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达克对这个时候接到我的电话感到有些意外，知道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我把目前了解到的关于中国2008财年营业额存在人为造假向他做了汇报。我的简洁明了的陈述没有包含任何的怀疑或推测，而是都集中在目前掌握的事实上。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了解我面临的“坑”究竟有多大，况且如果不涉及公司的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等原则问题，职场中的“坑”大都是只可意会的。

方达克的反应似乎并不惊讶，但他平静地问我的几个关于事实的问题还是透露出了他的警觉：我是否有Paul的书面说明？Paul的说明是通过邮件发送的还是手写在纸上的？还有谁知道了我在调查此事？我有没有对Cherry或 Paul表达我的任何意见？

我如实地告诉他我收到了Paul的邮件说明，我没有向Cherry或Paul流露出任何看法，但不能保证Cherry或 Paul不对别人谈及此事，特别是Paul有可能去追问张宇航，或是向其他经理通报 — 我想方达克会想到John。

方达克叮嘱我除了我自己团队内的相关人员外不要再与别人就此事沟通，更不要向John，Jordan，或美国总部的其他高管提及。他会通知CEO杰瑞和CFO戴维斯 (Davis Dickson)，以便他们尽快准备对给NASDAQ和SEC的报告做任何必要的调整，同时也为已定于下周三下午的业绩发布会尽早准备。随后方达克又问我这边打算如何处理。我告诉他我需要时间了解清楚细节后再做决定。但无论如何，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是先想办法控制目前销售预期的下滑，减小这些虚假订单的取消对新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影响。考虑到明天上午十点方达克要和亚太地区的所有销售总监开例会，讨论第一财季的销售预期，我暂不因为这93万的亏空而下调我的销售预测，以便我有些时间寻找补救措施，同时方达克也有机会看看John，Jordan和亚太其他国家能否提升他们的销售预测，从而使亚太的总体预测不下降。方达克认为通常情况下他应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消化一个季度中93万美元的销售预期的下降，可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却几无可能，所以此刻也只好如此。

至于追查责任，是属于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我已与我的MBA课的教授约好下周要按计划回美国上课，我也需要再多一些时间全面调查和考虑，如需要做任何纪律处理，也留待我7月底回到北京后再说。

我的回答也都是针对事实和行动，而无关乎任何分析与推测。我几乎要提醒方达克这93万美元仅是华北地区的个案，还是中国团队造假的冰山一角，但我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我向我的上级报告了我发现的我的团队中的问题，已经尽到了一个职业经理人此刻的职责，方达克作为John和Jordan的直接经理，他自会去考虑中国的其他团队的问题。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即使我是完全出于对上级和公司的好心的建议，任何向老板表达对我的同级的同事的负面想法都是不明智的。尤其是方达克也体会John和我在这个微妙的期间里客观上的竞争关系，我绝不能让我们共同的上级产生我刚上任就先出手攻击我的同级同事的错觉。对上市公司而言，提供给NASDAQ和SEC的经营数据是否真实是问题的实质，而我目前掌握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公司2008财年的销售额有人为造假，至于虚假订单的多少都不那么重要了，具体和准确的数字是今后审计的工作。

周一下午本应是销售总监与各个地区销售经理讨论各地区的销售预测的时间。但我上午已经直接参加了华北和华西地区的销售例会，也就无须再和Paul或George开会了。放下与方达克的电话，我给我负责管理的北京，沈阳，成都，和西安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发了一个邮件，通知大家我计划在八月上旬访问成都，西安，沈阳办事处。作为我和大家互相熟识的一个环节，我届时将与各个办事处的每个同事进行一个小时的“one on one”（一对一）的单独沟通，这周先从北京办公室开始，并请总务主任Jennifer总体协调我的日程。这种一对一的沟通也是我喜欢的一种与团队互动的方式，可以让所有的团队成员无论工作职责或级别，都有一个与我面对面的单独交流的机会，我也可以借此了解每个团队成员的状况，与大家分享我的愿景并建立互信。

在乐波特，所有管理人员从乐波特博士开始就都没有私人秘书，通常是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有一个总务助理管理日常杂务。像北京办事处这样的中国分公司总部所在地，职能部门和人员都较多，有三个助理分别支持商务部，段新峰Frank的全国服务中心，和Paul的华北地区销售。而Jennifer作为总务主任，直接管理着商务部并支持着中国分公司的事务，包括Vivian负责的最敏感的财务和人事。我的工作地点在北京，Jennifer也自然负责对我的辅助。

第二天一早Jennifer就邮件通知我说她把我后面一个月的日程都已安排好了，也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我从美国上课回来后去成都，西安和沈阳的行程。Jennifer办事高效且细致，她不仅把我的日程全都放在我的Outlook的日历里，还在邮件中附加了一个Excel的一览表，又提醒我她已经把我在美国的时候要参加的电话会议都换算成了我在西雅图的当地时间。

周二上午十点钟的方达克和销售总监的例会没有任何意外，新财年刚进入第三周，各个销售总监的销售预测都没有新的变化，John和Jordan的销售预期也都与三亚开会时汇报一样，只有方达克知道我这边有93万美元的亏空。

开完会后我再次打开Jennifer的邮件细看，才发现我这周与北京的每个员工的一对一的交流都安排妥当，却唯独没有我与张宇航和孙自立的，进而发现与他们的单独沟通被都安排在了我从美国回来后的去访问其他办事处之间在北京的短暂停留的一两天里。我去问Paul后知道张宇航和孙自立这周有两个航天部院所的研讨会，还要去石家庄拜访客户，没有时间。七月中旬本是许多高校和研究所的放假时间，又赶上奥运会，客户的活动大幅减缓，这也是Paul在三亚会议上对于华北地区销售预期不佳的解释，难道是张宇航已经知道了我要调查虚假订单而故意回避我，或许他还知道我要回美国上课的行程，所以拖延以争取时间好与其他相关人员勾兑说辞？

我从不相信巧合，任何在低维空间里看似的巧合在高维空间内看都是必然的。多年的销售管理的经验和与各种文化背景的企业高管们的共事，让我有站在高维空间里看问题的能力，让我对人的本性有充分的理解，让我能很快就从过去几周，特别是三亚会议以来的纷杂的信息中把关键节点联系起来，形成逻辑的分析和对面临的局面的大体准确的判断：

美国总部对中国业绩和管理的多年的不满，造成了我的“空降” 和中国的改组，这使得John知道他在乐波特不会再有前途，他就把职位的安全和现实的利益作为唯有的重要的考量。他利用改组前尚余的对中国团队的全面掌控，默许，授意，甚至施压销售制造虚假订单，利用2008财年的销售佣金尚与销售额相关的事实让他自己、地区经理、和销售们都因虚高的销售额而在2008财年结束前挣到他们本不该得到的销售佣金，这样就把Paul、张宇航、孙自立，或许还有更多的人都和他绑在了一条利益链上。在三亚会议之前除了John自己以外，中国团队其他人都不知道方达克要改组中国管理团队的决定，也不知道公司将会给予销售有保障的销售佣金，Paul、张宇航和孙自立自然仍把John当成自己的老板来全力配合，何况还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同时，John又在我到任前故意抬高我将负责的政府业务的销售预期，在新财年的第一周公司各级财务把2008财年结账后，再把那些虚假订单以客户项目变化为由从系统中取消掉，就会给公司造成我一上任不仅不能改进政府业务，反而把原先交到我手上的一个不错盘子给搞砸了的印象，造成销售报表上从2008最后一个财季到2009财年开始时的断崖式的下跌，由此期待公司承认空降我到中国的决定是个错误进而恢复他之前的权力。

但Paul、张宇航和孙自立都不曾想到三亚年会上他们忽然换了个美籍华裔的新老板，而且这个新老板新官上任三把火，不仅马上恢复了中断已久的销售例会，还不听任何形容词和表态而只关注于数字和具体细节，立刻就发现了单子造假的问题。他们面临着选择，是借此时间向新老板表忠输诚，还是趁着新老板立足未稳，配合John的思路将计就计把新老板搞掉。或许他们还没有想好，需要拖延时间来考虑对策。除了周一例会上短暂的介绍和握手后，我还没有再见过张宇航和孙自立，没有听到他们的解释，也就没有全面的信息和足够的事实来证明我的推测，我不仅应该给自己，也是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在与所有的团队成员进行“一对一”前，不会做任何决定或采取行动。我请Vivian给我发来了全部我负责的团队成员的个人简历，以往的工作业绩考评，和所有销售人员2008财年的销售佣金的计算与发放记录，以便我在与北京团队进行一对一前做好准备。我按照CRM系统中记录的2008财年的销售业绩核算了每个人的销售佣金，计算都是正确的，唯独在Paul的记录中有一栏“特别奖金”，是在2008年3月份发放的十万人民币出头大约一万五千美金左右。我去问Vivian，她说这是方达克特批给Paul的，而且钱是直接从美国财务转到中国账上，至于原因她也不清楚，但肯定应该不是因为Paul的任何特别工作表现，因为Paul的前一年的工作表现评定仅为“acceptable”（及格）。我进一步问她Paul是否是唯一收到这样的特别奖金的人，Vivian说Paul是我的团队成员中唯一的，那我知道在中国公司里不是我负责的团队中也有人收到，也就不再追问。

而那个在三亚会议上提到的似乎尽人皆知而大家又都心照不宣的“天使大单”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它既没有出现在CRM系统中，也没有体现在Vivian的销售佣金的计算中呢……？

（待续）

此书中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可以在亚马逊和Barnes & Noble的网站上买到。同时此书也有英文版，可供与中国有工作联系而不能阅读中文的朋友或有志回国发展的华二代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