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一家人圍坐在一起，用CHINAONE，第一次給國內的家人打電話。

鄧安安先讓兒子可可跟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講話，逗老年們開心，然後才講到正事上來。

兩邊的老人聽到他們一家人已經移民加拿大了的時候，詫異萬分。

的確，這通電話，對於國內的父母來說，實在是太突然了，因為貝益民和鄧安安都在出國前沒有向他們透露一點點風聲。

貝益民不願意向父母透露消息，是因為貝益民不敢讓父母再為他擔負更多的憂愁。

貝益民在讀博士以前，上的是上海光華大學的國際金融專業，轉行讀新聞學博士的時候，他就把博士專業的研究方向定在傳媒經營管理上，讀博期間，他的研究頗有心得，也出了不少成果，畢業的時候，學校想留他在學院任教，他也有心在學校里繼續做些研究。

不過，就在畢業前，廣州《珠江日報》的社長來上海，參加了在新聞學院舉辦的一個報業經營管理的研討會，他在聽了貝益民關於中國報紙產業化的歷史與現狀的一個發言後，看中了他，告訴了貝益民珠江日報建設報業集團的宏偉規劃。

貝益民在一股理想的衝動下，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上海。

一年後，他為珠江日報完成了集團化發展的計劃綱要，提出了珠江日報產業化發展的思路和方向，同年，他被委以重任，擔任了全新組建的珠江日報連鎖店有限公司總經理，之後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快速地建成了全國報業第一家，以自辦發行為宗旨的，報刊連鎖店公司，為珠江日報的產業化和集團化發展奠定了基礎，也因此讓珠江日報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

九七香港回歸前，由他代表報社起草的全國第一家報業集團的請示報告，得到了中宣部的批准，珠江日報成為中國第一家報業集團，引導了整個中國的傳媒業從此走上產業化和集團化發展的新道路。

貝益民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得到提拔，收穫了地位和名譽，還被“列入”省級梯隊人才。

憑着對理想、對事業的一股執着的追求，他不停地在全省各地，乃至全國各地“開疆闢土”，一方面，報紙發行的網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寬廣，另一方面，貝益民也似乎正在變得離權力的中心越來越遠，不斷地被“邊緣化”了。

平地一聲驚雷，21世紀初，珠江日報爆發了轟動全國的腐敗案件，珠江日報的一把手和二把手，雙雙落馬，從高層到中層，一下子抓起來一批人，先雙規，後投入了大牢。

貝益民作為“封疆大吏”，雖然遠離權力中心，但是作為珠江日報領導手中的一塊招牌，當然早已被人懷恨在心，自從一二把手雙規以後，幾乎天天有人寫信到市紀委和省紀委舉報他，要求徹查。

很快，貝益民從報業連鎖店發行公司調回總部，擔任新聞研究所的主任，而背後的“調查”也很快就展開了，大家開始等着看他的笑話。

然而，讓幾乎所有人都很“憤怒”的是，貝益民竟然讓他們“失望”了。

紀委反覆找他“喝茶”，而且每次都是一副證據確鑿、信心滿滿的樣子，但是整整三年時間，沒有找到他絲毫違規違紀的事情。

這反倒是讓有些人感到“非常尷尬”了。

原來，是“命運”在作弄貝益民的同時，無意中“挽救”了他。

貝益民從畢業來到珠江日報，一直被當作一面“招牌”在使用，提拔得飛快，本來“爬得快，跌得慘”，但是因為他上升得太快了，使得他根本還來不及“被腐蝕掉”，大學生一般的心智，讓他保持了高度的純潔，恰恰是靠着這一點，他“活了下來了”。

最後那一次，一位從來沒有在“喝茶”室裡面出現過的“老領導”，走出來，把貝益民送出紀委大樓的時候，在大門口拍了拍貝益民的肩膀，說了這麼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共產黨裡面還是有好幹部的，你這是最後一次了，受委屈了。

貝益民聽了，心裡五味雜陳，不過，最多的還是“苦”的味道，因為這位“老領導”的話，既沒有錄音，也沒有一紙公文，除了貝益民他自己，沒有任何其他人聽得見，當然，也沒有任何其他人有興趣聽。

後來，他終於明白了，其實，這些人，從來就沒有相信過，這個世界上還有“好人”，這句隨口說說而已的話，其實只是在告訴你，組織上讓你承受的一切懷疑、侮辱和折磨，從此一筆勾銷了。

但是問題是，雖然查不出“問題”，貝益民作為“前朝遺老”的帽子卻還是“不由分說”地被死死地給扣上了。曾經紅極一時的所謂“招牌”人才，一下子變成了過街的老鼠，貝益民在單位里就像一個遊走的“瘟神”，人見人躲，曾經的熟人們也都變成了陌路人。

既然原領導都已經被送到牢房裡去了，想找也找不到了，一些人當然也就把對過去領導的恨，統統發泄到了貝益民的身上。

回總部以後，三年的時間裡，貝益民被報社的新領導四處發配，一會兒塞到研究所，一會兒塞到辦公室，一會兒又塞到群工部，最後被塞到資料室，做了一名“帶級別”的資料員，僅僅30來歲的他，竟然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窗邊族”。

事實上，經過這幾年時間的發酵，關於貝益民“出事了”的謠言早已經傳得滿天飛了。這些謠言先是在廣州地區的媒體流傳，後來不斷延伸，又從廣州的媒體單位傳到了武漢的媒體單位。

貝益民父親在調任大學之前，曾經在武漢的媒體中工作了幾十年，熟人朋友一大堆，這些話毫無意外地最終傳到了他的耳朵里。貝益民的父親曾經是非常為兒子感到驕傲的，現在突然發現兒子被人連帶着拉下了水，就像是眼看着兒子要被淹死，卻又無能為力一樣，整天心急如焚，唉聲嘆氣。貝益民的媽媽，倒是比較想得開一點，打電話勸貝益民，要緊的是健康平安。

相對而言，貝益民自己心裡反倒是最“妥妥”的。回到“總部”之後，他就開始安安靜靜地享受這既單調也平靜的“早九晚五”的日子。因為他雖然很“單純”，但是絕對不傻，他很清楚，自己在珠江日報也就是一個招牌，或者叫“花瓶”，這些年中，他所得到的所有職位，不是沒有實權的副職，就是沒有一點油水的苦差，而他之所以願意接受這樣的“待遇”，是因為他懂得自己需要“歷練”，那是他必須支付的“代價”。

最關鍵的是，他很明白，自己從來就沒有被老闆真正納入到集團的核心圈子裡去，珠江日報的老闆或者老闆們，真正想要從他身上得到的，是利用他，向上面的領導們顯示自己對選拔人才的態度，也利用他作一個榜樣，向全國的大學招募到更多的“優秀人才”。

也就在這個時候，貝益民得到了一次“天賜良機”。

香港回歸以後，當時的廣東省為了加強“外宣”力度，決定創辦一張獨立的英文報紙《南國早報》，省委宣傳部分管外宣的領導吳玉清，是貝益民光華大學新聞系的師兄，他堅持推薦由貝益民來主持這張英文報紙，而“湊巧”的是，在當時偌大的一個珠江報業集團，除了貝益民，竟然也再找不出第二位英語好，還懂報紙編輯和經營管理的中層以上的幹部，加上貝益民本來就是“省級梯隊人才”，所以拖了一段時間後，最終還是讓貝益民“再次出山”了。

在編輯出版英文報紙的過程中，貝益民的英語得到了極大的鍛煉和提高。

也因為這個新的職業的原因，貝益民很快接觸到移民這個行業和美國加拿大簽證的業務，他和鄧安安商量以後，很快偷偷開始了加拿大移民的申請。

鄧安安沒有告訴父母移民計劃的原因，與貝益民大相徑庭，但是“異曲同工”。鄧安安只是不想喚醒了自己父母的一場美夢，因為他們一直以為鄧安安在廣州的工作非常順利，事業蒸蒸日上。

鄧安安是在貝益民博士畢業後，作為博士畢業生的家屬，隨貝益民從武漢調到廣州的。珠江日報幫助鄧安安找到了中國聯訊廣東公司市場部銷售的工作。當時中國聯訊剛剛在廣州成立不久，人手還很少，鄧安安因為學歷高，素質好，工作有成績，很快就被人事部臨時借調到總經理辦公室，沒想到，在偶然的機會裡，她的老闆發現，這位鄧安安小姐原來是自己大學“恩師”的女兒。

有了這層關係，鄧安安很快就被安排進了總經理辦公室，一年後擔任了辦公室副主任兼總經理助理。

貝益民和鄧安安在廣州工作一段時間後，請各自的父母分別來了一趟廣州。鄧安安的老闆聽說後，專門在廣州天鵝賓館隆重接待了自己的恩師和師公。當時的中國聯訊，事業日進千里，讓鄧安安的父母覺得，自己的女兒肯定會跟着公司做大做強了。

想不到，同樣在21世紀初，鄧安安的老闆在權利場上失利，突然間被總部通知退休，在幾乎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立馬掃地出門，變成了一介平民，回家養老去了。總經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當然也就更談不上為鄧安安安排一點後路了。

鄧安安一瞬間就從天上落到地下，所謂“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得志貓兒雄過虎，落毛鳳凰不如雞” 。鄧安安這些年手握重權，不知道在有意無意間得罪了多少“小人”，現在沒有權力了，也沒有人“罩住”了，當然也就額外“招人恨”，她被從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發配到客服部，當了一名所謂高級客服項目經理，也就是一名“高級”客服員。

鄧安安本是一個小姐的命，突然一下子讓她去做丫鬟的事，當然一下子難以應付得來。在公司客服部勉強熬了兩年，感覺天天都有一千隻腳一萬隻腳，在她身上踩，臨出國前竟然又被公司以優化崗位責任制為由，把她的“級別”也擼掉了。

遭受這樣的委屈，鄧安安只敢對貝益民一個人說，哪裡敢跟自己的父母講？所以她希望通過移民，把這些自己受委屈的事情都一步跳過去，等到了加拿大之後，只管告訴父母自己更上了一個新台階，在加拿大的生活事事順心，也就省得聽父母嘮叨，逼着她去揭開那些她再也不願看到的傷疤了。

萬運的是，從21世紀初，廣州開始推行商品房，貝益民和鄧安安在這場浪潮剛剛興起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賣掉了單位分配的福利房，用這筆錢作為首付，在廣州最好的地段購買了一套高層公寓，成為廣州第一批購買高檔“商品房”的人群，這一次大膽而成功的投資給了他們巨額回報，隨着廣州房價的高速增長，等到他們賣掉房子離開的時候，他們籌到了“一大筆錢”，遠走他鄉的這次冒險，因此有了一些“底氣”。

更加幸運的是，這麼多年，貝益民不僅從來沒有“放棄”過英語，而且在編輯英文報紙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所以他按照雅思考試的要求，稍稍複習一段時間後，考出了很高的分數，再加上移民公司為他“度身訂做”的包裝，讓他的技術移民申請竟然在“千軍萬馬”的移民案件中，以“快馬加鞭”的速度，審批下來了。

從得知移民申請通過，到最後離開廣州，貝益民和鄧安安兩人就像是無意間中到了巨額彩票的“獲獎者”，“狠狠”地把秘密深藏在心裡，開始了“地下黨”一般的生活，生怕有任何人發現了這個秘密，擾亂或者阻擾了他們的計劃。每天，他們兩都在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晚上和周末的時候，卻像發瘋一樣地做着各種準備工作，查找資料，確定落地的城市，比較不同城市的學校，掛牌銷售在廣州的房子，查看溫哥華的房子，尋找溫哥華的地產中介，還參加了強化培訓的駕駛學校。

直到最後，一夜之間，他們清空房屋，頭也不回地登上了飛往大洋彼岸的班機。

。。。。。。

貝益民和鄧安安既然早有了這番心裡準備，當然出國以後的這第一通電話，也就變成了一場報喜的廣播。

兩邊的老人得知貝益民和鄧安安都已經有了工作，而且還買了房子，孫子讀書很開心，也就基本上轉憂為喜了。

打完電話，貝益民和鄧安安相視一笑，都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鄧安安把兒子貝可親拉過來，三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

中國，那些讓人不堪回首的“往事”，終於就這樣靜悄悄地翻篇了。（請點擊“作者”，查閱我的個人資料和動態，看看我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