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益民的一番話讓同學們一時間都沉默起來。

莫澤華嘆了一口氣，說：貝叔叔，像美國這樣一個發達的先進國家，為什麼它的社會治安問題跟中國相比，會顯得那麼嚴重呢？

貝益民聽了想一想，說：這要看你怎麼理解“社會治安”這個概念，你們知不知道，一個人如果因為怕得病，一天到晚把自己保護在一個“無菌”的狀態中，一旦生病，就很容易死掉了，因為他身體的免疫力太差了，有或者一個人身體有毛病，但是卻“諱疾忌醫”，總是把問題掩藏起來，那麼一旦爆發的時候，搶救也來不及了。

莫澤華笑着說：貝叔叔說的這個道理我懂，你讓我想起了中國醫生和加拿大醫生對待抗菌素的不同態度，在中國你即使只是得了一點小病，醫生也會讓你使用抗菌素，但是在加拿大，你自己感覺都快病死了，醫生都要你自己扛着，不過，等明白這個道理了，就知道，加拿大的醫生的做法是對的，是在真正保護你。

貝益民一邊點頭，一邊笑着說：說得好，社會機制，就像是我們人的身體一樣，它在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是不要害怕生病，更不要“諱疾忌醫”，社會就是在不斷戰勝“疾病”的過程中進步，並且獲得新的寶貴的“免疫力”的。

貝益民接着說：現實的人類社會離“完美”的狀態還很遠，“抱怨”是懦弱的表現，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盡力“趨利避害”，馬克思說“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加拿大和美國是自由的國家，這個“自由”的含義就是你要自己認知世界，正確選擇，並且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

莫澤華說：貝叔叔你講得太好了，最近網上還在熱烈討論章瑩穎事件，家長們都擔心子女到海外留學後的安全問題，我就發現，其實這個擔心的背後，更深層的其實是中國家長自身的問題，他們像是老母雞盯住小雞仔一樣，把子女看管得緊緊的，這樣的同學來到西方世界，反而會遭到各種無法想象的風險。

莫澤華接着說：不過，我真心希望這次法官能判殺害章瑩穎的嫌疑犯終生監禁，讓這個惡人終死在牢裡，永遠不要再出來害人，最好是法官們都能重判那些害人的犯罪分子，也只有這樣的結果才能彰顯出法律的“正義”。

同學們紛紛點頭。

貝益民看着大家一個勁地點頭的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反問道：你們大家真的以為法律是拿來為受害者討還“正義”的嗎？

莫澤華驚訝地反問道：貝叔叔，難道你認為不是嗎？

貝益民說：以法律審判來尋求達成“正義”，這種邏輯，就好比在說，應該通過考試的分數，來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有智慧。

同學們都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貝益民接着說：當我們講“正義”的時候，這個“義”是一個道德的概念，它指的是人們心中既有的“公正公平”，而這種“公正公平”，根源於我們的文化背景，也就是價值觀，所以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正因為“正義”是個道德的概念，如果我們以為法律可以解決道德上的“正義”問題就非常可笑了。

莫澤華問：貝叔叔，如果按你的這個說法，法律還有什麼意義呢？

貝益民說：法律當然還是有意義的，它可以讓我們在現實制度下達成 “補償”，並且讓參與的人，感覺到一種系統上的“公正”，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通過“法”，去尋找本屬於“道德”境界的“正義”，你就是瘋了。

聽了貝益民的這番話，同學們全都安靜下來。

過了一陣子，莫澤華帶着疑惑的神情反駁說：貝叔叔，說實話，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按照你的邏輯，代表着社會正義和公正的法律體系，不就變成一個買賣市場的“價格體系”了嗎？難道執法的過程是在“價格體系”中的“交易”不成？

貝益民說：你的這個說法倒是比我講的大道理更生動，按照我在加拿大的親身體驗，一個律師和一個檢察官的角色，的確就是“價格體系”中的買賣雙方的“經紀人”，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受害人，人已經死了，即使是殺了罪犯，其實也頂替不了被害人的命的，但是我們為什麼還要強調讓法律為被害人“伸冤”呢？

莫澤華反駁說：貝叔叔，你的意思難道是，“執法”只是一個做給活着的人“看”的過程嗎？你這樣說，也太貶低“執法”的意義了吧。

貝益民瞟了一眼莫澤華，有看了看大家，說：說直白一點，“執法”就是做給活人“看”的一個“表演”，它的真正的意義其實是顯示、教育和維護現有的社會次序，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會強調“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工具”。

同學們又是一片沉靜。

過了一陣子，還是莫澤華開口問道：貝叔叔，最近在中國也有一個很轟動的大案件，也就是張扣扣為母親報仇的殺人案，他被判了死刑，你覺得他是不是“罪有應得”？

貝益民說：這個案子的報道我也認真看了，如果僅僅是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樣，法庭為雙方提供了一個依據現有制度的“公平”的“契約補償”，但是如果是從道德角度來看，張扣扣完全沒有得到“正義”，“公平與正義”被法律給“鎮壓”了。

莫澤華驚訝地說：貝叔叔，你這樣講不對吧，張扣扣他雖然是替母親報仇，但是他殺人犯了法，無論如何也該算是個壞人吧，難道他還是個英雄不成？

貝益民微微一笑，又看看周圍的同學們，斬釘截鐵地說：張扣扣當然是個英雄，而且本應該是個大英雄。

同學們齊聲驚問道：為什麼呢？

貝益民說：“英雄”這個詞從來就是一種道義上的“評判”，不代表一個人在法律上的無辜或者有罪，這一點你們應該都明白吧？

大家點點頭。

貝益民接着說：按照現有的法律，張扣扣無論是在中國或者在美國、加拿大，他殺了人，都是大大的重罪，最終的結果可能有是死是活的差別，但是這個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為一個人，在你我心中的評判。

莫澤華說：貝叔叔，照你這麼說，難道還有一個重罪犯能變成一個大英雄的不成？

貝益民有微微一笑，說：當然，《水滸》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武松為自己的哥哥報仇，殺了西門慶，也殺了潘金蓮，他是一個“重罪犯”，但是他是不是一直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是個英雄？為什麼呢？因為英雄本來就是有“階級”和“種族”概念的，在一個階級或者種族的概念中是“惡魔”的人物，在另外一個階級或者種族中就是完全可以是一個“大英雄”，這首先決定於人的階級和種族的立場。

莫澤華默默地搖搖頭，沒有做聲。

貝益民接着說：讀者知不知道他的行為是違法的行為？當然知道，但是我們為什麼同情他，支持他？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最重要的標準不是法律，而應該是正義，以及在自我正義基礎上的公正，所以只要是武松自願為他的“復仇”行為負責，那麼所有有“正義感”的人，就應該站在道德的意義上，向他高呼“英雄萬歲”，否則的話，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中就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英雄了。

莫澤華說：可是，貝叔叔，社會是在進步的，我們不能一直用武松那個時代的道德價值觀來看待現代社會的法制，中國社會長期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法制的社會，不就是因為有太多的人，都還在把武松這樣的“罪人”當成“英雄”嗎？

貝益民說：中國社會能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法制的社會，關鍵不在中國社會的道德和價值觀，而是在與這個社會有沒有像西方民主國家這樣的“權力制衡”的社會基制，立法和執法的公正程度是由“民主”的程度決定的。

貝益民接着說：大家還記得我在前兩天講過的陳鋒的故事吧，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拒絕做一個順從“法”的奴才，為自己的妻子報仇，殺死黑社會的兇手，並且自願承擔一切法律後果，最後的結果也符合了“正義”的期待。

莫澤華問：貝叔叔，既然是這樣，為什麼張扣扣就沒有成為中國版的陳鋒，或者現代版的武松呢？

貝益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因為武松所代表的這種正義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幾乎已經消失殆盡了，一個沒有了“道德正義”，而只有所謂“法律”的社會，必定會出現的殘酷而可悲的境界。

莫澤華想了想，反駁說：貝叔叔，我不太同意你的說法，我覺得在道德層面上，中國人比西方人保留了更多的傳統價值觀，他們的“正義感”比自私自利的西方人要高尚得多。

貝益民看了一眼莫澤華，想了想，說：一個案件的判決，是否符合了“正義”，從當事者個人來講，要看他心中認定的那個“正義”是什麼，而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上講，則要看這些人群具備了什麼樣的一種道德品質。

莫澤華點頭說：這一點，我同意。

貝益民接着說：在北宋時代，武松殺了姦夫淫婦，替哥哥報仇，“雖死不辭”，他心中的“正義”得到平衡，當時社會的道德認知能夠充分理解他的行為，官僚衙門也能夠很好地平衡“法”與“義”的關係，所以武松殺人案得到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而張扣扣他殺人，雖然也是“雖死不辭”，但是這個社會對他的評判卻充滿了矛盾，尤其是法律體系無法有效地平衡“法”與“義”的關係，所以張扣扣殺人案，達不成“皆大歡喜”的結果。

莫澤華默默地點點頭。

貝益民最後說：如果，今天的中國，民眾的“義”還是北宋的“義”，國家的“法”還是基於這個“義”之上的“法”，張扣扣就是武松，不會死；如果今天的中國，民眾的“義”是現代的“義”，是建立在民主和自由之上的“義”，國家的“法”是基於現代“義”之上的“法”，張扣扣就會成為中國版的陳鋒，也不會死，現在張扣扣死了，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死了”，中國法制也已經“死了”。（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