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快有孩子的心情

忙完“叄秋”農活，一轉眼新的一年就來臨了。就在春節前，家菊身體異常反應，引起她媽的注意，丈母娘憑經驗判斷，女兒有身孕了。

一次我周末回來時，家菊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奇怪，我和她幾乎都沒有人家在電影或小說里所表現的狂喜，不要說狂喜，我好像連起碼的喜悅也沒有。難道是一個缺乏人之常情的冷漠人嗎？否則為什麼會這樣反常呢？自然還是一個“錢”字把人壓得變形。中國有句俗話：“一錢逼死英雄漢。”英雄漢尚且如此，何況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年輕人，只要一想到錢，滿腔豪氣都會一掃而空。我不是不懂，家菊需要適當減輕勞動，需要增加營養，需要住得舒適些，需要有人照料，需要，需要，需要的東西好多，可是哪一樣不得靠錢！再加上當年我們國家因為政策失誤和英美等國的封鎖，不得不實行憑證分配製度，更使度日艱難，怎不叫人無奈，哪裡還有心情體味後繼有人的喜悅！

家菊那時剛過二十歲，差不多還是個半大姑娘。我不能猜測到她內心的感受，只見她眼巴巴地看着我，自己並無或喜或悲的表情，似乎只等我顯出是喜是悲之後才能決定自己的態度。事實上她的確是這樣的，儘管也有人皆有之的因孕育後代而產生的幸福感受，但跟我一樣被眼前艱難的境況壓抑着只能把悲喜的決定權交給我。

我畢竟是個正常的男人，總不能用盆冷水去澆把我看成大天一樣的女孩，強撐着精神也得安慰她，感謝她。當然，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們經過短短的常規祝福以後，馬上便進入“實質性會談”，第一項內容是“養家費”問題。

雖然是結婚了，但我每個月交給家菊的錢很不穩定，因為她知道我要幫助媽媽養育弟妹，高低不讓我多給。我有時給她七八塊，有時給十塊。其實那時我的大妹己經大學畢業留在師範大學當助教，月薪四十六塊，她是個孝女和好姐姐，立即便決定每月寄給媽媽二十塊錢。媽媽體諒大家，硬是只要她十五塊，並叫我不要寄錢。而我一想到媽媽那瘦弱的身形，想到弟弟妹妹幼小的臉龐，無論如何不忍心，還是寄叄十塊錢去。現在家菊懷孕了，不能因為她很體諒我就虧待她呀，我決定多給她一些，並把家菊的情形告訴媽媽。可是家菊對我的決定卻有異議。她說：“反正我跟家裡人一起吃飯，習慣了，頂多再加點雞蛋就夠了。你在外面開銷大，保護身體要緊，將來還要靠你呀！”最後兩個人商定以十五塊一個月為標準。反正不管多少，她都全交她媽，至於丈母娘背後怎樣“批判”我，不得而知，總之全是家菊替我兜着。

第二內容是“勞動保護”問題。一個大秋勞動，也就是上海郊區所稱的“叄秋”，農村人個個都幾乎脫層皮，又沒什麼好東西吃，身體虧是肯定的。家菊正是在這之後懷了孕，憑着良心我自然希望她歇息歇息，而她惦記着工分，捨不得停一停，對我解釋說，大田管理動動鋤頭，活很輕，不礙事。但我也算有了經驗的，再叄關照她不要參加抬河泥的積肥活動。她聽了，還嘟囔着說：“扛河泥，兩個人一桶也不重的”。我一聽就知道，別想擋住她，於是便盤算着把她帶到南京去過一陣子。

我覺得在學校工作，能享受寒暑假真是一大優越，特別對於我這樣來回一趟要大半天的太有好處了。一次寒假，我買好兩個人的火車票，趕到鄉下準備回南京，既然票都買了，家菊並無二話，很乾脆地便同意了。看得出來，前一次回南京她和媽媽弟妹彼此印象都不錯，特別是大家都很自然，一點不拘束，好像原本就很熟悉似的，因而“故地重返”對她來說是很樂意的。

結婚了，成為夫妻了，而且又有孩子將要出世，我和家菊說起話來便隨便得多。當年上海到南京的慢車要開七個多鐘頭，這麼長時間可是聊天的好機會，我早就琢磨着回答家菊各種問題，自己也想“乘機炫耀”一下“滿腹經綸”。當然，這只是句笑話，平心而論，能把家菊帶出東海邊小農舍讓她見識外邊的世界，再向她介紹想知道的一切，恐怕是我當時唯一能做到，能奉獻給她的。

坐火車己經有過一次經歷，家菊見乘客並不多，就揀靠窗處座位坐下，叫我坐在她對面，這樣便於她問這問那。家菊己不像前兩年專等我一問她一答，現在她對每一個停靠站都要打聽。當年慢車大站小站都停，問到碩放站，我還能說出那裡有解放軍飛機場，至於別的站連我也不清楚有什麼故事可講。最後我跟她講好只回答大站，最容易介紹的就是蘇州，我可大大發揮一通。

我先說，江蘇省因江寧和蘇州兩座古城得名。江寧是現在南京的另一個名字，我又說，中國有句老話，叫“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說蘇州和杭州都是天堂一般的地方。家菊把“旅行結婚”去蘇州的觀感告訴我，覺得沒有上海好。我解釋說，上海是近一百多年才發展起來的大城市，可是蘇州兩千多年前就是國王都城，那時上海還是我們珊黃村外面一樣的海灘。我看她兩隻眼睛陷入遐想，便大講起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美女西施為越國獻身的故事。她專心致志聽着，簡直一句話也不願放過，聽完吳國滅亡，她又問西施到哪裡去了。我便把自己聽到的傳說對她說，那就是范蠡功成退隱偕西施北上，後來又成了最大的商人陶朱公。家菊顯然最關注西施的命運，而我卻心虛了，自知腦中存貨無多，經不住尋根刨底，暗自着急，幸好列車到了無錫。

提起無錫，我先說它“小上海”的美稱，介紹這裡工商業發達的情況，再提浩淼的太湖伸展在無錫，蘇州兩地，講的時候我擔心她會突然問及無錫這個市名的來歷，因為我只是道聽途說知道一點，當年秦始皇大將王翦到此間沒有發現鑄造刀劍的錫礦而定此名，實在沒有什麼歷史根據。總算還好，她聽得入神，沒有發問。接着我又扯上太湖中九百年前農民起義的方臘，再一轉彎把故事轉向水滸傳，這可是我的“強項”，而且家菊知道《武松打虎》，自然“願聞其詳”。我這一開講，就把常州車站的介紹給省略掉了，因為關於常州的知識我更貧乏，免得出洋相。

列車到達鎮江，我們精神大振，因為關於此地，可以大講白娘子水漫金山，甚至可以扯到《叄國演義》劉備招親，就這麼一路上講個不停，家菊也幾個鐘頭不覺無聊。

看她的神情，我斷定，一：她一定很快樂，二：她心中定認為她的丈夫簡直無所不通，將來也許會在別人面前誇耀丈夫的知識。當時我講到眉飛色舞時，也的確得意非常，但事後很快就自責知識淺薄，我明白得很，連應付家菊都捉襟見肘，支離破碎一點常識而己，我哪裡有什麼真知灼見，“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像我這樣的人，哪裡配得上，我決不是說虛偽的話，當年儘管不少親友勸我慎重結交農村女孩子，但我仍然結交了，因為我一開始就沒有一點“居高臨下”的感覺。人們擔心難以溝通的問題，我就這麼用“一講一聽一問一答”的辦法解決得很好。幾十年過去了，每當回首以往故事，我們都覺得，貧苦度日的漫長歲月，說東道西的故事倒真生出一點暖意甜意。

一路上說呀問呀使我們忘乎所以，完全忘卻我們生活現實里種種窘況，真不失為一種“精神勝利法”，就這樣列車抵達南京下關車站，和上次一樣，叄個弟妹仍然組織了熱烈歡迎。只是增加一個表情，叄妹帶頭跟嫂嫂說起了悄悄話。

工人新村的鄰居們再一次涌到我家。平凡的人們日子雖都得緊緊巴巴，但釋放心中的熱情全都毫不吝嗇，話題當然以未來的孩子為中心。我的歡笑是強作的，日子一定得過，而我的難處眾人哪會全都知曉。但稍稍留心家菊和大家應答的神態，她竟除了幸福感以外，簡直沒有絲毫愁顏。我不得不服氣這一點，她不是裝出來的，人家真正是“萬水千山只等閒”。

從一九五一年進廠工作以來，我是調機關，調學校，在南京轉上海去大連又回上海，近十年時間加起來跟媽媽弟妹一起過年的日子一共不到一個月，這次和家菊回來，又因為有了寒假，真是團聚得太過癮了，除去訪媽媽摯友乾娘褚老師以外，大家全泡在家中說一些說不完的話。

為未來的孩子做準備是家常話的主要內容。媽媽問家菊會不會製做小孩衣裳，家菊被問得臉通紅，她從小學着割草放牛，卻從不接觸女紅之類的針線活，只得承認小孩用的東西要靠媽媽幫忙做，我媽完全不願使家菊難堪，她的興趣在於教會家菊自己多年練就的小孩衣服裁縫技能，媽媽的裁剪風格是北方式的，小衣裳像是出家人穿的那種斜衣衫，縫起來特別便當，一會兒功夫就能完成一件。家菊看着這種“和尚衣”大感新奇，她雙手拎起來前看後看，左看右看，大概己經想象到小囡穿上後像一個小和尚，十分好玩，突然哈哈大笑，她這樣開懷的大笑我從未聽過，原來的印象只有輕聲輕氣，即使她固執地堅持什麼也並無什麼張揚的表情，現在哈哈大笑的她也有年輕女孩高興時忘情的天性，我覺得，家菊真是自然地融進眼前這個雖然清苦但卻和諧的小家庭。

大家聊起過年時家中經常做好菜時，媽媽按北方人習慣舉出“辣醬”的做法。我們習慣的辣醬做法是用肉丁、豆腐乾丁、花生仁、辣椒丁和土豆丁為原料，用辣醬或甜麵醬為佐料燒制，這道菜是整個春節的墊底菜，頓頓都要上，所以要燒一大缽，要吃時盛一碗出來熱一熱。家菊聽後也介紹說，浦東人也有一種和辣醬差不多的菜，叫澹菜，它的原料是豆腐乾片，黃芽菜（即大白菜）塊，肉片，還有一種叫做“小鴨”的類似蚌肉的乾菜，燒制時加甜麵醬為佐料，辣椒是沒有的，因為上海人最初少有喜歡辣味的。浦東人燒澹菜也是墊底用的，過年的一段日子每頓都要吃。既然如此，媽媽就讓家菊燒一次澹菜，至於質量也不能苛求，因為家裡四個人只有四張肉票，我和家菊只能“揩油”，而且“小鴨”為何物，南京人都不清楚，倘若用某種海鮮代替，我們也捨不得花這個錢，結果家菊的手藝只能打個折扣。

家菊這是第二次來家，住的時間長多了，接觸家人長，自然感想也多，晚上單獨和我在一起，她的話比過去多得多，說到最多的是我母親。有一天她突然對我說：“你說真話，媽媽真當過大小姐，當過太太嗎？”我老實回答說：“真的”。她聽罷很久不說話，我以為她想睡覺了，又突然冒出一句話“不像，不像！”我問她為什麼不像，她說：“《白毛女》裡的太太心狠着咧，不會這樣好。”我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才能使她知道，世上的人不是用模具壓出來的，但我喜歡回答她的問題，當然要儘可能讓她明了。我輕輕告訴家菊：“我媽媽生在大教授，大市長家裡缺的不是穿衣吃飯。但她也有苦處，十歲就死了親娘，你知道是什麼味道嗎？想想看，為什麼你姐姐小時候會一個人跑出去找媽媽？沒有媽媽的小孩跟那些嬌生慣養的小孩完全不一樣的。媽媽從小就沒有脾氣，只歡喜一個人看小說書，她跟我父親偷偷離家的時候，日本鬼子己經打進中國，整個中國都不太平，他們到處跑，七八年時間跑過十幾個城市，雖然說也算當官，但生活很不安定，許多家務都得學着做，所以你覺得她不像小姐太太。你從電影裡認識人，哪裡知道小姐太太是有好多好多種的。”家菊好像聽懂了這個原因，她又對跑過許多城市產生了興趣：“他們跑的地方都像上海南京這樣嗎”？我說：“你以為是跑着玩嗎？那是打仗的時代啊。城市有大的，像武漢、重慶，但大部分都不大，甚至很小，有安慶、沙市、南陽、徽州、青陽、蕪湖、金寨、徐州、蒙城。到處都炸呀燒啊，不停地打，好不容易打走日本人，國民黨又打起了共產黨”。家菊想起來就：“啊，你們家不是國民黨嗎？”我長嘆一口氣說：“是呀，所以我就落下反革命成分。”她一臉迷惑的樣子看着我說：“為什麼你父母不參加革命”，我回答說：“所以我告訴你，人不是模子壓出來的，參加共產黨當然好，但在國民黨里，不想打仗的人多的是，可是有些人不打不行，他要聽命令，要拿工錢養家，結果打了，變成反革命了”。她聽罷一聲不響，過了挺長時間，我不願把話扯得太遠，就歸到最初話題：“這麼多年，說是太太，我媽除了在金寨山區蓋過兩次草房而且被燒掉以外，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房產。她那身體能熬過這麼長的戰爭己是萬幸，學會做各種家務也是被逼出來的”。

我們兩人的話說到這裡就算告一段落，都沒有了聲音。又過了很久，我偷偷看一下家菊，她竟然還睜大眼睛一動不動。我說：“別瞎想了，睡吧！從前的事都過去了，我們現在有了廠里給的兩間房，雖然不算自己產業，但是可以永遠住下去，心定着咧。家菊，你說過，只要好好干，日子總有好的一天，這句話我特別相信，就算我們是幾隻小貓小狗，只要國家太太平平，也會過上好日子，對吧？”

在春節和寒假這段日子，我和媽媽也有了難得暢談的機會，圍繞着家菊和我的婚姻當然談了許多，有些話老實說只能在家菊不在場時才方便。第一次回來還是朋友關係，這次己成夫妻，雖說“生米己成熟飯”，但母子二人仍忍不住前前後後議論一番。

一次弟弟妹妹又帶家菊跑出去兜風，我對媽媽說了一些埋在心中的話。我說：“原以為戀愛婚姻非常快樂，非常幸福，但不知為什麼我這一段時間感覺簡直說不出是什麼味道，說不快樂不幸福吧，好像不對，眼前這個女孩子全身心都託付給我，長得也不錯，特別是她很善良，跟她相遇應該說是有緣，在一起的時候一點不感到勉強，分開時常常惦念，不是很正常嗎？但偏偏在認識她以後，特別在談婚論嫁以後，我害怕去她家，害怕見她媽，害怕想結婚的具體問題，害怕向別人說起這方面的事，總而言之，我好像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只好用工作和讀書去迴避，結果婚是結了，而心情卻顯得茫然”。這番心事我久久隱在心中，只有見到媽媽才能吐露。

媽媽靜靜聽完，又長時間默默不語，顯然我對婚姻既非圓滿又非沮喪的感受使她難以判斷。媽媽和我相對無言了許久終於開口說話：“媽媽心裡明白着呢，要不是這攤子家庭的拖累，你應該不至於這麼為難，記得上次你們回南京時我提到褚老師女兒的情況，那是我們兩個媽媽一拍即合的如意算盤，當時只考慮兩家身世相近兩個孩子出身相彷，大人間彼此了解，假若結為親家什麼事也都好商量，唯獨還沒有徵得當事人的意見。原本想利用假日讓你們談談，不料你己經和家菊訂下了終身。當時我真像被澆了一頭涼水，但我很快說服了褚老師，支持你們的決定。因為媽媽懂得，在婚姻的各種要素中，最為重要的是兩個人的感情，感情交融的結果才是真正的幸福。我雖然也產生過疑慮，你和這個姑娘在家庭背景，文化水平上的太大差異，還有今後的經濟收入方面的困難，會不會成為婚姻的障礙？事實讓我放了心，家菊知道你的出身，知道你經濟上的拮据，仍然不動搖地跟定你，你也習慣親親熱熱和她相處，這不就是幸福嗎！至於你害怕的事和人，都是婚姻的外部因素，雖不能不顧，但不是關鍵。我給你出個主意，對家菊多做工作，讓她幫你說服丈母娘。我們這個家的困難不會太長，妹妹大學畢業了，她寄錢回來，你可以鬆口氣了”。

我堅決不同意媽媽的意思，我是長子，義不容辭，一定要先讓媽媽鬆口氣，讓她不會繼續消瘦下去，最後和媽媽商定，我每月仍寄錢回家，比過去少些，大約二十元。

娘兒倆談完這些話以後，我也像媽媽一樣沉默了許久。我仔細回味母親的話，覺得“感情交融才是真正幸福”這句話是至理良言。從小起跟着媽媽後面看過不少中外小說，也學着唱京戲，小說戲裡我見識到多少豪門兒女的悲劇，也知曉多少貧苦夫妻的恩愛，雖說常人都知道財富權力的好處，但我們這些極普通的人所需要的幸福更應該從真善美中去尋求，能創造愈來愈好的物質條件固然是個目標，而夫妻家庭充滿真情實意卻是我們最容易做到的事。

難得的春節一眨眼便過完，寒假也快結束，媽媽和我們商量決定，家菊就留在南京，一方面為了減輕勞作，再方面又可以照顧讀書的弟妹。一聽到這個決定，叄妹、小妹和小弟歡呼雀躍。想想過去也真難為他們，叄妹讀初叄，小弟讀小學六年級，小妹才上小學叄年級，每天一大清早媽媽和叄妹要準備好大家的早飯、中飯、兩個小孩要七手八腳整理家務，洗衣裳，現在有了新嫂嫂多開心啊！對於家菊說來，這點小活簡直小菜一碟，何況她早就喜歡上了這個家。看着這個情形我真覺得欣慰，從現在起就可以集中往南京寄工資了，一個月四十塊錢不成問題。

我們住的南京第一個工人新村都住着各個廠的家屬。那時一般職工工資大致在二十多塊到四十多塊錢上下，拖老帶小每家總有四五口人，日子過得雖比解放前穩定，但都不算寬裕。記得叄妹告訴我，當年媽媽有四十塊錢，再有大妹和我按時寄錢回來，在我們那幢樓的鄰居眼裡己經很不錯了。她形容着說，郵遞員一過來大喊：“周老師，匯款！”大媽嬸嬸們都嘖嘖稱羨不己。這個小插曲多少年都盤留在我心中，大概這也是一個緣由，我總覺得能寄點錢回家很值得自豪。

本來按照媽媽的想法希望家菊就把孩子生在南京，但春節剛過兩個月，她來信對我說，家菊嘀咕着想回鄉下，理由是放不下每個月能掙的工分。都怪我拖拉了幾天沒回信，緊接着媽媽又來一封說是家菊回上海的火車票己經買好，要我某日下午去車站迎接。天啊，這個小女子，她怎麼說來就真的來啦，工分真能牽她的心！

我按時到火車站去迎接她。雖說肚子還沒顯大，但懷孕了總比不上平時那麼靈便。回上海的時間選定是星期六，我可以和她一起回浦東，一路上少不了排隊等車，只是從高橋鎮起搭乘自行車，多花一元二角錢，爭取了時間，可以趕到家吃晚飯。在回鄉路上，我只在上了公交車後埋怨她幾句，怪她何苦為半年的幾十塊錢拼命往家裡趕。既然回來，她自然有話等着我，記得她說：“我身上感覺沒有什麼不好，在家吃白飯難過，回來做些工分不好嗎！”我說：“身子重了，你幹活又不顧輕重，何必為這一天七個工分叄四角錢玩命！”她聽罷並不立刻跟我理論好像過了五分鐘左右大概算清楚以後說了：“一天不止叄四角錢旳，七個工分有四角九分咧！”我知道，她是在心裡板手指算出來的，故意為難她一下，問道：“一年能做多少？”家菊自然不能應答，因為她沒學過乘法，只知道以往每年除去農閒，陰雨停工，一個人有兩千來工分。按通常的七分錢一工分計算，可以得一百五十快錢左右，她不向隊裡預支錢，只要扣除糧食錢，還能勉強實分幾十塊錢，倘若預支，那就十有八九得透支。當時隊裡的純農戶，基本上都是長年的透支戶。家菊的脾氣我己經相當熟悉，勸是沒用的，即使她被我說得啞口，回去以後還仍然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頑固”着呢！

工分和糧票、肉票一樣是那個時代中國特有的一種現象。現在農民種的地雖說屬於集體所有，但個人承包只是不許出賣，實際上有權支配，自種自收，還可以出租給別人使用，而當初實行的集體種集體收“大鍋飯”形式主觀上是想讓農民共同富裕可是效果是適得其反的。靠“土改”剛剛分到土地的貧下中農不久就被組織到農業合作社初級高級社，過不多久又被組織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裡。組織是越搞越大，農民手裡的土地還沒有“焐熱”便交給了集體，反正農民自古就習慣於“聽上頭的”，如今又開始聽命於社主任、書記、隊長、大隊長倒也沒什麼彆扭感覺，只是“這塊地是我的”這種感覺越來越澹，幹活為集體，畢竟很空洞，所以每天勞動結束，評工分，爭工分，便成了農民最為關注的大事，這可就是評錢，爭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