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到深圳，貝益民和貝愛國輪流開車。

兄弟兩這些年，從來沒有機會這樣單獨呆在一起，漫長的旅途成為他們難得的交流機會。

兩人天南地北地聊，最多的話題，都是家庭，“為人之父”和“為人之子”。

貝愛國問貝益民：哥，我聽說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人，基本上都是為了子女的教育，你移民過去是不是也是這個目的？

貝益民說：“子女教育”肯定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些人過分強調這個原因，我就很不贊成，我和鄧安安移民都有自己的主觀動力，並不僅僅是為了給兒子當橋梁。

貝愛國點點頭，問：可可在那邊的學習壓力大不大？他現在學習成績還好嗎？

貝益民說：可可現在基本上沒有過去的那種“學習成績”概念了，加拿大的大學是申請制的，基本上就是用在高中的平時成績申請，而且加拿大高等教育資源非常好，人均高等教育資源比例全世界最高，所以可可基本上沒有“高考”的壓力，他現在的學習生活很快樂。

貝愛國問：我不是聽你說過，可可的數學是個大問題嗎？

貝益民笑一笑，說：是的，可可原來在國內的時候最頭疼的是數學，但是因為加拿大初中和高中的數學不像中國那麼“變態”，他現在不僅沒有數學問題，反而是班上的數學尖子，另外他的英語進步也非常快，在 “語文” 這方面也沒有壓力。

貝愛國擔心地問道：可可的數學到了加拿大可以變成了尖子，這是不是說明加拿大的數學教育很有問題啊？

貝益民想一想，說：我這樣回答你吧，你看看，中國人向來自稱會讀書，尤其是數理化成績好，但是很可笑的是，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相反，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學沒有那麼“變態”的數理化要求，但是全世界最多的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都在美國，加拿大也有1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且主要都是科學獎。

貝愛國驚訝地問：這是為什麼？

貝益民說：原因很多，最關鍵的原因是在中國，大家把“知識”與“求知”混為一談，中國人的創造能力在學生時代就被完全扼殺了。

貝愛國沉吟着，沒有回應。

貝益民接着說：中國的科舉制度原本是個好東西，在古代很長一段時間，為中國封建政治的發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理解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民主機制”。但是現代高考制度已經完全變質為一種逆向的“淘汰機制”，只片面地強調數理化知識，有意忽略人文科學，學習變成了根除青少年天性的一種“外科手術”，而沒有了人文精神的中國孩子，就像是被人“閹割掉”的太監，缺乏思想的“獨立性”和“創造力”，而且製造這種壓抑的惡勢力，不僅來自學校和社會，也同時來自於孩子的家庭。

貝愛國說：哥，你是不是講得有些極端？你自己不也是從高考中選拔出來的人才嗎？而且你後來還讀了博士，是還個很有獨立見解的人啊？

貝益民輕輕嘆了一口氣，說：我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在人格和精神方面都有缺陷的人，幸運的是我參加高考的時候，中國高考才剛開始不久，沒有那麼“變態”，而且我的大學時代剛好是中國當代社會思想最“開放”的一段時間，我對現在中國高考持批判態度，是因為我從可可的身上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還有我到加拿大後，從比較中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差距。

貝愛國扭頭看看貝益民，笑着問：可可是不是在廣州的學校有過很不幸的遭遇？

貝益民說：是啊，可可上小學的時候，數學不太好，有一天晚上他在書房做作業，我走進去看他寫作業的時候，驚詫的發現他在默默的流眼淚，作業本都被淚水打濕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爸爸，我腦子是不是有病啊？為什麼這些題目我都不會做呢？我們數學老師說，你爸爸媽媽都是博士，怎麼會生出你這樣的蠢兒子！

貝愛國聽了吃驚地問：老師這樣罵學生？

貝益民點頭說：是啊，我聽了，簡直就是離奇憤怒了，這老師是在往可可的心靈上捅刀子啊，你要明白，自信是一個人心理素質中最核心的內容，沒有了“自信”，孩子就等於被“閹割”了。

貝愛國問：那麼，你認為孩子的自信應該從哪裡來的呢？

貝益民說：關鍵是自尊，而自尊最初來自外界對他們的尊重，所以想要孩子自信，父母和社會首先要尊重他。

貝益民接着說：你看，我和安安在加拿大參加中學家長會，很快就發現，加拿大的家長會與中國完全不同，在中國，參加家長會就要準備好被老師嘮叨，講全是孩子的成績，家長也只關心一件事，就是“我的孩子”如何“壓倒”別人的孩子，“搶到”好大學名額，開家長，其實就是家長到學校去“領任務”，回家後嚴格督促孩子“讀書”，甚至直接要求家長帶孩子參加課外補習班。學校方面也滿腦子都是自己的“私心”，他們真正關心和考量的是“績效”，“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全然沒有人關心。

貝愛國笑一笑，輕輕地點點頭。

貝益民接着說：但是加拿大的老師開家長會，從來不提學生的成績，而是要求家長幫助孩子找到他的長處，還要求家長把小孩當做大人一樣尊重，比如父母進入子女房間要敲門，任何牽涉到子女的決定應該先和子女商談，不要翻看子女的日記或其他隱私，總是提醒家長要多多肯定和讚賞孩子。

貝愛國說：這個我明白，因為肯定與讚賞，就像花兒的雨露陽光，有一首歌不就是這樣唱的嗎？“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嘛。

貝益民笑了笑，說：對，孩子們小的時候，心智發育不成熟，尤其需要父母和老師的評價來給自己定位，可可剛剛到加拿大的時候，心靈上還帶着“舊社會”陰影，但是我發現，他的這些陰影很快就被加拿大老師發出來的“陽光”給驅散了，老師總是能夠找到他優點，表揚他，每次可可得了表揚，回到家中，總是忍不住內心的喜悅，一定會把老師表揚他的每一句話都講給我們聽。

貝益民最後輕輕嘆了一口氣，說：謝天謝地，好在我們家在可可初中的時候移民到了加拿大，他還有機會重新找回他曾經失去的童年幸福，有一個快樂的中學歲月，他現在很自信很獨立，他自己找兼職工作，自己處理人際關係，學習中也表現出很強的創造力。

貝愛國這時候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說：哥，你剛才說的那些話對我觸動太大了，你讓我想起了自己小時候的一些情景，我現在意識到我在性格上或者人格上的某些缺陷，可能就是我兒童時代和學生時代不斷被打壓的結果。

貝益民笑着說：你是說你小時候學習成績不好的事情吧？

貝愛國點點頭，說：哥，你是知道的，我從小學習成績不好，跟我交往的同學也都是在班上被人瞧不起的“後進生”，每次我在家裡做不出功課，老爸的反應通常都是“怎麼你哥什麼功課都會做，就你什麼功課都不會做？你一定是上課沒有好好聽講。”有時候我想嘗試一件新事物，老爸老媽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你那兩下子我們還不知道，別丟人現眼了。”

貝益民笑着接過話來說：所以說，你長大後，相對就比較沒有自信，而且做事情比較縮手縮腳，對不對？

貝愛國點點頭。

貝益民說：其實絕大多數孩子在童年時代，在學習上表現出來的差別，只是天性上的差別，而不是智力上的差別，所謂的“學習不好的孩子”，僅僅就是因為他們不善於對付那些“書本”，但是整個社會卻無情地剝奪了他們童年的快樂，包括做父母的，也往往成為這些惡勢力中的一員，他們一再否定孩子想法和做法，等於是在無形中一點一點地扼殺孩子的自信心，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說，天下沒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會帶孩子的父母。

貝愛國問：哥，中國父母的這種思想，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貝益民說：這個原因說起來其實很簡單，中國傳統舊思想的家長，他們並沒有把孩子當做一個獨立的平等的人，而是一個“物件”！想要尊重孩子，就是要把孩子當“人”看，而不是當“物件”看，尤其不應該把孩子當做實現你自己“心願”的“物件”，你看現在有些文章，吹捧某某某把自家的孩子全都培養成了名牌大學的學生，絲毫不講孩子自己的願望到底是什麼，這些孩子明擺着都是家長手上的“物件”，如果家長不把孩子當人，又怎麼能期望孩子會自己把自己當人呢？

貝益民笑了笑，接着說：中國有句老話叫着“棒打出孝子”，你雖然挨打不多，但是“挨罵”多了，好像效果也是一樣的。

聽了貝益民的一番話，貝愛國使勁地點頭，他接過話題說：哥，你知道嗎，別看老爸脾氣大，其實他自己的獨立性是很差的，這些年，你基本上沒有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過，我就不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當然也就更多一些，我記得老爸年輕的時候，脾氣雖然不好，但是牢騷並不多，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了毛澤東寫給柳亞子的一首詩，中間一句話叫“牢騷太重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就是因為老爸經常念這句話給我聽，讓我“耳熟能詳”，但是老爸退休以後，他社會生活少了，個性不獨立的本性也越來越明顯，生活似乎沒有了方向，他不僅變得愛發牢騷，還找着茬和老媽吵架，一直到去世，幾乎沒有消停過，但是相比老爸，老媽一生獨立自主，不卑不亢，儘管與老爸爭吵了一輩子，也沒有改變過她的本心，無論老爸在世還是去世，她都能夠坦然，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這時候，車子駛上了洞庭湖大橋。

前方是一望無際的天際線，灰濛濛的天空下，岳陽樓傲然矗立在煙波浩渺的洞庭湖上。

貝益民指着遠處的岳陽樓說：還記的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吧，千古流傳，聽起來很高大尚，是不是？其實骨子裡就是兩個字“忠君”，可憐的中國人，一千多年了，“忠”和“孝”這兩個“緊箍咒”還是死死地束縛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思想，感謝老爸和老媽，他們像兩面鏡子，讓我們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我們自己靈魂深處醜陋的樣子。

說到這裡，貝益民停了下來，他發現貝愛國的臉上已經掛滿了淚水。

貝益民說：對不起，講到你的傷心事了？

貝愛國搖搖頭，說：不是因為心酸，是有點心痛，我很遺憾，我們從爸爸一生的經歷中，學到的更多的是教訓，而不是經驗，我也覺得很對不起老爸，在他去世不久就在他身後講他的壞話，我們兩是不是太無情了？

兄弟兩沉默下來。

窗外，岳陽樓漸漸遠去。

城市裡的景色，在車窗外，一幕幕地忽閃而過，仿佛兄弟兩腦海中一樁樁往事，綿綿不絕，隨着無盡的道路延伸到很遠很遠。（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