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与这个世界上最大强权的政府接触，是在一九八九年那段世界震撼的日子里，美国驻大阪的领事馆主动找上门来，摆出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姿态，一方面表现出“国际宪兵”的领导责任，一方面也确实比较出我们寄住的这个国度的政治制度的低劣。笔者记起曾经为之神往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以为华盛顿政府不愧是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人民的、人民统治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1]不过，当镇压八九中国之春的枪声平静下来之后，东京政府就开始与北京政府的交易，共同迫害（或收买）在日本的民主人权运动，而华盛顿政府却基于东京政府不会保护任何中国公民人权的事实（尽管它在巴黎的首脑会议上也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宣言），以“有移民倾向”的理由拒绝我们入境的签证申请，劝告我们去向东京政府要求公道或回北京去申请！在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被迫害更多地活动在海外的五、六年里，导致其政治意义快速衰退的原因就是北京、东京、华盛顿、台北等政府权力收买、迫害中国公民的幕后交易；这些交易，无论其多么隐藏或明目张胆，但结果都非常肮脏、赤裸裸地向无权势的中国民众显示出各国的统治阶层对人类犯下的罪恶。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为了维持各自的政权利益，迫不得已放松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减轻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如果说十年的中国社会有什么进步、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增长，那么这一切都是社会改造党人以丧失自由和幸福的牺牲为痛苦代价的。没有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和勇敢精神，中国人民有如今的言论自由和新式生活吗？这一切难道是执政者自动赐予的吗？”[2]

如果说马克思先生的“无产者只有在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豪言早已被掌握国家权力的任何“无产阶级政党”粉碎的话，那么，抱定彻底消灭国家制度的无政府主义信念者就是自愿下地狱的普罗米修斯，从我们自身的受奴役状况可以直接标明国家社会制度的改进程度。这一次，在一美元只值八十日元的背景下，我们参加由日本旅行公团JTB主办的旅游行程，开具收入、工作等人参证明担保（甚至还请亚洲研究协会发来学会邀请），终于顺利取得进入这个帝国国境的许可，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纽约。

除了海关移民局外，纽约是典型的国际性开放都市，只不过自由女神和当初的只具检查身体状况功能的移民机构已经成了历史博物馆，支配这块地域的是洛克菲勒中心或世界贸易中心等摩天大楼，人在这里算得了什么？卡内基（1899年）毫不讳言地说：“竞争法则对个人而言虽然残酷，对人类全体却是最佳选择，因为所有的部门都保障适者的生存。所以，商业、工业资产的垄断集中，不仅仅是利润的结果，对于人类的进步也是不可或缺的。”“友爱与合作关系的确立，必须首先要变革人性，它虽然可望却不可及。”“一视同仁的慈善是一种对于人类进化的明显妨害，与其让有钱人花几百万美元去资助懒汉、醉汉、小人物，还不如把金钱扔到海里更有益于人类。”那些现存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总是要强化现存制度，在他们看来，罢工、金本位制的废止、妇女参政权、黑人平等、政府对下层的救济等等，都是有违人类进化原则的。实际上，在1893-96年的经济危机期间，芝加哥的各铁道公司以罢工妨碍了联邦邮政和州际通商为名，取得了联邦法院的禁止罢工法令，派遣几千名联邦军队镇压、逮捕了罢工的工会ARU成员（1894年夏季）。这时离“内战”（南北战争）的结束并不太久，美国人还没有忘记林肯的理想，以为他们从此不再会有内战，各阶层可以通过协议解决他们的利益争端呢！当时的伊利诺州知事就主张不必派遣军队就可以调解劳资冲突的，后来，他因为主持公道，释放了三名无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被解职了。

美国的成功和内在的社会矛盾都来源于独立建国的历史，在费拉底菲亚（合众国诞生之地）和华盛顿D.C，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受支配、统治这块国土的政治理念和传统理解在人民统治名义之下的美国社会制度，它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论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还是领土扩张，上层统治阶级都牢牢地掌握着主导权而不允许来自民众的独自反抗成为现实的政治力量。华盛顿不就是因为没有再当第三任总统就受到仅次于耶稣的朝拜吗？华盛顿的“伟大”，只在于比较起希特勒、斯大林、日本“天皇”、毛泽东、邓小平、金日成等而言；但比起内森·黑尔（因刺探英军情报被抓获，临刑前说：我只遗憾不能第二次为祖国献身）来，华盛顿不过多一些知识、技能而已，是后世的统治阶层夸张、利用了这种微不足道的差异。林肯也因其出身“木屋”常被抬到与出生“马槽”的耶稣相论，但预言并献身于废除奴隶制度的正是被州政府处死的约翰·布朗；林肯的灵堂每天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接受来自世界各处的敬礼，布朗的尸体躺在坟墓早已腐烂了。除了《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人权宣言》的“自由宪章”，美国人难道不应该把如下的预言、传道刻记在他们的心灵吗？“我泰然自若、心情愉快地等待着公开杀害我的时刻到来，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我为推进上帝和人类的事业效力的唯一途径；我与家人所作的牺牲和遭受的痛苦都不会付之东流。”（布朗1859年11月30日于弗吉尼亚州杰弗逊县Charlestown监狱）“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绞刑架前的六名无政府主义者。插图）“我还要为我们生存和自由的权利进行辩护，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要为此斗争到底；然而，政府、财阀以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死死地与我们作对，因为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假如我们在忍受了七年四个月零十七天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冤屈之后，还是非被处死的话，那原因我已经告诉了你：因为我们站在穷人一边，反对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3]

认识到美国政府与世界上任何别的政府一样，具有既（在名义、形式上）代表全体国民、又（在实质上）体现统治阶层意志的双重特征，可以很清晰地透视出近几年来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表象喧哗下的原由。当民主党进一步衰退、保守主义进一步抬头时（日本也正好同样迅速地右倾化），也就难以指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带有普通价值（如人权）的义务而更多地感受到它的“国民·民族”主义利益保护。事实上，中美之间的人权争议几乎退化为关于少数人物的处置的交易的表演，表示国际社会通过政府间谈判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途径已经达到尽头。这并不是坏事，回省苏联、东欧的解体到今天的叶利钦专制的成立，以莎哈诺夫为象征（或许还得加上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巴乔夫）[4]的持不同政见者扮演了与其愿望相违背的身不由己的功能。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而言，当它越多地丧失独立性格（有少数的靠天安门事件发迹的败类一开始就蓄谋于此，与政府权力交易，有不少人却是无知、无意识地以此强化个人的地位）时，它就越发失去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好在任何政府（强权如美利坚合众国）都没有能力拉拢收买中国民主·人权的主力军——普通的无权无势的中国广大民众，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诸如中日关系会常久地把持在北京、东京政府的两国政客官僚手上（共同迫害中国公民），最近中国民众的对日战争索赔呼声冲破政府权力压制就是明证。可以说，真正正常的、自然的、和平的、友好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确立才刚刚起步。 

[1995年5月4-5日 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