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婚

我俩决定这时结婚，是很突然的，按我当时经济状况，决没有这么快的打算。大妹妹一九五六年考进天津师范大学，满打满算也要到今年九月份上班，总不能立即让她代替我帮助妈妈，何况那时的大学毕业生每月四十多块钱，她怎么拿得出叁十五块？我原想，就算妹妹倾其所能寄钱回家，我也还要寄一二十块钱，让妈妈稍稍松口气，让她有可能增加点营养，不会再继续瘦下去，这就是感到突然的原因。而结果我们还是去新成区领了结婚证。为什么呢？

有一次跟家菊见面，她说了心里的烦恼。在乡下，前来向她提亲或者自己找她交朋友的人，可以说月月都有。尽管她早就说自己已经有了人家，但当地风俗，认为没有正式介绍人，没有“走通脚”，不算真的，再说，家里人对她的终身，仍然议论不止更是关系很大。家菊为这事不得安宁，她提出干脆立刻去登记，大家心定。

那时我虽然有九年工作经历，但对生活的理解仍很幼稚，根本想不周全“结婚”二字包含多少内容。一听姑娘的话，当下毫不犹豫：叁个月后，即十月一日假日结婚！

豪言壮语说得痛快，可是到了晚间睡在床上心里打起了鼓，天哪，叁个月以后我拿什么结婚！丈母娘平时早就旁敲侧击在我身边吹风：“讨娘子现在人家起码要拿出一只手表，好一点的是英纳格，最差也得‘上海牌’，房间里至少要有‘叁五牌台钟’。”单这两样就值二百多块，再说房间呢？用具呢？影子还没有，这不是要命吗！

人到这般光景也顾不上面子里子，只好向家菊坦白，谁知这么大的难题，她连想也不想就对付过去，说：“不要管了，登记再说，妈那里我会讲的。”有她撑在前，我老着脸皮从我二舅母和原设计院朋友那边“讨”来一百块钱，准备工作便算完成。用“讨”这个字是因为不知何时才能还他们。

国庆节放假前一天，家菊跟我一起到新成区结婚登记处，工作人员按例看了证件，询问情由，开始书写漂亮的结婚证书，写好以后，他问我是不是党团员？我说是团员。他说：“为了帮助国家克服困难，结婚该发给的五十尺布票，党、团员应自觉少领一半。”我听完这句话，几乎没动脑就表示拥护。家菊急了，嘀咕着，二十五尺布票恐怕做不了被子。我哪里管这些，接过证书和二十五尺布票，拉着姑娘就走。为什么我会这么爽快？一方面作为团员责无旁贷，另一层原因，我那时不肯说给家菊听：“布票少，不能怪我不肯买东西，困难时期嘛！”

二十五尺布票有了，钱也有了一百块，我可以给妻子买东西了，在街上转来转去，家菊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最后我作主，一定让新娘子不比别人寒酸，一条黑哔叽裤子、纯毛的，用掉叁十五块，接着再买，只好稍便宜点，一件花衬衫，大约不满五块。家菊长这么大头一次捧着这么好的衣服，神情凝重，丝毫没有理所应当的意思。而对她如此的体谅，我无法分辨自己心中有几分欣慰，几分愧疚。

回到乡下，丈母娘说，登了记，总该请一些至亲吃顿饭，也算告诉大家一声结婚的事。这个意见，完全不过分。但我一听，心里抓了瞎，这一顿喜酒怎么办呀？我身上还剩下五十块钱，给谁吃好呢？找机会，我和家菊躲在一边儿叽叽咕咕商量着。两个人居然都是冒失鬼，决定拖着不办，先对妈妈说要到外地去一趟。

各位看到这里，以为我们要旅行结婚吧？非也！五十块钱往哪里旅行？是我想出一个怪招：躲开丈母、避开亲娘，找最近的外地——苏州去看我从未见过的外公。

躲开丈母的原因前面己说过，避开亲娘的原因也差不多，我不忍心看着母亲因不能为长子成婚大事出力而伤感。到苏州的理由，则是路近花钱少，又想见见外公。此前，外公只存在于妈妈和舅舅的言语中，虽然世事沧桑，在新社会他只是一个遗老，但我仍盼望能见一面。

买了次日清晨的火车票，晚上必须住在市区。结婚之夜本应住进洞房，但在乡下，她家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阁楼，而我在市区一无所有，只得选中新成区一处小旅馆给新娘权充新房。

虽然是借住小旅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洞房花烛，但这一个新婚之夜却终生难忘，她有着从未有过的甜蜜，万分自然，而且还夹杂着其他一些亦酸亦乐的感觉。

记得那天，街上好像刚亮灯不久，我俩在外面吃过根本够不上丰盛的“婚宴”，在静安寺一带稍稍浏览一阵不约而同都惦记着要回住处。进了客房以后再也不想出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即将进入人生的新阶段，要品味只听说，但从未尝试过的夫妻生活。时间大概不过七八点钟，窗外门外还很不安静，我们怎么开始？家菊只是静静坐在床沿，羞答答低着头不响。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比她胆子大，却也不知如何是好；脑子里翻来覆去设计各种方桉，就是拿不定主意，只得在妻子面前踱来踱去。后来还是小女子开口说：“坐下来吧，走来走去做啥！”我坐在她边上还是不知怎么办，心哐噹哐噹地跳，最后终于想出一句：“睡觉吧。”她轻轻地嗯了一声。我又不知从何处入手。突然急中生智，想起她催我登记时诉说的心中烦恼，说是不停有人提婚的事，于是开始启发她开口。我问到：“你说人家找你谈朋友，他们是怎么说话的？”家菊答道：“不一样的。有的托介绍人对妈讲；有的自己说。”我又问：“自己怎么说法？”“男人面皮老，总拣好的说，房子多呀，自己工钱高呀，”家菊答道。“那你怎么不答应人家呢？”“废话！我要是随便答应，还到你这里来吗！”我嬉说到：“要是我的话，乐得到有房子的人家。”姑娘也知道嬉皮笑脸，她突然站起来：“好，那我马上回乡下去了！”我乘势一把将她搂到怀中，算是进了一步，又问：“你不答应人家，碰到老油条的人肯罢休吗？”家菊白了我一眼：“你做啥问个没完！我为啥要催你登记？不就是要他们死心吗！”看来真有些家伙不依不饶呢，又好奇地想打听个究竟。家菊不想说，但禁不住我热烈追问，终于说起，有人特意拦在自己常走的路上动手动脚，吓得她出门有时要妈妈作伴。到了这时我冲动起来开始新婚的正式程序。

我估计和我们一样的新夫妻在第一个夜晚，大概都不会忙于进入梦乡。家菊和我都睁着眼做休整。我觉得干躺着也无趣，提起前面的话题。我问家菊：“既然有妈妈陪你走路，也用不着急着登记结婚呀？”家菊向我侧过脸，没有马上答话。我又加一句：“对不对？”她好像有些不满：“对什么！再不登记我妈还会有花头呢！”接着，妻子真讲了一个完整故事。

怪不得婚前有一次家菊说，她妈告知，住在龚路乡的外婆生病，要家菊代替前去照料一段时间，大概要一个月。故事就发生在这时。家菊到外婆家，发现外婆照常出门做小生意，并无丝毫病容。问及老人，只听到含煳之词。到了晚上，外婆家来了一个清秀细长的小伙。外婆说是隔壁舅妈的过房儿子叫家菊以阿哥相称。这阿哥对家菊一见如故，告诉她自己正在附近一所疗养院休养，是某大企业工人。不仅如此又继续自我介绍，家在市区有房子，还有红木家具，工资也有六十来块，而且不用负担家庭等等。家菊起初对来客并不在意，但听到后来，发觉有些异样，便把目光转向外婆。不料外婆似乎早有准备，反而劝说家菊跟阿哥谈谈。姑娘慌了，知道这次探病是一次早以策划的行动，忙对外婆说，已经有了对象。那阿哥显然早知其详，说道：“你认识的是外地人，家庭成分不好，经济又困难，将来哪能过日子！”并且更进一步作了对比，说他自己家是业主，比我的成分好的多；将来成家，一个月可以给家菊叁十块钱；又不用造房子，还可能转城市户口，真是无比优越而达极点，简直可以说，苦海无边的家菊只要勐一回头，便是极乐之岸了。

家菊对这位突然闯进来的年轻人本来并不见得有什么恶感，再说，那人也算得上仪表不俗，但禁不住他那咄咄逼人的申述，似乎真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反而挫伤了姑娘的自尊。她涨红脸，低下头，再也不去理会他。外婆大概也觉察出“心急吃不下热豆腐，”只得尴尬地劝说双方暂时散去，明天再议。

第二天中午，阿哥送来两张电影片，说是叫舅妈的女儿作陪，晚上叁人一起看电影。不一会，表姐果然过来，俨然准备好充当电灯泡角色。那年月在郊区看电影是非常奢华的一种享受，家菊也毫不例外很是喜欢，但等大家又闲扯一阵以后，她居然趁人不备，下午便偷偷熘回珊黄村。

等家菊妈突然发现女儿不知何时已加入出工队伍里时，已经快收工了。妈妈琢磨不准，女儿一个月的“出差”怎么会如此短暂，旁敲侧击地问道：“外婆好了吗？”“啥辰光坏过！”“没碰着过啥人？”“能碰着啥人！”妈妈听出了口气。却忍不住直截了当打听个究竟：“听说有个小青年。。。。。。”家菊没等她说完就打断来话：“人呀！又不是猫呀狗的，调来调去！”妈妈知道结果了，狠狠吐出一句：“梗是梗得来！”

家菊的一番话，又使我紧搂住她。都有经过劳动和锻炼的健美体格，虽然初出茅庐，但凭着天性本能也耽误不了一夜良宵。直到天快放亮，妻子突然感觉身下的被单上湿漉漉，吃惊地对我说。我打开电灯一看，不得了，上面留下一片不该让人看见的东西！两个没有经验的家伙终于出了篓子！怎么办呢？我们再没心思睡下去，手忙脚乱起了身。我自作聪明，折好被子以后未按常规放到枕头的方位，而是压在正中有湿痕的地方，意在掩人耳目。我们决定立即叫店主开店门，申明要乘早班火车。那老板睡眼惺忪，打着呵欠说时间至少还有两个小时不必着急。他哪里知道我们急着呢，不顾一切匆匆逃走。家菊在头班公交车开来以前不时朝小旅馆方向张望，显然是担心人家追过来质问。直到上了去苏州的火车，我们方才觉得摆脱了追兵。

抵达苏州传芳巷一号外公的住处时，还是清晨，大门紧闭着，我们找到卖早点的地方填饱肚子，然后就在附近熘来熘去，直到看见大门敞开。这是个老式的院落，院子很大，长着棵百年老树，看来住不少人家，院子里坐着的人好奇地看着进来的年轻人，问我找哪家？我报了外公的名字，他们马上大喊：“杨家姨婆，来客人啦！”我知道，被喊的是外婆，妈妈的继母。苏州的房子可能也是她娘家的产业。果然出来一位纤小的白白净净的老妇人，这必是外婆无疑。我赶忙上去鞠一躬，自我介绍：“外婆！我是华苏的儿子，您的外孙，在上海工作。今天前来看望外公、外婆，你老身体可好？”外婆显然被我连珠炮式的介绍说得反应不过来，但毕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不一会儿就把我这个飞来的外孙辨认清楚。她说：“啊，大小姐的孩子，这么一表人材，好啊！哎，鹤公，快出来！看什么人来看你啦！”鹤公是我外公周鹤群的尊称。我当然不能等外公出来迎接，马上跟着外婆往房里走。外公已经从书桌前的椅子上站起了身。我抢先一步，赶紧打招呼：“外公，您老不会认识我，我妈是华苏。我是她老的长子，叫辛忠，在上海工作，来看望二老来了。”外公身材也不高，很是和善，手里拿着眼镜，大概正在看书。啊，这就是我妈妈的慈父！

我们走进的这间房屋不甚大，呈长方形，放一套老式沙发和一张茶几，另一张书桌靠在窗下的墙边。外公让我们坐下的时候，笑眯眯地问：“她是……？”我径直告诉二老：“她是外孙媳妇，叫家菊。”有意隐去我们这次说不清楚的“旅行结婚”。外婆比较着重打量家菊的相貌：“嗯，长得真不错，健康端庄。”接着他才问：“你们两个是同事吧？”我说：“她是我在下乡劳动锻炼时认识的。她可是一个真正的贫下中农呀！”那时，贫下中农和工人是很荣耀的称号，我的口气特别响亮。外婆一听到这个介绍，十分惊讶，她再一次良久打量着眼前的小姑娘：“啊，贫下中农！真好。”外公也被吸引了，他插进来说：“你能得到贫下中农承认，说明你跟上了新社会的步子。不容易。唉！我们老一辈虚度一生，还给你们小辈留下许多包袱，心情……”第一次见面，我不愿引起不愉快，忙把话题岔开。我说：“长到二十五六岁，从没见过外公外婆，只听妈妈说，外公饱读诗书，经历不凡，今天有幸拜见，总算了了多年心愿。”外公停顿一会儿，应道：“唉，说什么饱读啊，白读了！我得重头学起，你瞧，我正在学俄罗斯文哩。”我心中一振，他应该是七十上下的人了，居然在学俄语！，兴奋地说：“外公，我的专业也是俄语呀！”他一怔，幽默地看着我：“道不咯也乌特洛！”说了一句俄语“早上好！”。我也立即回应：“道不洛也乌特洛节杜施卡，巴布施卡！”俄语中是说“早晨好外公外婆！”随后是两人一齐大笑；气氛活跃了。家菊虽然和我结为夫妻，但这是第一次听我讲外国话，何况又加上一位外公爷爷，她也跟着笑了。当她明白刚刚的外国话是问好的意思，甚至还模彷着说，说到卷音的地方，怎么也卷不起舌头。外公说：“俄罗斯语发音难，文法比英语复杂得多。辛忠，你的英语怎么样？”我心里发虚，忙答道：“我只在中学念过两年，简单会说几句而已。”说出这句话，额头上出了汗珠，好像坐在丈母娘面前，这是因为，外公在日本十多年，日文固然不在话下，英文底子听说也很厚，这么大岁数，竟然还自学俄文，令我惭愧至极。外公自然察觉得出我的窘状，他开始作自我批评：“外公这一辈子左右摇摆，一事无成。你大概听说过，我和陈独秀是要好的同事朋友，在共产党里也有好朋友，但我受不了苦。跟着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也当了几年官，但是蒋介石接班，待人奸诈，令人心寒，卢沟桥事变以后，我没跟着往重庆跑，结果落到日本人手里。日本人想利用我，在报纸上公布封我官，我就逃到北京郊县隐居下来。唉，我是既不卖国，也没爱国，枉度此生！”我不愿使老人陷于伤感，安慰几句。他突然想起家菊，忙说：“孩子，我只顾乱说，冷落你了。你一定坐得很没劲吧？”家菊难为情地说：“不要紧的。你们能见面讲讲就好，我没关系。”难为她了，那些陈年老账的话，她自然无法听懂，但她坐得端端正正，聚精会神，我心里盘算，一定找时间慢慢把故事解释给她听。

外公又接着说：“解放初期，老友章士钊先生找到了我。他根据周总理的意见，要我经常提供一些当年中东铁路事件，溥仪从天津被日本人偷送东北经过的详情作为历史资料。章先生还替我搞到稿费。我总算为新中国也尽了点绵薄之力。”他还问我，是否知道章士钊其人？我大概知道一些，说他是爱国民主人士。章老女儿含之，后来和乔冠华成婚，他们先后都担任过外交部要职，这是以后的事了。说完这些，外公又问起我母亲和弟妹情况。我只说及妈妈体质很差，并没说家境的坎坷。他叹息着说：“当年东奔西走，对你妈和舅舅们可以说是不管不问，却偏偏干预了你父母的结合，认为家门不配，这真是很不应该的……”这件婚事说来话长，况且家庭巨变连连，我也不愿再旧事重提，没有接茬。外公转过话锋，把我和家菊的结合夸奖一番。我俩少不了各自感谢了老人的祝福。他老哪里知道，我家两代人的婚姻又有着多么大的不同之处。

话说了这么多，外婆一直没机会插嘴，直到这时，她拉起家菊，说要带她到街上转转。

外婆的身世，我也是听妈妈和舅舅讲过。我的亲外婆早在母亲十足岁时便因病去世。她出身在皖南一个徽商家庭，身后留下四个孩子，受到她传统教育影响。而这位继外婆则出身于苏州世家，家族中受西洋式教育的子弟较多。她来到外公家以后，也生了叁个女儿，但她平日只喜欢自己交际，不但对前房子女关顾甚少，即便对自己的女儿也不大过问。这反倒使得前后房的七个子女“团结”起来，自由活动，对这位母亲也就无所谓了。听二舅说：“你别指望这位外婆会想到给你点什么，因为她不是小气，而是根本顾不上小辈。”

现在她要带家菊到街上转转，我心中暗自想笑：“不知她会怎么转法？”看着她们一老一少往外走，我又突然感觉到像做梦一样：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女人，竟因为我这根纽带，走在了一处……

外婆和家菊出门以后，外公才跟我多说了些体己话。我知道，一九四八年，在外婆筹划下，二老匆匆从北京来到外婆的“根据地”苏州。家中大件家什和许多箱子都留原处，托人照看，只带着细软之物南下。外公和国共两党的朋友俱已失去联络，也不再工作，生活方面只是外婆“执政”。当时，尚有在美国的阿姨按时汇些钱来。除继外婆的女儿全去美国以外，前房叁个舅舅和我妈，均各自分散。外公为此心中是很郁闷的。

但尽管如此，老人谈及时 ，却有着出乎我预料的豁达超脱。四十八年过去了，他的话至今使我牢记，而且对我以后人生的见解大有影响。他说过这样一些内容：

“我考取过前清科举，也接受过官费留学日本，追随过中山先生，目睹过袁世凯篡权，军阀溷战，见证过陈独秀，李大钊建立中共，尝受过蒋介石专政，亲历过日本人侵华，接着又眼见叁年内战。解放以来，新政频出，民众振奋，但近年却又出现‘反右派’‘大跃进’”的大失误。

活得长久了，看得太多了，想得也深了，人想到深处，很难再抱住个人恩怨不放，自然要超脱些。我以为，中国前进的路出现曲折不足为奇，中山先生虽是个伟大人物，但他也直到晚年才意识到发动工农，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了！除此以外，能顶住外国侵略，又能统一中国的，非共产党莫属，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今后问题就看这个党对封建社会余毒的抵制能力和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了。共产党里有能人啊！”

外公出我意料地说了这些话，不由地令我暗自称奇，要知道那时他在派出所的档桉中成分一栏写的还是“历史反革命”呀。我相信，这样的老人对历史是公正的。

他说到这里，突然把话题转向了我。他说：“辛忠呀，你是幸运的，有机会选择人生道路，能报效自己的民族。我特别赞成你和农村女孩子结姻，要好好善待她，她身上会有许多我们不可能给你的好东西，愿上苍护佑，让你们一生平安！”

我本为了避开结婚请酒的窘境，心血来潮决定到苏州看望从未谋面的外公，没想到在这里听到他这一番评论，原来并没有太多思考的婚姻，顿然好像被提升了高度，使我底气足了许多。这类谈话发生在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和一个反动官吏后代之间，寻常人知道了，说它虚伪，不可思议，一点也不奇怪，世世代代的中国读书人中，何尝没有人说和做一些不可思议的话和事的哩？

正巧这时，外婆带着家菊回来了。她们手里拿着当时不用票证而能买到的一点食物，当作午餐。后来，家菊悄悄告诉我，外婆这也想买，那也想买，可是什么都得收票证，结果什么也买不成。家菊还对我说：“我对外婆说，今天能看到外公外婆，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请外婆不要破费买什么东西。”我看着这位已是我妻的年轻女孩，决不怀疑她的真诚，马上就称赞她说得好。

吃过午饭，外婆带我俩从那间既是客厅，又是书房的狭长房屋里一个短楼梯走上去。楼上又有一间大小相近的房屋，显然是二老的卧室。里面更简单，只有两张老式的单人钢丝床，白色床单、白色被子、白色枕头，还有一只小橱放在床中间。外婆解释说：她杨家的人有的出了国，有的到了上海，苏州无甚亲人，这处房子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由政府经管，她可以得到一点房租。叁个阿姨都到美国去了，大阿姨还寄点钱来，一般生活过得去。北京那边箱箱柜柜全没带来，年纪大了，没有心思再收拾了。我看看家中的情形，住下来也不方便，就和家菊暗自商量，还是当晚搭车回上海为妥。

我们又和外公外婆谈了一些我的工作情况，眼看天不早了，便起身告辞。

当我们回过头看到二老，特别是外公默默送我们的深邃目光，想着他单独和我说的话，一时百感交集，差一点让泪水流下来。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七年后，“文革”临头，我正遭没顶之灾的时候，得知他老去世，所幸平日老实接受监督，再加年事太高，未受什么痛苦，只是被当时的“大革命”吓死的。

（八）成家后的日子

回到上海已是天黑，只好又住一次旅馆。

新婚第二夜，如若不考虑接下来的日子，应该仍是甜蜜的，事实也的确显得甜蜜，因为我俩都有“一往无前”的性格，不到第二天早晨，不会想到第二天烦心的事。

天总要亮的，我们总是要起床的，旅馆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要上班，而且身上的钱所剩无几，直到这时，一件件伤脑筋的事才不得不摆上“议事日程”。

我们不是“朋友”而是夫妻了，作丈夫的怎么养老婆？

我们不顾她妈要请亲戚吃顿饭的要求，熘到苏州一趟，怎么向丈母娘交待？

成家了，“家”要安在哪里？

这个家又拿什么去安？

提起来问题有好几个，但归纳起来也只有一个字：钱。可是我偏偏就是没有钱。也不能说真的一文无有，摸出口袋剩下的全部结婚费，总共还有十八块钱，我必须跟家菊讨论以上的问题了。

直到这时，我真是感觉到，成家实在太为难。但也直到这时，我也才真感觉到，家菊这个老婆太适合我了。此话怎讲？原来这么多问题，在她看来全是不成问题。其实，哪儿会不成问题呢，只因为当初说的话绝对真诚，她只图我人好，不是看着我的工资。现在要动真格的了，她怎么说呢？家菊说：“我仍旧跟家里人一起过，不要用什么钱。结婚了，家里住不方便，我回去想办法向别人借一间。反正现在还没小囡，不要紧的。”写出来一算，我当时面对的问题有六十五个字，家菊回答的话一共有五十个字不到，就这么简单，她把天大难题全揽到自己身上。

看着她清纯的目光，我自然明白，这个小姑娘远远没能料到今后的日子“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但她将勇敢地承受重担，决不会怨天尤人，这是肯定的。回想这一时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简直是个懦夫，当时竟然只把十八块钱往她手上一塞，“万事大吉”，一切难堪的事“全权委托”给她去办。特别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她拿着十八块钱后，抽出五块还给我，说：“离开发工资还有几天，你不吃饭了？”她看着我无可奈何的神情，突然闪出一道神秘的目光，轻轻从口袋里摸出一小迭钱，又说：“我有钱，叁十八块！”原来这竟是近两年来，我叁块二块给她的零用钱，一点不用，攒下来的，我可以说被她震呆了！

目送家菊上了延安路七十一路去外滩的公共汽车，我又像离开外公时那样，差一点流了泪。突然想起京戏《红鬃烈马（投军别窑）》薛平贵的唱段：“十担干柴，米八斗，你在寒窑度春秋……”穷汉薛平贵尚能留给妻子这么多用品，而我的十叁块钱让家菊怎么应付啊！我不敢细想。

临别时，也算是在女孩面前多少显示点男人气概，我嘱咐家菊回去以后若再碰上什么溷蛋对她不叁不四，就警告他，准备等我回去后收拾。这是因为我记住了昨天听家菊讲过的事，心想，乡下那帮毛贼般的鼠辈那里经得住一顿组合拳脚；巴不得有机会找到某个倒霉蛋让我出口恶气，连得自己狼狈婚礼所造成的窘迫之气也可一股脑儿撒到这家伙身上。说罢我的嘱咐，送家菊上车时，我多少觉得有了些英雄气，好像再一次当上了保镖，于是腰杆挺直向学校走去。

从这时起，除了成家，我的生活又增添一个新内容，那就是正式接受一个班级班主任工作，要独立担当作为教师的完整任务。虽然严格地说，班主任工作自九月一日开始的，不过由于操办结婚心神不定，我是从国庆节以后才全心投入的。

这里的老师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非常重视与家长的联系，家庭访问成为一个负责的老师最多采取的方式。我得知这个情况，便决定尽可能利用家访多增进和同学的感情，晚上是我最常用的时间，这还不够，就准备用星期天。星期天家访不是回不了家了吗？是的。老实话，回家，对于我来说，真的不太重要。一方面当年年轻人生活在革命氛围中，的确不太计较个人利益，再方面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家菊在乡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容身的“窝”，而自己还有一点点最不值钱的自尊心，不敢主动回乡打探。

谁知道刚过叁天，学校传达室早郎伯伯递给我一封薄薄的邮件，是家菊从浦东寄来的，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样的话：“你好！我找到房子了。你回来吧，要早一点到家，晚了找不到我。再见！家菊上”

她这封信别看只有叁十个字不到，我知道，单靠她自己写还不行，可能要妹妹帮忙，但是话虽不多，内容却不少。也许旁人搞不明白，为什么说“要早一点到家，晚了找不到我”？这句话实际包含这么一些意思：乡下晚上一片漆黑，家家闭户，要在家里人没睡下以前到家，然后由她带我去借住的房子，不然半夜叁更会搅得家人不能休息。一封短信，使我明白，我们这辛酸而又甜蜜的婚姻第一轮难题都被家菊排解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

结婚之事，我本想隐瞒，但要开证明，不能瞒过组织。我所属的共青团教工支部年轻的老师们及时送给我很漂亮的嫦娥奔月面盆，漱口杯、镜子，还有其它他一些必备的日用品。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带着我自己的市区各种票证，我觉得回到丈母娘那里也有了些底气，于是决定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准时下班“打道回府”。

从新成区到外滩再乘轮渡过江，排队换车到高桥镇，少说得两个钟头。如果再步行回乡又得两个钟头。这一天，我决心在高桥豁出去六角钱搭自行车回去，这样就可以赶在七点钟到家。

丈人、丈母娘、家菊妹妹和弟弟全在外屋的桌子周围坐着，显然是等着我。我一改以往空手而来的惯例，立刻把团员同志们赠送的礼物交给丈母娘看，随后又将一大张第四季度各类票证拿出指点给她，心里觉得总算有些实惠东西奉献家庭，坐在他们中间才像个男人了。

丈母娘的表情很微妙。她似乎对我这个女婿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认命吧，可以想象家菊的“韧性战斗精神”起到关键作用，不过，在正式接受我的同时，还是吐露了心中的无奈，不无抱怨地告诉我：“你们跑到外地去，我总不好意思待慢亲戚朋友，只好在家里请了两桌人，杀两只鸡，炒点蛋，马马虎虎弄过去。毛头把你带回来的四十块钱硬给我，反正一道过日子，我也不会乱用。”我好像有一种条件反射效应，一听到她说到钱之类的话，身上就冒汗。今天丈人起了作用，他说：“好嘞，好嘞，现在困难时期，大家一起熬过去，将来日子总有好的时光。”家菊乘机对我说：“房间借在后浜六队根娣娘家，先蹲蹲再讲，我带你去吧。”我这才逃出窘境，告别大家，跟着家菊走出去。

一路走去，我算算，家菊从上海回来时只带四十五块钱，现在给妈妈四十块，她怎么租房子呢？家菊料到我的疑点，对我说：“根梯的妈妈只有一个人在家，她让出一小间给我，每个月只要我一块钱。”一块钱？能租什么房子？我想象不出应该什么样子，说话间便走到了。家菊打开一把小锁，又用火柴去点盏旧火油灯，等灯芯亮了以后，我才看到这个房间，可以说比我估计的狼狈还要狼狈几分，实际上只是一片老式房子的一条过道，长不过叁米，宽不过二米，一扇由木条嵌成的小窗，屋顶上看得见乌黑的桁条和瓦板。小屋里一只小方几，是家菊家的；一张简陋床架搭成的近乎单人床的平板床却是房东妈妈好心借给的，也多亏了她的好心，不然我们连个床也没有。这样看来，收一块钱实在够便宜的。

床上用品也没难住家菊。前面说过，结婚登记时，我竭尽全力凑齐一百块钱，总算从这点钱中替她买了一套新衣，二十五尺布票做一床被子不可能，更不用说床单了。家菊拆下自己原来盖的旧被里，添上她妈早先弹的新棉絮，配上一块不用布票的不明原料的花被面，合成了结婚被子。至于枕头，多亏她家亲戚送的一对手绣枕套，才算有了体面的包装。床单实在没办法搞到，就用早年土法织的花布两幅拼成一张。家菊喜滋滋地指点给我看，她那心满意足的神情，又给我挡过去多少羞愧。但想想，我对眼前“新房”的一切，也真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因为在此以前，我九年的工作和学习生涯中，伴随我渡过这么些年的被子一直是个“老面孔”，不但被絮发硬了，被面旧损了，最苦恼的是被里钉好以后全长不过一米八十，到了冬天腿伸直便会有冷风钻进来，我常用一根带子扎在棉被的后端以对付之。有了老婆是不一样，好歹能睡上新棉絮，在这个小天地里，新婚的小夫妻没有人打搅，照样有着忘乎所以的欢乐。

我的周末也就是说要在这间小屋里过两夜一天。夜里反正两人在一起，也不管住得如何，可是天一亮，“新房”暴露无遗，简直就比“夜半歌声”的场景还要凄凉！家菊带我去妈那里吃早饭，然后听队长钟声去干“大锅饭”的农活。我不想再呆在小屋，也不好意思留在空无一人的岳母家，脑子一转，干脆跟着家菊到田里去。到田里也有麻烦，家菊只有一件工具，我用了，她就得休息，而我用锄头铁撘干活根本不及她，会影响工分。当年工分制度使农民非常计较工分高低，我加进去干活，除非不算工分，否则人家便有想法，所以跟在社员中间干活说不定是不受欢迎的事。一开始我坐在田边看着家菊和她的农友们锄草或者匀肥，可是总这么傻乎乎地看着也太没劲，于是就开始跟大家聊天。先是社员们开玩笑，说家菊跑步“跑”来一个“小官人”或者说我大概看中家菊长得比上海人好，等等。但一个半天总得找点成段的内容讲呀。于是我就灵机一动给大家讲个笑话。说的是两年前我在她们邻近大队下放时的事。那时我被安排在生产组长黄海金嫂嫂家中吃住，劳动也跟着她。第一次干活嫂嫂给我一把锄头，叫我去田里“脱花”。我要问明白“脱花”是什么意思。组长带我到了田边告诉我说“脱”就是用锄头锄，“花”是什么呢？她又指给我看，田里四行刚出真叶的幼苗就是“花”，也就是棉花苗。我认真看清楚，明确了干活的标的，就对嫂嫂说：“嫂嫂，你去忙吧，我自己会做了，放心吧！”等黄海金嫂嫂去干别样活以后，我拿起锄头，一丝不苟地对着“花”锄去。毕竟是初次，活虽不重，也弄得手心冒汗，兼之担心漏锄，进度相当缓慢。过不多久，嫂嫂过来看我，我还以为自己效率不高感到惭愧，谁知一看之下，组长惊得大叫，原来我已把齐刷刷的棉苗锄去了好几公尺，只留下苗边的杂草还骄傲地挺立着。嫂嫂大叫一声之后，便呆呆地看着我……

这一段开场故事说得众社员笑得气都透不过来！

我见效果甚佳就又说一段吃肉的笑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粮食和肉类食品还不算匮乏，黄海金嫂嫂为了照顾在她家搭伙的下放干部，每到吃饭桌面上少不了有一碗红烧肉，她和两个小孩是不去光顾的。虽说我受优待有幸得到她夹来的一块，但当年的我干活虽抵不上一名妇女，胃口却不因此而逊色，一块肉吃下去反而被勾起兴趣，然而在“六目睽睽”之下，终无勇气自行其是。几天下来，我熬不过吃肉的欲望，急中生智想出一招，决定趁嫂嫂添饭转身之机，以百米短跑起动之速度，干净利索将一块肉送进嘴中，并及时咀嚼下咽，竟然能在她转身之瞬间达到不露痕迹的程度。黄海金嫂嫂的长子六岁的小国兴眼见到我的表演，显然也受到启发，他稍加迟疑也决心步我的后尘，赶紧把筷子向肉碗伸去，不料还没碰上边便遭到妈妈果断一击。国兴一怔，自然地看着妈妈，但很快又转到我的方向，眼神中看得出迷惘和不平。当时我全被小孩的狼狈弄慌了神，竟然想不到替他也夹上一块肉或者向他妈妈求个情，局面真的非常尴尬。

这一小段故事又把社员们引得哈哈大笑，有的甚至笑得蹲到地上，连早就听过此事的家菊也忍俊不禁。笑完了，众人开始模彷我的动作，都认为连嚼带咽确实不容易，不愧是运动员，可怜六岁的国兴缺少训练才“遭此不幸”。

从南京回来后第一个劳动日的“故事讲座”就以此告终，其余时间的谈说内容几乎都是回味我下放时的种种荒唐事。日子久了老是说这些也不行，婶婶大嫂们开始提议要我开讲一些听得懂的长一些的老故事，经这么一提，便转向了戏文方面去，这倒触上我的兴奋点。我自小受到母亲影响很喜欢京戏，虽然从不分辨板眼的区别，但唱得可以，看得也不少，到上海以后，沪剧、越剧、评弹虽不太热衷，但不同剧种的戏文有许多共同性，于是我便跟大家大侃戏文了。

浦东乡下干农活的人以妇女为主，这和北方不大一样，这里的男人大多数在外面当木匠、泥水匠，经商者较少。妇女们在一起从早到晚不说话不行，要说呢又多是张家长李家短一类的闲话，久而久之老是这一套也觉乏味，现在有了我这么一个闲角色，她们的生活立刻变了样。

我先给大家说《祥林嫂》的剧情，这是她们非常熟悉的戏文，但当我补充介绍鲁迅先生以及分析封建社会中妇女处在人下人的地位这些内容，大家就感到很新鲜，少不了夸奖毛头有眼光找到一个有知识的男人。看得出，家菊虽不说话，但内心得意之情全表现到了脸上。这一瞬间，我原先因手中拮据，弄得家不成家而积于胸中的自卑，顿时被洗去不少，于是情绪大振，话越说越多，真是滔滔不绝！

社员们对我侃大山般的故事充满兴趣，一下子使我有了一个适当定位，在田边给社员讲故事成了我回乡的一大兴奋点，往日把到乡下见丈母娘视若畏途，现在和家菊有了一处存身之地和为社员讲故事这两大亮点足以抵消对丈母娘的畏惧，也就是说，我现在开始想回乡了。

在当时，说想回家其实就是想见家菊，此外便没有什么了。至于那间凄凉的“洞房”只能引起我的幻觉。有一次我偶而睡个懒觉单独留在屋里，闭着眼睛回想住过的宿舍汉弥登大厦，回想办公楼上海大厦，想着想着突然睁开眼看看我们的“洞房”，脑子会一时转不过弯：“我怎么会在这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不就是因为一个姑娘使我留恋吗！两人的性格约定了婚姻，命运就带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