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兩人中午簡單吃了飯接着趕路，換成哥哥開車。

貝益民讓弟弟休息一下，貝愛國於是放下座椅的靠背，閉上眼睛睡覺。

沒過多久，貝愛國坐起身來，說：哥，我睡不着，咱們還是接着聊天吧，也免得你一個人開車，沒人說話，容易犯困。

貝益民扭頭看看貝愛國，點點頭。

貝愛國說：我剛才一直在仔細地琢磨你講的話，你講得很好，的確，我們人的獨立性，包括經濟上和人格上的獨立性，是我們獲得幸福的基礎。不過常言道，“老的喜歡小的，小的喜歡老的”，如果老一輩的和子孫輩的都住在一起，一大家家在一起，大家互相照顧互相幫助，那不也是一種幸福嗎？哪個老年人不喜歡子孫滿堂的？

貝益民笑一笑，說：家庭和睦，當然是一種幸福，而且不在乎家庭大小，但是所謂“子孫滿堂”就一定幸福，則是被一些無聊的文人刻意描繪出來的虛假願景，家庭和睦的前提是家庭成員的平等和獨立，像《紅樓夢》裡的賈老太太，從來不用擔心家務事，一天到晚只管快活，那種生活情境當然是假的，要不曹雪芹為什麼要稱她為“假”老太太呢。

貝愛國笑了起來。

貝益民接着說：其實，現在多數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都是被當做孫兒孫女的“保姆”在使用的，和《紅樓夢》裡的賈老太太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有很多中國人會認為，讓老年人照看孫兒是老年人的一種幸福。老年人疼愛孫兒孫女這是人之常情，但是，一旦我們把照看孫兒孫女作為老年父母的責任，就得清楚地知道，你自己要承擔的責任以及將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對不對？

貝愛國點頭說：我知道，你們家可可基本上是由你們自己一手帶大的，那時候你和安安都跟老爸的關係不太好，他們也從來沒有提出來幫你們帶孩子，你是不是有些怨氣？

貝益民說：我還真沒有什麼怨氣，我倒是覺得我兒子“因禍得福”了。

貝愛國笑着點點頭，說：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可可這些年是不是變化特別大？

貝益民點點頭，笑着說：是的，變化太大了，我跟你說，他剛剛離開廣州的時候身高只有不到一米七，現在都已經長到一米八了，而且身材高大，連鼻子都明顯長高了。

貝愛國一聽哈哈大笑起來。

貝益民接着說：你一定還記得，可可小的時候，鼻子還沒有完全長好，大人們常常開他的玩笑，說他是“塌鼻子”，現在他在加拿大長高長大後，他的鼻子還真的長變了，跟我和她媽媽的鼻子很不一樣。

貝愛國笑着點點頭，說：想不到你們跑到加拿大去，還真沾上“洋人”的基因了。

貝益民笑着說：這當然不是基因的變化，是因為整個體質和體型的變化，以及因此產生的視覺上的感受，看上去比較厚實，比較高大，我們在廣州的時候，飲食方面沒有感覺到困難，但是，相比於加拿大，還是在加拿大的飲食質量要好很多，特別是在蛋白質和水果方面，比如我們剛到加拿大的時候，雖然還沒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高，但是我們家庭的基本飲食從來不缺肉魚蛋奶，而且非常充足，去到COSTCO超市買一周的食物，不會超過200塊錢，但是早餐麵包、雞蛋、牛奶、硬果、肉食、海鮮、水果、蔬菜，樣樣齊全。

貝愛國連連點頭說：真不錯，真不錯。

貝益民接着說：根本的原因，除了北美的飲食之外，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運動。可可剛到加拿大的時候，讀初三，正是快速長身體的時候，除了飲食在加拿大有保障之外，他在這個關鍵時期獲得的運動量，我估計是國內的孩子沒有辦法比了，這兩年，他給我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各種打球，周末的時候，還會要求我陪他打網球。

貝益民瞟了一眼貝愛國，笑着說：我估計這小子是想把自己練成一個網球小王子，好在女生面前炫耀，打球對他的幫助很大，他現在的身體素質和體格已經很像一個加拿大本地人了，身高更是比我高出太多，另外，可可還有一項非常重要“改變”，也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

貝愛國扭頭看着貝益民，好奇地問道：是什麼？

貝益民說：可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以後，不僅自身形成了北美特徵的體質，而且他的美感也因此發生了改變，他從來不看韓劇和“國劇”，完全不接受韓式花美男，也不喜歡現代版林黛玉，非常反感“網紅臉”。

貝愛國“嗯”了一聲，不停地點頭。

車子從湖南進入廣東境內，道路變得更平穩，南嶺的風光在飛馳中綿延不絕。

貝益民看着窗外的風景，感慨地說：又回到廣東了。

貝愛國笑着說：你的第二故鄉。

貝益民笑一笑，把方向盤上的兩隻手變換了一下姿勢，說：“傷心之地”，不聊它，我還是繼續講可可的故事吧。

貝益民接着說：今年夏天，可可用他自己打工賺來的前買了一台新電腦，還自己配了兩個很好的音響，我讓他放一些曲子給我們聽聽，結果讓我感到有點驚訝的是，他聽的音樂基本上都是黑人的RAP，沒有一首傳統經典樂曲，我問他為什麼他的音樂基本上全都是黑人搖滾音樂，他告訴我說，他現在聽音樂，比較少在乎旋律，他更欣賞節奏，黑人音樂的節奏感強而且非常有味道，還說黑人音樂的歌詞簡單直接粗暴，讓他聽起來感覺很過癮。

貝愛國聽到這裡又哈哈笑起來，問道：哥，你覺得可可的這種改變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貝益民說：其實我剛剛聽到他說的這些話的時候，還是挺吃驚的，後來慢慢地想一想，才覺得他講的話還蠻有道理，音樂有旋律和節奏兩個部分，但是如果一定要說，到底什麼東西對音樂更本質，那就一定是節奏，因為音樂起源的時候，就是只有節奏的，一個好的音樂，可能最能夠打動和影響人的就是節奏，可可在跟我講到傳統中國音樂的時候說，他已經沒有辦法再聽中國歌曲了，因為這兩種音樂，不僅在內容上差別太大，而且在節奏上，更是差了太多。

貝愛國說：有道理，難怪現在黑人音樂對年輕人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

貝益民點點頭，說：我也覺得可可長大以後更喜愛黑人音樂，這是他自己對人生的一種獨立的思考與判斷，他在對音樂認識上，比我要進步，跟現代社會的節奏更合拍，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環境對於青少年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是決定性的。

貝愛國點頭稱是，笑着說：你講的這個故事很生動有趣，還有嗎？

貝益民笑着點點頭，說：當然有，我再來講一個吧，你看，我們中國人在稱呼別人的時候，其實是很勢利的，通常你做了一點“小官”之後，你的名字馬上就不見了，只剩下你的姓和你的“職位”，而對那些無權無勢的人，則喜歡開口閉口“誒誒”地叫，很沒禮貌，很“狗眼”，對不對？

貝愛國點點頭，說：的確是這樣，我在這方面的體會感受太深了，在中國做生意，你怎麼稱呼人裡面可是有着大學問，叫得好，對方高高興興，叫得不好，對方馬上就會給臉色你看的。

貝益民說：你說的太對了，在中國人的“圈子”里，等級關係和人身依附，很明顯地在中國人的稱謂上體現出來，包括在家庭關係中，父母和子女之間，本來應該有一個從依附關繫到獨立關係的轉變過程，它程既是自然的，也應該是法定的，這種轉變在中國，有時候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實現，但是可可這些年在加拿大，經歷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從“依附”到“獨立”的成長曆程。

貝愛國很有興趣地扭頭看了貝益民一眼，示意他接着往下講。

貝益民說：可可在中國的時候，也是一個典型的乖乖仔，稱呼我都是叫爸爸，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我叫什麼名字了。

貝愛國笑了起來。

貝益民也笑了笑，接着說：來到加拿大之後，我有了一個英文名字叫PETER，是可可從美國電視劇上看來的一個角色的名字，過了一年以後，我就開始發現，他有時候不再叫我爸爸，而是叫我的英文名字，再後來，讀高中和到外面打工以後，他更是時常對我直呼其名。

貝愛國笑着問：你自己是什麼態度？

貝益民說：我從來不制止他，也沒有批評過他，我很鼓勵他。

貝愛國好奇地問：你怎麼鼓勵他？

貝益民說：我跟他講，你現在長大了，不用太在意叫我爸爸，因為我不希望你永遠只把自己放在一個低於“父親”的“兒子”的位置上，你要首先在意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你叫我“爸爸”，最好只是一種習慣，最多只是一種尊重。

貝愛國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沒有說話。

貝益民接着說：現在可可在家裡的時候通常叫我老爸，在外面的時候，則會根據場合，常常會對我直呼其名，叫我“PETER”，兩種稱謂我都非常受用，因為那裡面沒有任何刻意的“等級”的宣示或者暗示，聽起來感覺輕鬆自然。

貝愛國好奇地問：哥，為什麼你兒子對你直呼其名，你會覺得“很舒服”呢？

貝益民說：可可對我稱謂上的轉變是很有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在北美，平等、獨立和自由，不是僅僅掛在嘴巴上的空洞的東西，它非常實在，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這種觀念和意識，不斷積累，而且天天實踐，比如可可這些年暑期都參加義工活動，他做義工的機構在我們家附近，是一個以老年人為主的活動中心，七老八十的老爹爹老太太，很喜歡和青少年一起玩耍，高興起來，都是直呼其名，仿佛也是遊戲的一個內容，做義工的孩子，從來沒有，也不需要一口一個爺爺奶奶的叫，他打工的麥當勞，員工之間相互稱呼的時候，一定不會在姓氏後面帶這“叔叔”“阿姨”或者“某某長”之類的。

貝愛國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貝益民接着說：我自己很喜歡這樣的稱謂方式，因為這種形式，可以很好的將我與我兒子之間，建立在親情基礎上的朋友般的關係定義出來。

貝愛國沉默了一陣子，最後輕輕嘆了一口氣，說：哥，你說得很對，我現在看到了我和你在思想境界上的差距。

貝益民搖搖頭，說：愛國，你不要這麼講，思維成長的過程就是我們人生經歷積累的過程，我們每個人經歷的東西不同，形成的思維方式就會不一樣，這就是所謂的“成熟”，也是我們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生存的“本能”，我只想強調，我們每一個人，尤其是成年人，在社會層面上，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責任和尊嚴。（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