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快有孩子的心情

忙完“叁秋”农活，一转眼新的一年就来临了。就在春节前，家菊身体异常反应，引起她妈的注意，丈母娘凭经验判断，女儿有身孕了。

一次我周末回来时，家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奇怪，我和她几乎都没有人家在电影或小说里所表现的狂喜，不要说狂喜，我好像连起码的喜悦也没有。难道是一个缺乏人之常情的冷漠人吗？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反常呢？自然还是一个“钱”字把人压得变形。中国有句俗话：“一钱逼死英雄汉。”英雄汉尚且如此，何况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年轻人，只要一想到钱，满腔豪气都会一扫而空。我不是不懂，家菊需要适当减轻劳动，需要增加营养，需要住得舒适些，需要有人照料，需要，需要，需要的东西好多，可是哪一样不得靠钱！再加上当年我们国家因为政策失误和英美等国的封锁，不得不实行凭证分配制度，更使度日艰难，怎不叫人无奈，哪里还有心情体味后继有人的喜悦！

家菊那时刚过二十岁，差不多还是个半大姑娘。我不能猜测到她内心的感受，只见她眼巴巴地看着我，自己并无或喜或悲的表情，似乎只等我显出是喜是悲之后才能决定自己的态度。事实上她的确是这样的，尽管也有人皆有之的因孕育后代而产生的幸福感受，但跟我一样被眼前艰难的境况压抑着只能把悲喜的决定权交给我。

我毕竟是个正常的男人，总不能用盆冷水去浇把我看成大天一样的女孩，强撑着精神也得安慰她，感谢她。当然，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经过短短的常规祝福以后，马上便进入“实质性会谈”，第一项内容是“养家费”问题。

虽然是结婚了，但我每个月交给家菊的钱很不稳定，因为她知道我要帮助妈妈养育弟妹，高低不让我多给。我有时给她七八块，有时给十块。其实那时我的大妹己经大学毕业留在师范大学当助教，月薪四十六块，她是个孝女和好姐姐，立即便决定每月寄给妈妈二十块钱。妈妈体谅大家，硬是只要她十五块，并叫我不要寄钱。而我一想到妈妈那瘦弱的身形，想到弟弟妹妹幼小的脸庞，无论如何不忍心，还是寄叁十块钱去。现在家菊怀孕了，不能因为她很体谅我就亏待她呀，我决定多给她一些，并把家菊的情形告诉妈妈。可是家菊对我的决定却有异议。她说：“反正我跟家里人一起吃饭，习惯了，顶多再加点鸡蛋就够了。你在外面开销大，保护身体要紧，将来还要靠你呀！”最后两个人商定以十五块一个月为标准。反正不管多少，她都全交她妈，至于丈母娘背后怎样“批判”我，不得而知，总之全是家菊替我兜着。

第二内容是“劳动保护”问题。一个大秋劳动，也就是上海郊区所称的“叁秋”，农村人个个都几乎脱层皮，又没什么好东西吃，身体亏是肯定的。家菊正是在这之后怀了孕，凭着良心我自然希望她歇息歇息，而她惦记着工分，舍不得停一停，对我解释说，大田管理动动锄头，活很轻，不碍事。但我也算有了经验的，再叁关照她不要参加抬河泥的积肥活动。她听了，还嘟囔着说：“扛河泥，两个人一桶也不重的”。我一听就知道，别想挡住她，于是便盘算着把她带到南京去过一阵子。

我觉得在学校工作，能享受寒暑假真是一大优越，特别对于我这样来回一趟要大半天的太有好处了。一次寒假，我买好两个人的火车票，赶到乡下准备回南京，既然票都买了，家菊并无二话，很干脆地便同意了。看得出来，前一次回南京她和妈妈弟妹彼此印象都不错，特别是大家都很自然，一点不拘束，好像原本就很熟悉似的，因而“故地重返”对她来说是很乐意的。

结婚了，成为夫妻了，而且又有孩子将要出世，我和家菊说起话来便随便得多。当年上海到南京的慢车要开七个多钟头，这么长时间可是聊天的好机会，我早就琢磨着回答家菊各种问题，自己也想“乘机炫耀”一下“满腹经纶”。当然，这只是句笑话，平心而论，能把家菊带出东海边小农舍让她见识外边的世界，再向她介绍想知道的一切，恐怕是我当时唯一能做到，能奉献给她的。

坐火车己经有过一次经历，家菊见乘客并不多，就拣靠窗处座位坐下，叫我坐在她对面，这样便于她问这问那。家菊己不像前两年专等我一问她一答，现在她对每一个停靠站都要打听。当年慢车大站小站都停，问到硕放站，我还能说出那里有解放军飞机场，至于别的站连我也不清楚有什么故事可讲。最后我跟她讲好只回答大站，最容易介绍的就是苏州，我可大大发挥一通。

我先说，江苏省因江宁和苏州两座古城得名。江宁是现在南京的另一个名字，我又说，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苏州和杭州都是天堂一般的地方。家菊把“旅行结婚”去苏州的观感告诉我，觉得没有上海好。我解释说，上海是近一百多年才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可是苏州两千多年前就是国王都城，那时上海还是我们珊黄村外面一样的海滩。我看她两只眼睛陷入遐想，便大讲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美女西施为越国献身的故事。她专心致志听着，简直一句话也不愿放过，听完吴国灭亡，她又问西施到哪里去了。我便把自己听到的传说对她说，那就是范蠡功成退隐偕西施北上，后来又成了最大的商人陶朱公。家菊显然最关注西施的命运，而我却心虚了，自知脑中存货无多，经不住寻根刨底，暗自着急，幸好列车到了无锡。

提起无锡，我先说它“小上海”的美称，介绍这里工商业发达的情况，再提浩淼的太湖伸展在无锡，苏州两地，讲的时候我担心她会突然问及无锡这个市名的来历，因为我只是道听途说知道一点，当年秦始皇大将王翦到此间没有发现铸造刀剑的锡矿而定此名，实在没有什么历史根据。总算还好，她听得入神，没有发问。接着我又扯上太湖中九百年前农民起义的方腊，再一转弯把故事转向水浒传，这可是我的“强项”，而且家菊知道《武松打虎》，自然“愿闻其详”。我这一开讲，就把常州车站的介绍给省略掉了，因为关于常州的知识我更贫乏，免得出洋相。

列车到达镇江，我们精神大振，因为关于此地，可以大讲白娘子水漫金山，甚至可以扯到《叁国演义》刘备招亲，就这么一路上讲个不停，家菊也几个钟头不觉无聊。

看她的神情，我断定，一：她一定很快乐，二：她心中定认为她的丈夫简直无所不通，将来也许会在别人面前夸耀丈夫的知识。当时我讲到眉飞色舞时，也的确得意非常，但事后很快就自责知识浅薄，我明白得很，连应付家菊都捉襟见肘，支离破碎一点常识而己，我哪里有什么真知灼见，“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像我这样的人，哪里配得上，我决不是说虚伪的话，当年尽管不少亲友劝我慎重结交农村女孩子，但我仍然结交了，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人们担心难以沟通的问题，我就这么用“一讲一听一问一答”的办法解决得很好。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首以往故事，我们都觉得，贫苦度日的漫长岁月，说东道西的故事倒真生出一点暖意甜意。

一路上说呀问呀使我们忘乎所以，完全忘却我们生活现实里种种窘况，真不失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就这样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和上次一样，叁个弟妹仍然组织了热烈欢迎。只是增加一个表情，叁妹带头跟嫂嫂说起了悄悄话。

工人新村的邻居们再一次涌到我家。平凡的人们日子虽都得紧紧巴巴，但释放心中的热情全都毫不吝啬，话题当然以未来的孩子为中心。我的欢笑是强作的，日子一定得过，而我的难处众人哪会全都知晓。但稍稍留心家菊和大家应答的神态，她竟除了幸福感以外，简直没有丝毫愁颜。我不得不服气这一点，她不是装出来的，人家真正是“万水千山只等闲”。

从一九五一年进厂工作以来，我是调机关，调学校，在南京转上海去大连又回上海，近十年时间加起来跟妈妈弟妹一起过年的日子一共不到一个月，这次和家菊回来，又因为有了寒假，真是团聚得太过瘾了，除去访妈妈挚友干娘褚老师以外，大家全泡在家中说一些说不完的话。

为未来的孩子做准备是家常话的主要内容。妈妈问家菊会不会制做小孩衣裳，家菊被问得脸通红，她从小学着割草放牛，却从不接触女红之类的针线活，只得承认小孩用的东西要靠妈妈帮忙做，我妈完全不愿使家菊难堪，她的兴趣在于教会家菊自己多年练就的小孩衣服裁缝技能，妈妈的裁剪风格是北方式的，小衣裳像是出家人穿的那种斜衣衫，缝起来特别便当，一会儿功夫就能完成一件。家菊看着这种“和尚衣”大感新奇，她双手拎起来前看后看，左看右看，大概己经想象到小囡穿上后像一个小和尚，十分好玩，突然哈哈大笑，她这样开怀的大笑我从未听过，原来的印象只有轻声轻气，即使她固执地坚持什么也并无什么张扬的表情，现在哈哈大笑的她也有年轻女孩高兴时忘情的天性，我觉得，家菊真是自然地融进眼前这个虽然清苦但却和谐的小家庭。

大家聊起过年时家中经常做好菜时，妈妈按北方人习惯举出“辣酱”的做法。我们习惯的辣酱做法是用肉丁、豆腐干丁、花生仁、辣椒丁和土豆丁为原料，用辣酱或甜面酱为佐料烧制，这道菜是整个春节的垫底菜，顿顿都要上，所以要烧一大钵，要吃时盛一碗出来热一热。家菊听后也介绍说，浦东人也有一种和辣酱差不多的菜，叫澹菜，它的原料是豆腐干片，黄芽菜（即大白菜）块，肉片，还有一种叫做“小鸭”的类似蚌肉的干菜，烧制时加甜面酱为佐料，辣椒是没有的，因为上海人最初少有喜欢辣味的。浦东人烧澹菜也是垫底用的，过年的一段日子每顿都要吃。既然如此，妈妈就让家菊烧一次澹菜，至于质量也不能苛求，因为家里四个人只有四张肉票，我和家菊只能“揩油”，而且“小鸭”为何物，南京人都不清楚，倘若用某种海鲜代替，我们也舍不得花这个钱，结果家菊的手艺只能打个折扣。

家菊这是第二次来家，住的时间长多了，接触家人长，自然感想也多，晚上单独和我在一起，她的话比过去多得多，说到最多的是我母亲。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说真话，妈妈真当过大小姐，当过太太吗？”我老实回答说：“真的”。她听罢很久不说话，我以为她想睡觉了，又突然冒出一句话“不像，不像！”我问她为什么不像，她说：“《白毛女》里的太太心狠着咧，不会这样好。”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才能使她知道，世上的人不是用模具压出来的，但我喜欢回答她的问题，当然要尽可能让她明了。我轻轻告诉家菊：“我妈妈生在大教授，大市长家里缺的不是穿衣吃饭。但她也有苦处，十岁就死了亲娘，你知道是什么味道吗？想想看，为什么你姐姐小时候会一个人跑出去找妈妈？没有妈妈的小孩跟那些娇生惯养的小孩完全不一样的。妈妈从小就没有脾气，只欢喜一个人看小说书，她跟我父亲偷偷离家的时候，日本鬼子己经打进中国，整个中国都不太平，他们到处跑，七八年时间跑过十几个城市，虽然说也算当官，但生活很不安定，许多家务都得学着做，所以你觉得她不像小姐太太。你从电影里认识人，哪里知道小姐太太是有好多好多种的。”家菊好像听懂了这个原因，她又对跑过许多城市产生了兴趣：“他们跑的地方都像上海南京这样吗”？我说：“你以为是跑着玩吗？那是打仗的时代啊。城市有大的，像武汉、重庆，但大部分都不大，甚至很小，有安庆、沙市、南阳、徽州、青阳、芜湖、金寨、徐州、蒙城。到处都炸呀烧啊，不停地打，好不容易打走日本人，国民党又打起了共产党”。家菊想起来就：“啊，你们家不是国民党吗？”我长叹一口气说：“是呀，所以我就落下反革命成分。”她一脸迷惑的样子看着我说：“为什么你父母不参加革命”，我回答说：“所以我告诉你，人不是模子压出来的，参加共产党当然好，但在国民党里，不想打仗的人多的是，可是有些人不打不行，他要听命令，要拿工钱养家，结果打了，变成反革命了”。她听罢一声不响，过了挺长时间，我不愿把话扯得太远，就归到最初话题：“这么多年，说是太太，我妈除了在金寨山区盖过两次草房而且被烧掉以外，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产。她那身体能熬过这么长的战争己是万幸，学会做各种家务也是被逼出来的”。

我们两人的话说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都没有了声音。又过了很久，我偷偷看一下家菊，她竟然还睁大眼睛一动不动。我说：“别瞎想了，睡吧！从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有了厂里给的两间房，虽然不算自己产业，但是可以永远住下去，心定着咧。家菊，你说过，只要好好干，日子总有好的一天，这句话我特别相信，就算我们是几只小猫小狗，只要国家太太平平，也会过上好日子，对吧？”

在春节和寒假这段日子，我和妈妈也有了难得畅谈的机会，围绕着家菊和我的婚姻当然谈了许多，有些话老实说只能在家菊不在场时才方便。第一次回来还是朋友关系，这次己成夫妻，虽说“生米己成熟饭”，但母子二人仍忍不住前前后后议论一番。

一次弟弟妹妹又带家菊跑出去兜风，我对妈妈说了一些埋在心中的话。我说：“原以为恋爱婚姻非常快乐，非常幸福，但不知为什么我这一段时间感觉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说不快乐不幸福吧，好像不对，眼前这个女孩子全身心都托付给我，长得也不错，特别是她很善良，跟她相遇应该说是有缘，在一起的时候一点不感到勉强，分开时常常惦念，不是很正常吗？但偏偏在认识她以后，特别在谈婚论嫁以后，我害怕去她家，害怕见她妈，害怕想结婚的具体问题，害怕向别人说起这方面的事，总而言之，我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只好用工作和读书去回避，结果婚是结了，而心情却显得茫然”。这番心事我久久隐在心中，只有见到妈妈才能吐露。

妈妈静静听完，又长时间默默不语，显然我对婚姻既非圆满又非沮丧的感受使她难以判断。妈妈和我相对无言了许久终于开口说话：“妈妈心里明白着呢，要不是这摊子家庭的拖累，你应该不至于这么为难，记得上次你们回南京时我提到褚老师女儿的情况，那是我们两个妈妈一拍即合的如意算盘，当时只考虑两家身世相近两个孩子出身相彷，大人间彼此了解，假若结为亲家什么事也都好商量，唯独还没有征得当事人的意见。原本想利用假日让你们谈谈，不料你己经和家菊订下了终身。当时我真像被浇了一头凉水，但我很快说服了褚老师，支持你们的决定。因为妈妈懂得，在婚姻的各种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感情，感情交融的结果才是真正的幸福。我虽然也产生过疑虑，你和这个姑娘在家庭背景，文化水平上的太大差异，还有今后的经济收入方面的困难，会不会成为婚姻的障碍？事实让我放了心，家菊知道你的出身，知道你经济上的拮据，仍然不动摇地跟定你，你也习惯亲亲热热和她相处，这不就是幸福吗！至于你害怕的事和人，都是婚姻的外部因素，虽不能不顾，但不是关键。我给你出个主意，对家菊多做工作，让她帮你说服丈母娘。我们这个家的困难不会太长，妹妹大学毕业了，她寄钱回来，你可以松口气了”。

我坚决不同意妈妈的意思，我是长子，义不容辞，一定要先让妈妈松口气，让她不会继续消瘦下去，最后和妈妈商定，我每月仍寄钱回家，比过去少些，大约二十元。

娘儿俩谈完这些话以后，我也像妈妈一样沉默了许久。我仔细回味母亲的话，觉得“感情交融才是真正幸福”这句话是至理良言。从小起跟着妈妈后面看过不少中外小说，也学着唱京戏，小说戏里我见识到多少豪门儿女的悲剧，也知晓多少贫苦夫妻的恩爱，虽说常人都知道财富权力的好处，但我们这些极普通的人所需要的幸福更应该从真善美中去寻求，能创造愈来愈好的物质条件固然是个目标，而夫妻家庭充满真情实意却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

难得的春节一眨眼便过完，寒假也快结束，妈妈和我们商量决定，家菊就留在南京，一方面为了减轻劳作，再方面又可以照顾读书的弟妹。一听到这个决定，叁妹、小妹和小弟欢呼雀跃。想想过去也真难为他们，叁妹读初叁，小弟读小学六年级，小妹才上小学叁年级，每天一大清早妈妈和叁妹要准备好大家的早饭、中饭、两个小孩要七手八脚整理家务，洗衣裳，现在有了新嫂嫂多开心啊！对于家菊说来，这点小活简直小菜一碟，何况她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家。看着这个情形我真觉得欣慰，从现在起就可以集中往南京寄工资了，一个月四十块钱不成问题。

我们住的南京第一个工人新村都住着各个厂的家属。那时一般职工工资大致在二十多块到四十多块钱上下，拖老带小每家总有四五口人，日子过得虽比解放前稳定，但都不算宽裕。记得叁妹告诉我，当年妈妈有四十块钱，再有大妹和我按时寄钱回来，在我们那幢楼的邻居眼里己经很不错了。她形容着说，邮递员一过来大喊：“周老师，汇款！”大妈婶婶们都啧啧称羡不己。这个小插曲多少年都盘留在我心中，大概这也是一个缘由，我总觉得能寄点钱回家很值得自豪。

本来按照妈妈的想法希望家菊就把孩子生在南京，但春节刚过两个月，她来信对我说，家菊嘀咕着想回乡下，理由是放不下每个月能挣的工分。都怪我拖拉了几天没回信，紧接着妈妈又来一封说是家菊回上海的火车票己经买好，要我某日下午去车站迎接。天啊，这个小女子，她怎么说来就真的来啦，工分真能牵她的心！

我按时到火车站去迎接她。虽说肚子还没显大，但怀孕了总比不上平时那么灵便。回上海的时间选定是星期六，我可以和她一起回浦东，一路上少不了排队等车，只是从高桥镇起搭乘自行车，多花一元二角钱，争取了时间，可以赶到家吃晚饭。在回乡路上，我只在上了公交车后埋怨她几句，怪她何苦为半年的几十块钱拼命往家里赶。既然回来，她自然有话等着我，记得她说：“我身上感觉没有什么不好，在家吃白饭难过，回来做些工分不好吗！”我说：“身子重了，你干活又不顾轻重，何必为这一天七个工分叁四角钱玩命！”她听罢并不立刻跟我理论好像过了五分钟左右大概算清楚以后说了：“一天不止叁四角钱旳，七个工分有四角九分咧！”我知道，她是在心里板手指算出来的，故意为难她一下，问道：“一年能做多少？”家菊自然不能应答，因为她没学过乘法，只知道以往每年除去农闲，阴雨停工，一个人有两千来工分。按通常的七分钱一工分计算，可以得一百五十快钱左右，她不向队里预支钱，只要扣除粮食钱，还能勉强实分几十块钱，倘若预支，那就十有八九得透支。当时队里的纯农户，基本上都是长年的透支户。家菊的脾气我己经相当熟悉，劝是没用的，即使她被我说得哑口，回去以后还仍然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顽固”着呢！

工分和粮票、肉票一样是那个时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现在农民种的地虽说属于集体所有，但个人承包只是不许出卖，实际上有权支配，自种自收，还可以出租给别人使用，而当初实行的集体种集体收“大锅饭”形式主观上是想让农民共同富裕可是效果是适得其反的。靠“土改”刚刚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不久就被组织到农业合作社初级高级社，过不多久又被组织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里。组织是越搞越大，农民手里的土地还没有“焐热”便交给了集体，反正农民自古就习惯于“听上头的”，如今又开始听命于社主任、书记、队长、大队长倒也没什么别扭感觉，只是“这块地是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澹，干活为集体，毕竟很空洞，所以每天劳动结束，评工分，争工分，便成了农民最为关注的大事，这可就是评钱，争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