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0年秋天参加了美国绿卡抽奖。填写的表格简单得令人诧异，多半都是与联系方式有关的问题，不过，一个名为“国籍声明”的格子让我停顿了一下。大多数申请者会顺手写下他们的出生地，然而我的经历更为复杂一些;我无法真心实意地确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我于1986年7月19日出生在加拿大。我的父母都出生在伊朗(有亚美尼亚和俄罗斯血统)，当时居住在日内瓦。不过，只有瑞士公民的孩子才能获得瑞士国籍。当时，我的父母都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工作，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在瑞士待到满足入籍条件的那一天，因此我注定要继承我的伊朗身份。我的父母非常清楚，这个身份将对我的旅行和工作构成终身的限制。

　　所以，他们想出了绕道第三国的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我的母亲在临产前几周穿上一件特大号的雨衣，飞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她的兄弟就住在那里，她会和兄弟呆在一起，在当地的医院生下我，处理好所有的入籍文件，然后才抱着我——一个加拿大婴儿——返回日内瓦。整个过程是如此顺利，于是四年后她将同一过程重复了一遍，生下了我的弟弟。

　　在我8岁时，母亲最终加入了瑞士国籍。因此我终于可以成为一名瑞士公民。然而，我的国籍证件再次将我引入歧途。成长过程之中，我在家里使用四门语言——和父亲说亚美尼亚语、和母亲说俄语、和保姆说英语及法语——还在国际学校学习，在那里，除非是在世界杯期间，否则根本没有人在意你来自哪个国家。那时我住在瑞士，但是无论从哪一点上看，我都是在国际化的环境中长大的。

　　当我去纽约上大学时，学校根据我的姓邀请我参加亚美尼亚人的活动，又根据我的名邀请我参加伊朗人的活动。我从未过多地思考自己的出身，因为我忙着交朋友，忙着爱上这座城市。有几个夏天，我在纽约工作，这是我生活过的第一个让我有家的感觉的城市。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整个成年时期(虽然为时尚短)之后，我无法想象自己会离开。所以，在我毕业时，我发现自己需要一张工作签证。

　　外国人可以申请几种工作签证，从季节性的农活项目到只颁发给“杰出外国人才”——比如诺贝尔奖(Nobel Prize)获得者、明星，偶尔也有作家——的O类签证。对于像我这样刚开始工作的人而言，尝试O类签证只能算是轻率的冒险。在大学毕业生中，最普通的工作签证就是H1-B。不过申请该签证需要数月时间，雇主需要交纳数千美元的律师费来为外国雇员提供担保。外国人在美国的法律地位也有赖于他/她的受雇情况。

　　我毕业时，正是经济衰退(Great Recession)的前夕，没有人愿意为我提供担保。我咨询一位律师，要怎么做才能够留下来。他从我那里拿走了100美元的咨询费，之后就问我有没有一位可以结婚的男朋友。

　　我离开了，但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在日内瓦，我感觉自己就像个陌生人，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离开了。我没有在加拿大生活过。我在伊朗什么都没有。我尝试待在俄罗斯，但仅仅坚持了六周(生活忠告：如果你感到失落，不要去俄罗斯)。最后，我在巴黎的一个国际组织找到了一份工作，接下来的一年都在用 Skype(译注：网络电话软件)和我的纽约朋友聊天，用我的笔记本听纽约公共广播电台(WNYC)的重播，同时申请回到美国的研究生院学习。

　　如果当初没有足够的运气和资金回到学校，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世界的哪个角落。2010年，我回到纽约攻读新闻硕士，那一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刻苦。学校的一位辅导员告诉我，我必须用自己的辛劳和才华弥补我在国籍上的不足。参加工作面试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社会弃儿。我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开玩笑说，在面试中坦承自己只持有有限的工作签证，就像在初次约会时，告诉对方你患了疱疹一样。

　　与此同时，我参加了绿卡抽奖项目——也就是“多元化”移民签证抽奖项目。他们把这个叫做抽奖的理由很充分——抽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一年以前，我就在日历上标注了抽奖的截止期限，所以错过这个日期似乎是一种浪费。我没有合乎申请表尺寸要求的照片，我的男朋友就让我站在厨房那落满灰尘的白墙前，抓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是早上七点，我正面朝前，看着就像一个昏昏欲睡的罪犯。我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在“国籍声明”一项下选定了瑞士。

　　去年夏天，当我发现自己被抽中时，简直不能相信事情竟然如此简单。我给三个律师打电话以确认这是真的。他们说，这是真的。

　　事实上，这不是真的。

　　经过两个月的苦苦等待，我收到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的一封信。信中通知我，我不符合抽奖资格，因为我声明的原始国籍是错误的。虽然我有瑞士国籍，但我不能算瑞士人，因为我出生在加拿大。加拿大人通常没有资格参加抽奖。可是，我的父母出生在伊朗，如果我当初声明自己是伊朗人，我的申请就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我进行了上诉和投诉，然而于事无补。我母亲1986年夏天的那次旅行回过头来反咬了我一口。当然，可笑之处就在于，对于多元化抽奖来说，我过度多元化了。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是哪国人。

　　我曾经认为，只有对贫穷的移民来说，移民问题才成其为问题，但它不会影响受过大学教育的全球公民。现在我才知道，无论是谁想获得工作签证，都得经历一个常常令人心碎的复杂过程。幸好，我在过去数月里听从他人的建议写下了一系列自我推销的文章，更不必说还有一名好律师的帮助，这样才在今年得到了一张O类签证。我不必为了在美国开拓我的事业，就非要和一个男人结婚，或卖身给某项工作。然而，我能留下来，仅仅是因为我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外部支持。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自始至终都很难获得机会的眷顾。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