可是我们借不到几根毛竹，多亏南通青年创造发明，搭成单竿支架像走钢丝一般来回移动砌砖，这真是严重违章操作，看了叫人心慌。他们每天干到天黑，夏天时光可能己是七点多钟，乡下又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我试着给他们讲故事《水浒》，没想到大受欢迎，几乎天天讲到他们眼睁不开为止，我觉得对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我这么做也心安了些。

家菊开始急了，粮食一袋袋消失，万一将来口粮不够怎么办？现在是我教训她的时候了：“你要造楼房，又舍不得割肉，有这么好的事吗？不管怎么，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供人家吃。”家里产的粮我看不会吃光，多亏包产到户，不过防患于未然，我仍旧争取上海同事支持粮票。

房子一半砌空心墙，可以少用些砖，但用什么房顶这个问题家人没有统一看法。儿子想要新式点主张平顶，我怕水泥弄不到，其他人中立，结果师傅在大儿子叮嘱下按平顶砌了起来，果然溷凝土一拌，水泥太少，室外下大雨，室内下小雨，收不了场，“发起人”只得跑到大队苦苦求告才借到一部分水泥勉强过关，但是又添了一迭我要归还的债钱。最后房子是造好了，平顶上下四大间，只是楼上阳台没有栏杆，走出走进要提高警惕，不是别出心裁，实在是再也无钱可用了。此后多少年我像变戏法一般，东南西北四处找钱还钱。多亏《四人帮》倒台后，二十年未挪脚的六十五块五角陆续增到二百多块，可是靠工资吃饭还可以，造房子真难。在这段年月里，我曾经苦笑对人说：“我人生最大幸福就是不用借钱。”

我们第叁次造的房子虽说是二层楼，但时至八十年代在高东乡己经不是稀罕物，而附近还是有不少人赞不绝口，这主要是冲着家菊来的，谁都知道白手起家的她当年一块钱借过道当“新房”，替割兔子草借房的故事。

我们终于第叁次搬进自己的家，很潦草，楼下两间仍是泥地，而且其中一间砌有灶台兼作客堂，家菊安排楼上两间由我们夫妇和长子居住，小儿子回来住底层。搬来后第一天，家菊和我好像很晚很晚没入睡，记得话并不多，她把手臂搭在我胸前：“辛忠，我的心思了了，没想到这么快。”过一会儿又说：“两个儿子讨媳妇都够了。你说呢？”我叹一口长气，说：“两万五千里长征！”她没听明白：“什么？”我说：“难呀，要还多长时间债啊！”她不响，很久很久，说：“苦了你了，我知道。”把手臂举起又搭在我胸前。我被这轻轻一拍感动了：“真正苦的是你。”我把她的手臂拉回到盖着的被单下，两人亲亲地贴在一起，又过很长时间，她告诉我：“辛城想着要造一个大楼梯，然后分左右两边通上二楼，样子像电影里的，我对他讲，就现在这样，爷娘己经脱两层皮，将来看你们小辈争气吧。”我紧紧捏两下她的手：“你说得好！是要他们争气才对。”

造屋运动好比一场大战结束，收尾工作许许多多。芹芹一大清早就过来打扫战场。一家人都忙起来，应该说，心情是放松的。但就在此时，和芹芹并肩整理院子的家菊突然一呆，两眼向上翻起，身体软软地缩倒在芹芹怀里。芹芹完全没料到会这样，惊叫：“爸爸！辛城！爸爸！辛城！”家菊面色苍白，牙关紧闭，我顿时想起她多年前昏倒在田里的往事，一面狠掐住人中穴，一面叫辛城赶紧去黄家湾找解放军。这次看来麻烦大了，直到解放军开车来，家菊的眼仍未睁开。

又到了高桥第七人民医院。记得那时农民送医院先要通过大队卫生站赤脚医生，医药费减免后很便宜，我们这次突发病直接来院，好像也没先收什么高费，医生马上就进行急救，并叫家人退出不要围观。这样我才有时间向陪来的解放军干部和卫生员致谢，并说起前些年儿子和妻子也曾被救的事。两位解放军告诉说，他们这支部队刚来换防，前面的事不清楚，并再叁表示，不管哪个部队，帮助群众都是本职，不必放在心上。他们本要等到家菊苏醒后一块儿回去，但等了一个钟头也不见起色，医生表示，心肺功能无大碍，极度劳累贫血，必须住院观察。我们才劝说解放军返回，家菊住进病房。

住院人不多，妻子住的病房叁张还有一张空的，护士小姐忙忙碌碌挂吊针。大概是葡萄糖和一些营养药物。虽说无大碍，但病人仍然面色苍白，牙关紧咬，总是叫人不安，先是芹芹哭了：“妈，侬醒醒呀，不要吓我呀。”家菊还是毫无动静。接着辛城好像想起什么，也哭了：“妈，侬醒醒吧，我不讲房子不好了，我不讲房子不好了呀！侬醒醒吧！”他反比姑娘哭声更响，还陆陆续续讲着：“妈，我晓得侬做得太苦，没享过一天福，呜呜，我一定好好做，将来赚钞票再造好的房子给你住，呜呜……”我被他俩哭得也心酸，抹着不断流出的泪。

但是他们的妈妈仍是休克着不肯醒转，整个通宵都是如此。我要他俩轮流睡一会儿，不肯；他们要我睡我也不肯。叁个人硬是整夜看着昏沉沉的亲人，直到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估计家菊没有危险，但不会很快复原，我才借口要他们先回去照看一下新家，傍晚时来接替我。这才决定轮流陪房。

我再来医院，是出事的第叁天上午，家菊还在昏迷。虽然医生依然说没有危险，但芹芹终于沉不住气又轻轻哭着说出她的担心：“爸爸，妈会不会一直昏迷下去？”我嘴上不承认，心里也直打鼓，因为记得家菊一个舅母也是昏迷多天去世的，想到这里急着去掐她另一只手上的穴道，芹芹边哭边贴着她耳边不断说：“妈，醒醒吧！醒醒吧！我们回家，我们一道回家，好吗？”我想着要辛城他们回去休息，儿子说夜里他们轮流睡过觉，不困，于是我们轮流掐穴道“喊话”。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家菊吐出一口长气“啊——妈呀！”我们一阵惊喜中，她终于缓慢张开眼睛，孩子们齐声“妈！妈！”地叫，家菊两眼直勾勾看着天花板并不理会。我喊来护士医生，妻子仍无反应，原来她的记忆力没有恢复，根本不知道围着她的人是谁，辛城和芹芹又哭了起来。我试着对她介绍孩子是她的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她听着却没有回音，后来大家又轮流对她说各种家常话引导她恢复记忆，一直说到午饭时。

芹芹弄来饭菜想一勺一勺喂，家菊居然机械地张口吃着，很慢。姑娘看有希望了，更加快往她嘴上送，还说：“吃点饭就有精神，再吃点。”肯定是这叁天饿了，家菊张口的样子自然了，吃得快了。我问家菊：“芹芹你认识吧？”她点了一下头，我又指着辛城问：“他是谁知道吗？”家菊迟疑一下，嘴里吐出不大清楚的两个字“儿子。”我又问：“我是谁你知道吗？”妻子微微地，有些凄婉地浅笑了一下没说话。对于她的表情我理解透了，不用讲话。芹芹这顿午饭大有作用！我们征求医生意见，配些药明天可以回家养息，商量好，让辛城芹芹就回家，明天向队里借一部叁轮车接妈妈回去。

这次妈妈危险的昏迷，在上海读书的辛建不得而知，因为那几天他随上海市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去东北辽宁省大连市参加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运动会去了。等他兴高采烈跑回乡下报喜的时候，妈妈已经又在家里忙碌不停，一点看不出什么异样，直到芹芹抽空告知这位小学同桌兼小叔说：“辛建，你在外面开心嘞，妈差一点出大事见不到啰！”辛建一愣，直到了解详情，二话没说，一把抱住妈妈哭得像个泪人，嘴里只有“妈妈！妈妈！妈妈！”的声音。事后我听说，心里太理解这妈妈二字的内涵，用不着多说，足够了足够了。

吃饭时，辛建向家人报告了自己的“成就”，这次“大运会”分体育院系组和普通高校组两类分别记成绩，辛建因为读的是生物系，参加普高组比赛。在华东师大几年，课余在朱老师指导下练田径十项全能，比的当然也是这个。两天内连比十样，按国际评分表计分定名次，但只有一块奖牌，辛建不但得到冠军，并且打破高校记录，上海方面每月给他八十块钱营养费，大连市奖给一块手表。家菊听完，很久才想出自己的鼓励词：“儿子，你比爸爸妈妈强多了，真争气。”

大难以后的家菊没老实几天又开始新的行动，在屋边盖一串小棚和栏圈，并宣布要养一头猪和二十只鸡，她估计只要粮喂足四五个月就可以派用场，什么用场？准备为辛城、芹芹办婚事。话刚出口，小鸡进了棚，小猪也托人买来，她也又增加一项差事，但乐呵呵的。在上海拆房时，辛城和芹芹物色一些好些的木料和柱子，两人一商量，请师傅在芹芹家空房子里打起了家具。那时的工钱也低，可以说和造楼相似，只要饭吃饱，其它好说。虽然如此，叁个师傅的手艺可不平常，大衣橱、五斗橱、沙发、凳子无一不做得精细，而且颇具艺术构思。我偶而跑过去看看，不免站在一旁发呆，在珊黄经过的事一幕一幕从脑中移动，真不相信人生如此变化……

我们一头钻进造屋运动中的这段时日，家菊和我两家的人都发生许多变化，我的长妹在天津已经留在大学任教并升为教授，二妹在安徽任中学教师，因为深孚众望被推选为县政协副主席，南京的叁妹道路曲折些，从工厂下放农村苦熬几年回市区当小学教师，成了市模范班主任，不约而同都成为教育工作者，而且比我做得好；剩下的弟弟在厂里当技工，小妹则辗转从农场职工变成集体企业工人，最后努力写作而成了作家协会会员，她后来去美国进修。我的弟妹在母亲去世后，各自奋斗有了如此进步，使我十分欣慰，也感到忙碌半生远不及他们有成绩。家菊的妹妹却过的不太顺心，虽然找一位夫婿是工人，可是远在山西。她跟去几个月，住不惯又返回家乡。此时兄弟也该成家了，房子成大问题，又害得丈母娘大为头疼。于是家菊便把平房交给妹妹住，我们总算为家人作一个贡献，使我的腰杆也硬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