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家后的日子

回到上海已是天黑，只好又住一次旅馆。

新婚第二夜，如若不考虑接下来的日子，应该仍是甜蜜的，事实也的确显得甜蜜，因为我俩都有“一往无前”的性格，不到第二天早晨，不会想到第二天烦心的事。

天总要亮的，我们总是要起床的，旅馆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要上班，而且身上的钱所剩无几，直到这时，一件件伤脑筋的事才不得不摆上“议事日程”。

我们不是“朋友”而是夫妻了，作丈夫的怎么养老婆？

我们不顾她妈要请亲戚吃顿饭的要求，熘到苏州一趟，怎么向丈母娘交待？

成家了，“家”要安在哪里？

这个家又拿什么去安？

提起来问题有好几个，但归纳起来也只有一个字：钱。可是我偏偏就是没有钱。也不能说真的一文无有，摸出口袋剩下的全部结婚费，总共还有十八块钱，我必须跟家菊讨论以上的问题了。

直到这时，我真是感觉到，成家实在太为难。但也直到这时，我也才真感觉到，家菊这个老婆太适合我了。此话怎讲？原来这么多问题，在她看来全是不成问题。其实，哪儿会不成问题呢，只因为当初说的话绝对真诚，她只图我人好，不是看着我的工资。现在要动真格的了，她怎么说呢？家菊说：“我仍旧跟家里人一起过，不要用什么钱。结婚了，家里住不方便，我回去想办法向别人借一间。反正现在还没小囡，不要紧的。”写出来一算，我当时面对的问题有六十五个字，家菊回答的话一共有五十个字不到，就这么简单，她把天大难题全揽到自己身上。

看着她清纯的目光，我自然明白，这个小姑娘远远没能料到今后的日子“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但她将勇敢地承受重担，决不会怨天尤人，这是肯定的。回想这一时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简直是个懦夫，当时竟然只把十八块钱往她手上一塞，“万事大吉”，一切难堪的事“全权委托”给她去办。特别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她拿着十八块钱后，抽出五块还给我，说：“离开发工资还有几天，你不吃饭了？”她看着我无可奈何的神情，突然闪出一道神秘的目光，轻轻从口袋里摸出一小迭钱，又说：“我有钱，叁十八块！”原来这竟是近两年来，我叁块二块给她的零用钱，一点不用，攒下来的，我可以说被她震呆了！

目送家菊上了延安路七十一路去外滩的公共汽车，我又像离开外公时那样，差一点流了泪。突然想起京戏《红鬃烈马（投军别窑）》薛平贵的唱段：“十担干柴，米八斗，你在寒窑度春秋……”穷汉薛平贵尚能留给妻子这么多用品，而我的十叁块钱让家菊怎么应付啊！我不敢细想。

临别时，也算是在女孩面前多少显示点男人气概，我嘱咐家菊回去以后若再碰上什么溷蛋对她不叁不四，就警告他，准备等我回去后收拾。这是因为我记住了昨天听家菊讲过的事，心想，乡下那帮毛贼般的鼠辈那里经得住一顿组合拳脚；巴不得有机会找到某个倒霉蛋让我出口恶气，连得自己狼狈婚礼所造成的窘迫之气也可一股脑儿撒到这家伙身上。说罢我的嘱咐，送家菊上车时，我多少觉得有了些英雄气，好像再一次当上了保镖，于是腰杆挺直向学校走去。

从这时起，除了成家，我的生活又增添一个新内容，那就是正式接受一个班级班主任工作，要独立担当作为教师的完整任务。虽然严格地说，班主任工作自九月一日开始的，不过由于操办结婚心神不定，我是从国庆节以后才全心投入的。

这里的老师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非常重视与家长的联系，家庭访问成为一个负责的老师最多采取的方式。我得知这个情况，便决定尽可能利用家访多增进和同学的感情，晚上是我最常用的时间，这还不够，就准备用星期天。星期天家访不是回不了家了吗？是的。老实话，回家，对于我来说，真的不太重要。一方面当年年轻人生活在革命氛围中，的确不太计较个人利益，再方面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家菊在乡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容身的“窝”，而自己还有一点点最不值钱的自尊心，不敢主动回乡打探。

谁知道刚过叁天，学校传达室早郎伯伯递给我一封薄薄的邮件，是家菊从浦东寄来的，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样的话：“你好！我找到房子了。你回来吧，要早一点到家，晚了找不到我。再见！家菊上”

她这封信别看只有叁十个字不到，我知道，单靠她自己写还不行，可能要妹妹帮忙，但是话虽不多，内容却不少。也许旁人搞不明白，为什么说“要早一点到家，晚了找不到我”？这句话实际包含这么一些意思：乡下晚上一片漆黑，家家闭户，要在家里人没睡下以前到家，然后由她带我去借住的房子，不然半夜叁更会搅得家人不能休息。一封短信，使我明白，我们这辛酸而又甜蜜的婚姻第一轮难题都被家菊排解了，也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

结婚之事，我本想隐瞒，但要开证明，不能瞒过组织。我所属的共青团教工支部年轻的老师们及时送给我很漂亮的嫦娥奔月面盆，漱口杯、镜子，还有其它他一些必备的日用品。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带着我自己的市区各种票证，我觉得回到丈母娘那里也有了些底气，于是决定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准时下班“打道回府”。

从新成区到外滩再乘轮渡过江，排队换车到高桥镇，少说得两个钟头。如果再步行回乡又得两个钟头。这一天，我决心在高桥豁出去六角钱搭自行车回去，这样就可以赶在七点钟到家。

丈人、丈母娘、家菊妹妹和弟弟全在外屋的桌子周围坐着，显然是等着我。我一改以往空手而来的惯例，立刻把团员同志们赠送的礼物交给丈母娘看，随后又将一大张第四季度各类票证拿出指点给她，心里觉得总算有些实惠东西奉献家庭，坐在他们中间才像个男人了。

丈母娘的表情很微妙。她似乎对我这个女婿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认命吧，可以想象家菊的“韧性战斗精神”起到关键作用，不过，在正式接受我的同时，还是吐露了心中的无奈，不无抱怨地告诉我：“你们跑到外地去，我总不好意思待慢亲戚朋友，只好在家里请了两桌人，杀两只鸡，炒点蛋，马马虎虎弄过去。毛头把你带回来的四十块钱硬给我，反正一道过日子，我也不会乱用。”我好像有一种条件反射效应，一听到她说到钱之类的话，身上就冒汗。今天丈人起了作用，他说：“好嘞，好嘞，现在困难时期，大家一起熬过去，将来日子总有好的时光。”家菊乘机对我说：“房间借在后浜六队根娣娘家，先蹲蹲再讲，我带你去吧。”我这才逃出窘境，告别大家，跟着家菊走出去。

一路走去，我算算，家菊从上海回来时只带四十五块钱，现在给妈妈四十块，她怎么租房子呢？家菊料到我的疑点，对我说：“根梯的妈妈只有一个人在家，她让出一小间给我，每个月只要我一块钱。”一块钱？能租什么房子？我想象不出应该什么样子，说话间便走到了。家菊打开一把小锁，又用火柴去点盏旧火油灯，等灯芯亮了以后，我才看到这个房间，可以说比我估计的狼狈还要狼狈几分，实际上只是一片老式房子的一条过道，长不过叁米，宽不过二米，一扇由木条嵌成的小窗，屋顶上看得见乌黑的桁条和瓦板。小屋里一只小方几，是家菊家的；一张简陋床架搭成的近乎单人床的平板床却是房东妈妈好心借给的，也多亏了她的好心，不然我们连个床也没有。这样看来，收一块钱实在够便宜的。

床上用品也没难住家菊。前面说过，结婚登记时，我竭尽全力凑齐一百块钱，总算从这点钱中替她买了一套新衣，二十五尺布票做一床被子不可能，更不用说床单了。家菊拆下自己原来盖的旧被里，添上她妈早先弹的新棉絮，配上一块不用布票的不明原料的花被面，合成了结婚被子。至于枕头，多亏她家亲戚送的一对手绣枕套，才算有了体面的包装。床单实在没办法搞到，就用早年土法织的花布两幅拼成一张。家菊喜滋滋地指点给我看，她那心满意足的神情，又给我挡过去多少羞愧。但想想，我对眼前“新房”的一切，也真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因为在此以前，我九年的工作和学习生涯中，伴随我渡过这么些年的被子一直是个“老面孔”，不但被絮发硬了，被面旧损了，最苦恼的是被里钉好以后全长不过一米八十，到了冬天腿伸直便会有冷风钻进来，我常用一根带子扎在棉被的后端以对付之。有了老婆是不一样，好歹能睡上新棉絮，在这个小天地里，新婚的小夫妻没有人打搅，照样有着忘乎所以的欢乐。

我的周末也就是说要在这间小屋里过两夜一天。夜里反正两人在一起，也不管住得如何，可是天一亮，“新房”暴露无遗，简直就比“夜半歌声”的场景还要凄凉！家菊带我去妈那里吃早饭，然后听队长钟声去干“大锅饭”的农活。我不想再呆在小屋，也不好意思留在空无一人的岳母家，脑子一转，干脆跟着家菊到田里去。到田里也有麻烦，家菊只有一件工具，我用了，她就得休息，而我用锄头铁撘干活根本不及她，会影响工分。当年工分制度使农民非常计较工分高低，我加进去干活，除非不算工分，否则人家便有想法，所以跟在社员中间干活说不定是不受欢迎的事。一开始我坐在田边看着家菊和她的农友们锄草或者匀肥，可是总这么傻乎乎地看着也太没劲，于是就开始跟大家聊天。先是社员们开玩笑，说家菊跑步“跑”来一个“小官人”或者说我大概看中家菊长得比上海人好，等等。但一个半天总得找点成段的内容讲呀。于是我就灵机一动给大家讲个笑话。说的是两年前我在她们邻近大队下放时的事。那时我被安排在生产组长黄海金嫂嫂家中吃住，劳动也跟着她。第一次干活嫂嫂给我一把锄头，叫我去田里“脱花”。我要问明白“脱花”是什么意思。组长带我到了田边告诉我说“脱”就是用锄头锄，“花”是什么呢？她又指给我看，田里四行刚出真叶的幼苗就是“花”，也就是棉花苗。我认真看清楚，明确了干活的标的，就对嫂嫂说：“嫂嫂，你去忙吧，我自己会做了，放心吧！”等黄海金嫂嫂去干别样活以后，我拿起锄头，一丝不苟地对着“花”锄去。毕竟是初次，活虽不重，也弄得手心冒汗，兼之担心漏锄，进度相当缓慢。过不多久，嫂嫂过来看我，我还以为自己效率不高感到惭愧，谁知一看之下，组长惊得大叫，原来我已把齐刷刷的棉苗锄去了好几公尺，只留下苗边的杂草还骄傲地挺立着。嫂嫂大叫一声之后，便呆呆地看着我……

这一段开场故事说得众社员笑得气都透不过来！

我见效果甚佳就又说一段吃肉的笑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粮食和肉类食品还不算匮乏，黄海金嫂嫂为了照顾在她家搭伙的下放干部，每到吃饭桌面上少不了有一碗红烧肉，她和两个小孩是不去光顾的。虽说我受优待有幸得到她夹来的一块，但当年的我干活虽抵不上一名妇女，胃口却不因此而逊色，一块肉吃下去反而被勾起兴趣，然而在“六目睽睽”之下，终无勇气自行其是。几天下来，我熬不过吃肉的欲望，急中生智想出一招，决定趁嫂嫂添饭转身之机，以百米短跑起动之速度，干净利索将一块肉送进嘴中，并及时咀嚼下咽，竟然能在她转身之瞬间达到不露痕迹的程度。黄海金嫂嫂的长子六岁的小国兴眼见到我的表演，显然也受到启发，他稍加迟疑也决心步我的后尘，赶紧把筷子向肉碗伸去，不料还没碰上边便遭到妈妈果断一击。国兴一怔，自然地看着妈妈，但很快又转到我的方向，眼神中看得出迷惘和不平。当时我全被小孩的狼狈弄慌了神，竟然想不到替他也夹上一块肉或者向他妈妈求个情，局面真的非常尴尬。

这一小段故事又把社员们引得哈哈大笑，有的甚至笑得蹲到地上，连早就听过此事的家菊也忍俊不禁。笑完了，众人开始模彷我的动作，都认为连嚼带咽确实不容易，不愧是运动员，可怜六岁的国兴缺少训练才“遭此不幸”。

从南京回来后第一个劳动日的“故事讲座”就以此告终，其余时间的谈说内容几乎都是回味我下放时的种种荒唐事。日子久了老是说这些也不行，婶婶大嫂们开始提议要我开讲一些听得懂的长一些的老故事，经这么一提，便转向了戏文方面去，这倒触上我的兴奋点。我自小受到母亲影响很喜欢京戏，虽然从不分辨板眼的区别，但唱得可以，看得也不少，到上海以后，沪剧、越剧、评弹虽不太热衷，但不同剧种的戏文有许多共同性，于是我便跟大家大侃戏文了。

浦东乡下干农活的人以妇女为主，这和北方不大一样，这里的男人大多数在外面当木匠、泥水匠，经商者较少。妇女们在一起从早到晚不说话不行，要说呢又多是张家长李家短一类的闲话，久而久之老是这一套也觉乏味，现在有了我这么一个闲角色，她们的生活立刻变了样。

我先给大家说《祥林嫂》的剧情，这是她们非常熟悉的戏文，但当我补充介绍鲁迅先生以及分析封建社会中妇女处在人下人的地位这些内容，大家就感到很新鲜，少不了夸奖毛头有眼光找到一个有知识的男人。看得出，家菊虽不说话，但内心得意之情全表现到了脸上。这一瞬间，我原先因手中拮据，弄得家不成家而积于胸中的自卑，顿时被洗去不少，于是情绪大振，话越说越多，真是滔滔不绝！

社员们对我侃大山般的故事充满兴趣，一下子使我有了一个适当定位，在田边给社员讲故事成了我回乡的一大兴奋点，往日把到乡下见丈母娘视若畏途，现在和家菊有了一处存身之地和为社员讲故事这两大亮点足以抵消对丈母娘的畏惧，也就是说，我现在开始想回乡了。

在当时，说想回家其实就是想见家菊，此外便没有什么了。至于那间凄凉的“洞房”只能引起我的幻觉。有一次我偶而睡个懒觉单独留在屋里，闭着眼睛回想住过的宿舍汉弥登大厦，回想办公楼上海大厦，想着想着突然睁开眼看看我们的“洞房”，脑子会一时转不过弯：“我怎么会在这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不就是因为一个姑娘使我留恋吗！两人的性格约定了婚姻，命运就带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