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江晚舟的媽媽來到溫哥華之後，包餃子，並且請江阿姨到家裡來吃飯，成為鄧安安經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這既是江晚舟的“拜託”，也是因為這位阿姨真的非常喜歡到鄧安安家裡來。在她自己的“家”，BILL是個“悶葫蘆”，溝通不起來，兩個小孫子跟她之間則有明顯的代溝和文化差異，沒有什麼好溝通的。

而在鄧安安家裡就很不一樣，江紅軍是“大家閨秀”，懂得琴棋書畫，自己不僅喜歡唱歌，還彈得一手好鋼琴，手風琴、口琴也都玩得嫻熟，鄧安安和貝益民兩個人都可以陪着她玩，大家“情趣相投”，當然也就玩得高興，更不要說，鄧安安包的餃子，也是老人家特別喜愛的一口。

江晚舟之前曾經要給自己的媽媽也買一架鋼琴，被她媽媽拒絕了，說一個人在家裡彈琴憋得慌，於是江晚舟就想出了一個“絕招”，趁着過春節，給鄧安安家送了一套高級組合音響，加卡拉OK。

鄧安安明白江晚舟的心思，不僅把禮物“笑納”了下來，之後也就常在自己空閒的時候，把老人家接過來，兩家人一起吃個飯，然後彈彈琴，唱唱歌，把老人家“幸福”得不行。

這個周末，鄧安安特意包了餃子，請江晚舟的母親、BILL以及他的兩個孩子來家裡吃飯。

BILL把前兩天喝剩下的五糧液帶了過來，趁着兩家人一起吃晚飯，和貝益民一起暢快淋漓地把它給喝完了。

等吃完飯，照例是兩個孩子自己回家玩，其它人則陪着江母彈琴唱歌。

江母歌唱的很好，會的曲子也很多，從60年代到80年代，幾乎沒有她不會的，很顯然，江晚舟嗓子好會唱歌，是接了媽媽的遺傳。

貝益民和鄧安安都能跟住江母的“節奏”，可是BILL就顯得很“掉隊”，他從小在農村里長大，屬於基本上五音不全的那種，所以這個時候，鄧安安家裡就會出現這樣一種場面：三個“表演的”的，加一個“看戲的”。

這一天，四個人玩到晚上八九點鐘，貝益民提醒說：現在天晚了，有些鄰居差不都該睡覺了，我們不要吵到人家，咱們歇一會吧。

鄧安安會意，馬上到廚房燒開水泡茶。

其他三個人在桌邊坐下來，江母長嘆一口氣，遺憾地說：哎，真可惜，這幫老外怎麼每天會睡得這麼早？這要是在國內，大家的夜生活才剛剛開始呢？要是我們既可以享受加拿大美好的自然環境，優越的生活品質，還能每天晚上想唱歌到什麼時候，就唱到什麼時候，那該多好呀。

貝益民說：可惜呀，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江阿姨您這樣有文藝素質，你看看BILL，我們剛才都在那裡唱呀跳的，他卻只能在一旁當聽眾，還打起了哈欠。

BILL一聽，趕緊解釋說：沒有沒有，我還挺享受的，你們個個唱歌都唱得那麼好，我都當是在聽明星演唱會呢。

江母和貝益民笑起來。

貝益民問BILL：你平時不愛講話，又沒有什麼娛樂愛好，你都怎麼打發自己的空閒時間呢？

BILL先是愣了一下，看着貝益民說：說實話，我最懷念在奶茶店工作的時間，還有在那裡遇見的人，我覺得我工作的時候最充實，人生過得最有意義。

江母和貝益民兩人都愣了一下，默默地點點頭。

BILL接着說：我來加拿大還不算長，但是我發現加拿大人其實完全不是我原來在國內想象的那樣，這裡的人都很天真單純樸實，即使是我們中國同胞，來到加拿大後，也多半變得很勤奮，很獨立，很顧家，甚至增添了很多的愛心。

貝益民笑着插嘴道：你原來是不是以為西方國家是花花世界，燈紅酒綠，醉生夢死？

BILL說：對呀，就像崔永元說的“你以為的美國其實是中國，你以為的中國其實是美國”。

貝益民點頭說：對，加拿大這裡其實很規矩很平淡，中國才是真正的“醉生夢死的花花世界”。

江母聽了批評道：我始終還是覺得西方國家不如中國太平，你看昨天在多倫多就發生了槍擊案，兩個無辜的老百姓被打死，還有不少人受了傷，據說美國的槍擊案更嚴重，每年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貝益民和BILL聽了沒有吭聲。

這時候，鄧安安從廚房裡走過來，端來泡好的茶葉。

江母於是問鄧安安：ANNIE，你是議員，你肯定了解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鄧安安說：加拿大雖然偶爾也發生槍擊案，但是加拿大是全世界範圍內，所有西方國家中，控槍最嚴格的國家，所以槍擊案發生的比例比起美國來還是非常低的，你看我們生活的這一大片小區，你什麼時候聽說發生過槍擊案的事件？至少，我和PETER來這裡超過十年了，從來就沒有聽說過，加拿大是“天堂級”的國家。

江母說：但是我來這裡並不久，就聽說在素里那邊，時不時是會發生槍擊案的呢。

鄧安安說：素里的情況有些特殊，因為那裡發生的絕大多數槍擊案都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火拼”，這種叫“有目標的槍殺”，跟美國的那種暴力槍殺還是有所不同的。

江母聽了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貝益民卻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他指一指鄧安安，又看着江母說：您知道嗎，這就叫加拿大式的“虛偽”，什麼叫“有目標的槍殺”？明明就是“謀殺”嘛，加拿大人真不知道，中國社會才是玩這種“虛招”的祖師爺，跟大陸比，加拿大政客這點 “文過飾非” 的手法只能叫“兒童版”。

江母興趣陡增，眉毛不經意間輕輕一挑，目光盯在了貝益民的臉上。

貝益民接着說：加拿大是全世界西方國家中控槍最嚴格的國家，這是沒錯，但是你們知道嗎，多倫多在今年1月到5月的五個月裡，總計發生了160起槍擊案，平均每天超過一次，今年跟去年相比，槍擊案差不多增長了12%，還有另外一個統計資料，今年5月27日晚至28日夜，24小時內，多倫多地區接連發生7宗槍案，加拿大人用鮮血和生命，戳破了“解決槍擊暴力犯罪的關鍵是控槍”的大謊言。

江母驚訝地瞪大了眼睛，問：原來是這樣，為什麼不能控槍？

貝益民想一想，說：我們做父母的都知道，如果小孩子走路撞到桌子了，受了傷害，哭了，我們假裝打一打桌子，說“你這個壞東東”，然後小孩子就不哭了，為什麼呢？因為找到了可以歸罪的對象，而且它不會說話。

大家都被貝益民的比喻逗得哈哈笑起來。

BILL拍着巴掌說：PETER，你的這個比喻講的太好了，槍這個東西，就是個不能講話的“壞東東”，槍這個東西，如果沒有人去使用它，它自己是不會動的，槍不殺人，是人在殺人。

貝益民說：對呀，就是這個道理嘛，然而，這麼頻繁的槍擊案件發生了，加拿大的政客和主流媒體，卻清一色的譴責槍支管控不嚴，沒有人去責問一下，政府在其它方面，比如犯罪人控制和犯罪防範機制建設方面，做了什麼事情，出了什麼問題，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和大眾傳媒機構，刻意強調槍擊案件發生的根源在槍支上，那不就等於是在做犯罪分子的“幫凶”嗎，他們其實就是在哄騙一些天真的人，讓他們相信，槍支本身的控制，比對人的教育和管理，比對犯罪控制機制的建設更重要嘛。

江母問：怎麼做才能更好地管理暴力犯罪呢？

貝益民說：對於社會上發生的，由個體引發的惡性犯罪事件，從科學上講，只需要檢討三個方面的問題，就能把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第一這個人的犯罪動機是怎麼產生的，第二大規模的傷害他人的工具是如何獲得的，第三為什麼防止犯罪事件發生的機制不能有效工作。

江母點頭說：如此說來，那幫媒體和政客，其實是眼見着大規模的槍殺案件發生，卻故意不肯討論引發事件的最核心的問題。

貝益民說：對了嘛，你看，前段時間，也是在多倫多，一名男子故意駕駛一輛廂式貨車，衝上多倫多的一條主幹道的人行道，活活碾死了至少10個人，傷了15個人，這是不是比機關槍掃射還厲害？所以，不管是刀也好，還槍也好，炸彈也好，卡車也好，都只是不會講話的被人使用的工具嘛。

江母又問：那麼加拿大政府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貝益民笑着說：其實不光是加拿大政府這麼做，所有宣揚“槍支有罪”的政黨或者政府都一樣，目的就是為政府管理的腐敗無能開脫責任，並且通過“槍支管控”，讓政府管控社會的能力“絕對化”，美國的民主黨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積極。

江母長長地“哦”了一聲，一邊不住地點頭，一邊看着鄧安安說：PETER說的對，這麼說來，中國才是世界上“天堂級”的國家呢。

她接着又看着貝益民問：中國應該算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了吧？我知道，我們中國政府對待槍支管理的態度一向都是堅定明確的，“槍桿子”和“刀把子”這兩樣東西，無論如何都必須要絕對地掌握在黨的手裡，還是中國把控制暴力犯罪的問題解決的比較好。

貝益民笑一笑，說：美國這些年死於跟槍支有關的人數將近4萬人，加拿大是6千人，但是這其中有超過60%是自殺，而不是他殺，也就是說，在美國，每年在槍殺案中被搶打死的人數大約是1.5萬人，如果僅僅只是計算槍擊案死亡人數的話，中國可能算是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鄧安安反駁說：PETER，你不要錯誤地引導人家，你應該知道，槍殺案並不是唯一衡量社會安全程度的重要標準嘛。

貝益民瞟了一眼鄧安安，有扭頭看着江母說：安安講的對，造成社會暴力案件和意外死亡的因素很多，絕不只是一個“槍殺案”，而且您剛才也說了，我黨把“槍桿子”和“刀把子”看管得那麼緊，國慶節的時候，北京城裡買把刀都要實名制，槍擊案當然就少了，但是，中國政府自己公布的統計數據，就明確地反映出中國社會的安全程度其實非常低。

江母驚訝地說：真的嗎，都是些什麼數據？

貝益民拿出手機，在谷歌上快速地搜索了一下，然後念道：根據2017年中國官方自己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中國各類刑事案件的死亡人數年均為7萬，每年被執行死刑的人數是1萬，另外，中國每年因過勞而死亡的人數是60萬，因大氣污染死亡的人數是38.5萬，因自殺死亡的人數是28.7萬 ，因醫療事故而死亡的人數是20萬，因工傷事故死亡的人數是13萬，因校園意外事件死亡的人數，中小學生是1.6萬，大學生是5千，這些，都是全世界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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