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陈南山带着贝益民来到番禺宾馆。

陈南山显然很熟悉这个地方，他要了四样常见的点心，虾饺、烧麦、排骨和叉烧包，然后笑着说：标配，“一盅两件”。

贝益民也笑着说：广东人喝茶，不在喝，也不在吃，而在“聊”嘛。

陈南山点头，接着说：我老家在福建，你知道吗，我们福建人一听广州人说“喝茶”就发笑，你看这些所谓茶点，都是些油腻腻或者吃起来满嘴油盐菜味的东西，跟清香的茶水完全不搭，他们所谓的“喝茶”，其实是用茶水把食物冲下喉咙，直接导致腹腔膨胀，等上了几趟厕所，很快又觉得饥肠辘辘，再往嘴里猛塞点心，用新一轮的茶水灌进肚子去，还比不上你们新创的芝士奶茶呢。

贝益民听了哈哈笑起来，说：还真是，广州人喝茶更像是在吃早点，点心唱主角，茶反倒是变成了吃点心的搭配，陈教授，就你的观点，中国哪里的人比较懂得喝茶？

陈南山说：真正懂得喝茶的人群，北方在江浙，南方在福建，江浙人喝绿茶，品龙井，环境和形式都很讲究，很有闲情逸致养精蓄锐的味道，福建人啜工夫茶，更注重饮茶的神韵，有艺术享受的境界，我个人更欣赏这种茶文化，它跟我们潮州人的茶文化传统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说到底，你们湖北人才是茶的祖宗。

贝益民摆摆手说：湖北人？不敢当，我们虽然出了“茶圣” 陆羽，但是茶文化并没有真正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反，在我父亲的湖北老家，大家倒是有喝“早酒”的习俗，老城区的小巷子里早酒店铺很多，特别是过节或者休息的时候，朋友们一大早就会约到酒铺里喝酒，你想不到吧。

陈南山惊奇地问道：一大早喝酒？我倒是真没有怎么听说过，怎么个喝法呢？

贝益民说：就跟广东人晚上聚餐一样，几个人一桌，中间架一个火锅，里面荤菜素菜一锅煮，可以喝白酒，也可以喝啤酒，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借着酒劲，通常可以从早上8点聊到中午12点。

陈南山听完笑起来，说：看来中国茶文化发展不起来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好吃”啊，你看广东人，自称是“食在广州”或者“食在广东”，其实饮食文化很发达，并不一定代表很文明，相反有些时候，饮食发达了以后，饮食文化不仅没有变得更文明，而是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极端奢华，要么极端野蛮。

贝益民点头说：我亲眼见过这样的“领导”，在白天鹅宾馆接待完外宾后，觉得吃得不过瘾，还连夜开车跑上百公里，专门到江门去吃什么“龙虎斗”，或者跑到河源去吃什么果子狸、穿山甲，这些年，我比较了中国饮食和西方饮食后发现，西方人更在意食物本身，而中国人更追求制作技巧。

陈南山说：你说得好，你讲美食，不是仅仅看到食物的制作，而是还看到饮食背后的文化深意，极端野蛮的饮食文化或者生活习惯是非常危险的人类行为，会给整个人类直接带来巨大灾难，比如欧洲和美国的“疯牛病”，还有源自非洲的“艾滋病”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自己造出来的孽。

从番禺宾馆出来，陈南山把贝益民带到一个海鲜市场，说让他见识见识。

这个海鲜市场虽然叫“海鲜”，但是里面除了各种水产品之外，更多的是各种家禽和“山珍野味”，甚至还有“宠物”。

贝益民问：这牌子上明明写着海鲜市场，怎么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野味市场呢？

陈南山说：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中央出台政策之后，野生动物不能公开卖了，有些人就想出了这个怪招，把野生动物放到海鲜市场来偷偷卖，可是糟糕的是，把动物混合在一起，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就很容易传播到家禽或者宠物的身上，而家禽，尤其是宠物，很容易就与人类发生密切接触，最后让野生动物身上的致命病毒，经过我们都无法想象的转变和机遇，传播到人的身上。

陈教授轻叹了一声，接着说：2003年的“SARS”也很有可能就是被人“吃”出来的“大祸害”，现在在中国，吃野味，已经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事情，而简直就是一种全民性的“爱好”了，当年SARS之后，中央曾经出台政策，明确规定禁止贩卖和宰杀野生动物，但是还没两年，一切又都回头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下去的话，下一场SARS应该已经离我们就不远了。

贝益民问：陈教授，我听说，动物身上的病毒是没有办法直接传染给人类的，它需要经过很多中间“宿主”的演变，直到进化到最接近人类可接受的程度，而且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你为什么认为“SARS”跟吃野味有关系呢？

陈南山想一想，回答道：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动物身上的病毒不会传染给人类，但是事实上的确就是有这样的事件在发生，比如前面提到的“艾滋”病毒，它最初只存在于非洲猴子的身上， 而“疯牛病”当初英国最开始出现这个病的患者时，人们并没有将它跟牛身上的病毒联系起来，不过事实就是事实，科学家最终认定，这种新型疾病就是因为食用带病的牛肉而引起的。

贝益民问：科学家有说明这种不可能发生的“病毒传播” 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吗？

陈教授说：疯牛病病毒也叫“朊粒”，“朊”这个字体现了这种病毒的一个非常重要特征，就是它不带DNA遗传物质，过去科学界都认为，自然界可以实现自我复制和传播的最简单的有机体是病毒，而病毒要实现复制和传播，至少要有DNA或RNA来携带遗传信息才行，可“朊粒”本身并不具备核酸的结构，却也能自我复制和传播，“朊粒”的发现大大颠覆了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也同时告诉了我们，现有的科学理论并不见得能够解释所有的病毒现象，我们所掌握的理论，它本身也还要有很多的“缺陷”，有些事情并不是“不可能”，而是“不明白”。

贝益民饶有兴致地听着。

陈南山见状接着说：跟SARS最有可比性的就是“禽流感”，你可能知道，禽流感是由禽类流感病毒引起的人类疾病，照说禽类与人类相距太远，禽流感病毒不应该有感染人类的能力，但是现在科学界都相信，禽流感病毒在复制过程中，发生了基因重配，从而获得了感染人的能力，同时才可能造成了人类的流感病毒感染禽类的情况发生，截止到2013年3月，全球共报告了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例600多例，分布于15个国家，中国发现了45例，死亡30例，你看，这总该是明摆着的事实吧。

贝益民问：为什么吃野生动物就会出现严重的病毒传染呢？过去原始人类的时候，以及现在非洲某些地区，人类不是一直都在吃野生的动物吗？

陈南山说：这首先是个“规模”和“概率”的问题，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对人类致命一些病毒，要传染给人类需要在多个“宿主”身上发生基因突变后，才能够获得传播给人类的能力，现代社会大规模宰杀和吃野生动物的行为，可能大大加速了这种演变的进程，为“不可能”变“有可能”创造了条件，比如人感染H5N1亚型禽流感的主要途径，很有可能是有密切接触病死禽的高危行为，包括宰杀、拔毛和加工被感染禽类。

陈南山接着说：其次，人类对于病毒的抵御能力是不一样的，这要看人体身上是否具有抵抗病毒的抗体，比如当年欧洲人移民到美洲，把欧洲的病毒带给了印第安人，造成了数百万原住民的死亡，因为他们的身体中没有对付欧洲病毒的抗体，原始的人类以及依然生活在非洲原始状态下的人类，他们对于病毒的适应力，也许更现代社会里面的人群完全不同。

贝益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陈南山地叹了一口气，说：从乐观的角度看，就是疫情发生后，我们最终还是有办法找到疫苗或者解药的，或者就是疫情爆发一段时间后，病毒的毒性逐渐减弱，不会给人带来太高的致死率，然后就长期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下来，变成了另一种季节性的流感。

转了几家市场，中午的时候，陈南山把贝益民带到番禺一家叫“一记”的云吞面馆。

贝益民吃了一口，连声称赞。

陈南山笑着说道：我来问问你，你说这个云吞面好在哪里？

贝益民笑一笑，说：你难不倒我，我在温哥华做中餐馆，招牌就是云吞，这家的云吞皮好，肉馅也地道，猪肉三分肥七分瘦，虾特别有味道。

陈南山笑着说：看来你果然是专业人士，这家的云吞就是好在这里，因为他家云吞用的是河虾，而且是晒干的河虾。

贝益民惊讶地说道：难怪了，不过广东的珠江三角洲，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河虾应该是一种很丰富的资源，这就是“物尽其用”了。

陈南山说：这些年，广州餐饮业开始重视传统的恢复，许多我小时候久违了的小吃小菜，都被有心人发掘制作出来了，其中云呑面是最有代表性的，真的是越做越好，云吞汤底的制作非常讲究，再也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一碗味精汤了。

贝益民点头说：这碗云吞面的面也做得很好，既“爽口弹牙”，又没有明显的烧碱味道。

陈南山笑着说：你又讲到点子上了，过去的时候，一些北方人来到广州，很不习惯广州的碱面，觉得烧碱味太重，其实正宗的广州云吞面虽然有烧碱，但是不应该有明显的碱味的。

贝益民说：对，广式碱水面在出餐前都会事先经过一个晚上的摊放，也叫“走碱”，这样的面才不会有一股碱味，也才会更爽弹，可惜多半的餐厅都是即制即售，为了降低成本，减少了这项功夫。

陈南山连连点头，说：贝先生，你讲得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贝益民谦虚地笑笑，说：过奖了，过奖了，陈教授，听说正宗的广州人连吃云吞面的“步骤”也是有讲究的，能不能请你为我示范一下，我把它录影下来，介绍给观众们看看？

陈南山笑着点点头，他一边示范，一边说：正宗的广州人呐，接过那碗面后，首先是先尝一口汤，汤一入口，就知道这间店出品好坏，然后在汤勺里放些大红淅醋、生抽，把面夾起来后，用面尖尖，点一点醋，再吃，等把面吃完了，才吃云呑和喝汤，最后摸摸肚皮，长舒一口气，离座埋单。（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