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到深圳，贝益民和贝爱国轮流开车。

兄弟两这些年，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单独呆在一起，漫长的旅途成为他们难得的交流机会。

两人天南地北地聊，最多的话题，都是家庭，“为人之父”和“为人之子”。

贝爱国问贝益民：哥，我听说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基本上都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你移民过去是不是也是这个目的？

贝益民说：“子女教育”肯定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些人过分强调这个原因，我就很不赞成，我和邓安安移民都有自己的主观动力，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儿子当桥梁。

贝爱国点点头，问：可可在那边的学习压力大不大？他现在学习成绩还好吗？

贝益民说：可可现在基本上没有过去的那种“学习成绩”概念了，加拿大的大学是申请制的，基本上就是用在高中的平时成绩申请，而且加拿大高等教育资源非常好，人均高等教育资源比例全世界最高，所以可可基本上没有“高考”的压力，他现在的学习生活很快乐。

贝爱国问：我不是听你说过，可可的数学是个大问题吗？

贝益民笑一笑，说：是的，可可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最头疼的是数学，但是因为加拿大初中和高中的数学不像中国那么“变态”，他现在不仅没有数学问题，反而是班上的数学尖子，另外他的英语进步也非常快，在 “语文” 这方面也没有压力。

贝爱国担心地问道：可可的数学到了加拿大可以变成了尖子，这是不是说明加拿大的数学教育很有问题啊？

贝益民想一想，说：我这样回答你吧，你看看，中国人向来自称会读书，尤其是数理化成绩好，但是很可笑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相反，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学没有那么“变态”的数理化要求，但是全世界最多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都在美国，加拿大也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主要都是科学奖。

贝爱国惊讶地问：这是为什么？

贝益民说：原因很多，最关键的原因是在中国，大家把“知识”与“求知”混为一谈，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在学生时代就被完全扼杀了。

贝爱国沉吟着，没有回应。

贝益民接着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原本是个好东西，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为中国封建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主机制”。但是现代高考制度已经完全变质为一种逆向的“淘汰机制”，只片面地强调数理化知识，有意忽略人文科学，学习变成了根除青少年天性的一种“外科手术”，而没有了人文精神的中国孩子，就像是被人“阉割掉”的太监，缺乏思想的“独立性”和“创造力”，而且制造这种压抑的恶势力，不仅来自学校和社会，也同时来自于孩子的家庭。

贝爱国说：哥，你是不是讲得有些极端？你自己不也是从高考中选拔出来的人才吗？而且你后来还读了博士，是还个很有独立见解的人啊？

贝益民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在人格和精神方面都有缺陷的人，幸运的是我参加高考的时候，中国高考才刚开始不久，没有那么“变态”，而且我的大学时代刚好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最“开放”的一段时间，我对现在中国高考持批判态度，是因为我从可可的身上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还有我到加拿大后，从比较中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差距。

贝爱国扭头看看贝益民，笑着问：可可是不是在广州的学校有过很不幸的遭遇？

贝益民说：是啊，可可上小学的时候，数学不太好，有一天晚上他在书房做作业，我走进去看他写作业的时候，惊诧的发现他在默默的流眼泪，作业本都被泪水打湿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爸爸，我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为什么这些题目我都不会做呢？我们数学老师说，你爸爸妈妈都是博士，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蠢儿子！

贝爱国听了吃惊地问：老师这样骂学生？

贝益民点头说：是啊，我听了，简直就是离奇愤怒了，这老师是在往可可的心灵上捅刀子啊，你要明白，自信是一个人心理素质中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了“自信”，孩子就等于被“阉割”了。

贝爱国问：那么，你认为孩子的自信应该从哪里来的呢？

贝益民说：关键是自尊，而自尊最初来自外界对他们的尊重，所以想要孩子自信，父母和社会首先要尊重他。

贝益民接着说：你看，我和安安在加拿大参加中学家长会，很快就发现，加拿大的家长会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参加家长会就要准备好被老师唠叨，讲全是孩子的成绩，家长也只关心一件事，就是“我的孩子”如何“压倒”别人的孩子，“抢到”好大学名额，开家长，其实就是家长到学校去“领任务”，回家后严格督促孩子“读书”，甚至直接要求家长带孩子参加课外补习班。学校方面也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私心”，他们真正关心和考量的是“绩效”，“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全然没有人关心。

贝爱国笑一笑，轻轻地点点头。

贝益民接着说：但是加拿大的老师开家长会，从来不提学生的成绩，而是要求家长帮助孩子找到他的长处，还要求家长把小孩当做大人一样尊重，比如父母进入子女房间要敲门，任何牵涉到子女的决定应该先和子女商谈，不要翻看子女的日记或其他隐私，总是提醒家长要多多肯定和赞赏孩子。

贝爱国说：这个我明白，因为肯定与赞赏，就像花儿的雨露阳光，有一首歌不就是这样唱的吗？“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嘛。

贝益民笑了笑，说：对，孩子们小的时候，心智发育不成熟，尤其需要父母和老师的评价来给自己定位，可可刚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心灵上还带着“旧社会”阴影，但是我发现，他的这些阴影很快就被加拿大老师发出来的“阳光”给驱散了，老师总是能够找到他优点，表扬他，每次可可得了表扬，回到家中，总是忍不住内心的喜悦，一定会把老师表扬他的每一句话都讲给我们听。

贝益民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好在我们家在可可初中的时候移民到了加拿大，他还有机会重新找回他曾经失去的童年幸福，有一个快乐的中学岁月，他现在很自信很独立，他自己找兼职工作，自己处理人际关系，学习中也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

贝爱国这时候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说：哥，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对我触动太大了，你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情景，我现在意识到我在性格上或者人格上的某些缺陷，可能就是我儿童时代和学生时代不断被打压的结果。

贝益民笑着说：你是说你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的事情吧？

贝爱国点点头，说：哥，你是知道的，我从小学习成绩不好，跟我交往的同学也都是在班上被人瞧不起的“后进生”，每次我在家里做不出功课，老爸的反应通常都是“怎么你哥什么功课都会做，就你什么功课都不会做？你一定是上课没有好好听讲。”有时候我想尝试一件新事物，老爸老妈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那两下子我们还不知道，别丢人现眼了。”

贝益民笑着接过话来说：所以说，你长大后，相对就比较没有自信，而且做事情比较缩手缩脚，对不对？

贝爱国点点头。

贝益民说：其实绝大多数孩子在童年时代，在学习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只是天性上的差别，而不是智力上的差别，所谓的“学习不好的孩子”，仅仅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对付那些“书本”，但是整个社会却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童年的快乐，包括做父母的，也往往成为这些恶势力中的一员，他们一再否定孩子想法和做法，等于是在无形中一点一点地扼杀孩子的自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天下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带孩子的父母。

贝爱国问：哥，中国父母的这种思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贝益民说：这个原因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中国传统旧思想的家长，他们并没有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平等的人，而是一个“物件”！想要尊重孩子，就是要把孩子当“人”看，而不是当“物件”看，尤其不应该把孩子当做实现你自己“心愿”的“物件”，你看现在有些文章，吹捧某某某把自家的孩子全都培养成了名牌大学的学生，丝毫不讲孩子自己的愿望到底是什么，这些孩子明摆着都是家长手上的“物件”，如果家长不把孩子当人，又怎么能期望孩子会自己把自己当人呢？

贝益民笑了笑，接着说：中国有句老话叫着“棒打出孝子”，你虽然挨打不多，但是“挨骂”多了，好像效果也是一样的。

听了贝益民的一番话，贝爱国使劲地点头，他接过话题说：哥，你知道吗，别看老爸脾气大，其实他自己的独立性是很差的，这些年，你基本上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过，我就不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当然也就更多一些，我记得老爸年轻的时候，脾气虽然不好，但是牢骚并不多，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一首诗，中间一句话叫“牢骚太重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因为老爸经常念这句话给我听，让我“耳熟能详”，但是老爸退休以后，他社会生活少了，个性不独立的本性也越来越明显，生活似乎没有了方向，他不仅变得爱发牢骚，还找着茬和老妈吵架，一直到去世，几乎没有消停过，但是相比老爸，老妈一生独立自主，不卑不亢，尽管与老爸争吵了一辈子，也没有改变过她的本心，无论老爸在世还是去世，她都能够坦然，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这时候，车子驶上了洞庭湖大桥。

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天际线，灰蒙蒙的天空下，岳阳楼傲然矗立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

贝益民指着远处的岳阳楼说：还记的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千古流传，听起来很高大尚，是不是？其实骨子里就是两个字“忠君”，可怜的中国人，一千多年了，“忠”和“孝”这两个“紧箍咒”还是死死地束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感谢老爸和老妈，他们像两面镜子，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灵魂深处丑陋的样子。

说到这里，贝益民停了下来，他发现贝爱国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

贝益民说：对不起，讲到你的伤心事了？

贝爱国摇摇头，说：不是因为心酸，是有点心痛，我很遗憾，我们从爸爸一生的经历中，学到的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我也觉得很对不起老爸，在他去世不久就在他身后讲他的坏话，我们两是不是太无情了？

兄弟两沉默下来。

窗外，岳阳楼渐渐远去。

城市里的景色，在车窗外，一幕幕地忽闪而过，仿佛兄弟两脑海中一桩桩往事，绵绵不绝，随着无尽的道路延伸到很远很远。（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