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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第一个男孩

既然工分对于农民如此重要，妻子哪有不做之理。

在家菊看来，南京的这段日子己经是休养了，所以回乡的第二天一清早便忙着要出工，我只得随她前往，按“老规矩”坐在干活农民的田边说东道西为她们解闷。这一天的内容自然要介绍南京。经过一段时间给大伙讲故事己经找到一些门道，如果讲故事，要拣大家熟悉的内容，例如祥林嫂、梁山伯祝英台、武松打虎，故事不怕老，只要讲得生动，要是讲珊黄以外的世界那就得越稀奇越好。让婶婶嫂嫂们觉得稀奇并不难，因为她们绝大多数人连上海市区都没去过，离村十多里地的高桥镇，人们轻易也不会去，公交车不通，自行车很少，不到必要，谁肯来回四个钟头往那里跑。虽说大伙儿见识少，我也不能敷衍了事，说起南京一定要精挑细选，城墙是一定要讲的，世界第一大城墙，几十里路长，把南京市区团团围住，墙头足有乡下房子四五层高，其中中华门墙里还有能装两千兵马的藏兵洞。我的开场白就把大家镇住了，她们禁不住向家菊发问：“这是真的？”“你都看见了？”家菊不是个爱张扬的姑娘，她的答桉常常只是一个“嗯”字，最多只说声“看见过了”。话虽不多，心中的得意溢于言表。山又是我重点要讲的，因为大家也和家菊一样把山看作天外之物。我对大家讲到中山门外的紫金山，讲高踞在山上的中山陵和那里一出城门就长满遮天蔽日的悬铃木树大道。我见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更加起劲，连着介绍南京城外有山，城内也有山，城外有湖，城内也有湖，顺便又讲了城里的九华山、莫愁湖。我“说书”的第一直接效果就是大家把家菊当成最幸运的人，这个小女子可是她们中唯一大开眼界的人啊！家菊沉得住气，她仍然低头干着活，似乎不足为奇，但我感觉得出，当时的她简直可以飘上天！想不到我这个不能让她吃好穿好的穷光蛋，竟能凭叁寸不烂之舌，使她荣耀遍体，充盈着幸福之感。于是，在田里说事，不仅为我消除一些来到这异乡的尴尬，也冲澹了我因经济无能为力带来的沮丧。

日子过了没多久，我在学校又接到家菊写来的信。她这是第二次写信到学校，前一次写了叁十个字，说是房子找到了，要我早点回乡，这次的信写得更短：“辛忠：早点回家，晚了找不到我，别忘。家菊上”。一共只有十七个字。我犯难了，上次信叫我早回去，是因为怕我深更半夜到，找不到所借的房子，再去惊动睡觉了的父母不好意思，这封信又说怕去晚了我找不到她，是什么意思？没有办法，只好在周六傍晚拼命往浦东赶，高桥镇上六角钱一趟的载客自行车也只好乘上去，到家后总算看到大家刚吃罢晚饭还没离桌。我一边吃着稀饭，一边问岳母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说，家菊把原来住的小间退掉了，又和一个叫玲娣的女孩讲好搬到她家，怕我回来晚了惊动人家不方便。我一听原来如此倒也好，并未多说，心里想，是该换一换，原来那间房像什么样子！

过一会儿我就跟着家菊朝着新的住所走去。玲娣是怎样一个女子我没有什么印象，及至敲开她的门才认出，原来她就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老姑娘，因为基本不参加大田劳动，故而我不熟悉。玲娣长着一副大脸盘，有点男人模样，父母双亡，只有一位姐姐嫁到市区，并在那里的菜市场工作。她姐非常爱护妹妹，按月补贴给她生活费，只要求她看好祖上留下的房子。老姑娘似乎对我并不陌生，也很客气，招呼我和家菊进了“新居”。

谁知在家菊点燃了火油灯以后，调 换后的“新居”顿时让我傻了眼！这是坐北的一个小间，比原来的那个过道稍大点，但室内原有石灰粉壁多剥落，由小缸砖砌成的墙壁多己松动，有的甚至露出洞隙，“通风设备”是不需要的，我脑中立即出现一个怕会吓着她的想法：“万一有什么虫蛇之类钻进来怎么办？”当然不敢说出口，我只简单地问她，能不能借到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家菊马上对我解释选择这里的理由，“玲娣只有孤身一人住着很冷清，她要我做做伴，不收我一分钱，只要我替她养的几只兔子割草。”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恼了，她连原来一块钱的房租都舍不得出，才决定“乔迁”的，犯得上吗！但我不愿冲撞她，只是压住性子说：“这一块钱我们也不是出不起，何苦让自己住得这么苦！再说每天干活够累了，再割什么兔子草咧，劳动力不也是钱吗？”家菊对钱的看法是非常严谨的，她辩解说：“出得起也要省着用，一块钱能买五块八五砖咧。将来自己弄房子，少一块砖都造不成”。天呀，她己经想到将来了，而我对将来连影子也没有想过啊。

但家菊毕竟欠考虑，她的肚子渐渐大了，连大田出工也只得逐渐减少，兔子草虽不多，总是麻烦事，免不了要由妈妈或妹妹代劳。在玲娣家免费居住的日子终于在两个月后到头了，结局非常不痛快，妻子还为此大哭了一场。

玲娣不太参加劳动，常常到市区姐姐家小住。有次从城里回来，正看到家菊屋里屋外找一只兔子。家菊判断是从墙洞跑出去了，忙着往远处去找，她只听到一位大妈讲看到过兔子活动，但一时难找到，正颓丧着往屋里走，突然听见玲娣对旁人说的一句话：“啥人晓得是逃了，还是被吃掉了！”心神不安的家菊哪里会想到人家这样看待她，她几乎要哭出声对房主说：“玲娣姐姐你不要这样说，家菊再穷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玲娣不料背着人说的话被听到，当时也不知怎么应对，正在这时，一位男社员抱着兔子赶来，说：“家菊，家菊，兔子找到了。”一见兔子被送来，家菊来不及道谢，突然百感交集放声大哭了起来……

“兔子事件”立刻传遍全村，玲娣虽然不得不向家菊道歉，但受伤害了的自尊使家菊决然离开玲娣家。

一口气是争了，但住到哪里又成了问题，先前的过道不好意思再回去，仓促之下只好回老家跟父母一起住。家中那一间房，现在住着父母、妹妹和一个快进中学的兄弟。假如没结婚，大家挤在一块儿也是常规，但是结婚毕竟不是简单增加一口人，怎么安置法呢？丈母娘伤着脑筋作了阶段性安排，家菊怀孕时，父母仍住土改时分到的一间老式凋花的双人床，旁边自制的单人床本来是妹妹用的，先让给家菊，妹妹爬活动扶梯上阁楼睡地板，弟弟便在房中的地板上打地铺，到星期六我回来的话，按丈母娘的说法，是父母让位，一起住上阁楼，大床由我们住，这种住法将持续到家菊分娩以后。妻子把如此安排告诉我，我心中最早的反应就是羞愧难当，感到无地自容。

当初认识家菊，一点一点由产生好感发展到结为夫妻，有的只是纯洁感情，还带有当年特征的“革命浪漫主义”，哪会想到过日子有这么多难处！这是真正逃避不了的问题，根本不属于世俗观念范畴，不存在克服不克服的空间，叫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丈母娘的精心安排，从她的角度看来是一片苦心，然后落在我头上只能有一个结果，那便是尽可能不回乡。想想看，我这么一个堂堂男子汉，好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怎么好意思把一家人挤得“上天入地”！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我强捺着对家菊的不放心，开始利用星期天进修俄罗斯文学，重新翻看中学时学的英语，还挨家挨户到学生家里去访问。记得对一个绰号叫“马海头”的顽皮学生，我多达十次往家跑。有的家长把我当成亲戚，连家人闹意见也不忘喊我去评理。回首那些日子，我过得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妈妈来信要我如何如何关心家菊，自己每到周六也真想回去看她，但一想到挤在一间屋子里的情景，勇气全消。晚上睡在床上，两只眼睛吧嗒吧嗒睁着，满脑子无奈，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啊！

随着家菊怀孕日久，我无论怎样还是得回丈人家。到了这一天家中床位像排球比赛一样来个大换位，岳母和家菊睡大床，小床仍给我妹妹用，岳父，阿舅和我爬楼梯上阁楼。即使到今天，每每回想起当年睡在阁楼地板上的情形心中仍然觉得酸楚。

不回乡下吧，良心和情感都不允许，回去吧，又是那样如坐针毡，心中的苦能向谁吐露？最后自然就想起了妈妈。在信中我向她诉说了一切。到底是至亲至爱的母亲，尽管她要操心要承受的事远多于我，还是向她任教的小学请假，在家菊临产前一段日子赶到上海帮我分担忧愁。

妈妈尽管幼年丧母，毕竟长在大户人家，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固然大大改变了她，但突然以一个穷亲家身份闯进家菊的家，精神上压抑感可想而知。为了儿子，妈妈是不顾一切的，她谨慎地，得体地拜会了亲家，肯定为了减轻压力，妈妈还拖来住在市区的我的二舅母。舅母是妈妈年轻时代就相处极好的“小姐妹”，患难与共自不待言。不仅如此，她还是位少有的善良贤慧的女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也感受到她老人家的种种恩惠。

家菊分娩前，妈妈住在舅舅家，几乎每天从市区到乡下来回跑，真正能陪同媳妇的时间显然极短，自然是由于太不好意思挤在亲家一间屋里。到家菊生下第一个男孩，妈妈一定得随时照看，当然不能再两头跑，只好麻烦我岳母再“变队型”。结果由家菊妹到别人家借宿，妈妈和家菊，小男孩睡大床，岳母睡小床，岳父和小舅子爬扶梯住阁楼。当年的我也不知道为妻子生育请个事假，仍旧按常规上课，等星期六再回乡。年数久远了，我如今己记不清，自己在家菊做月子期间起过什么作用。说真话，自己头生儿子来到世上的前前后后，我简直没有一点印象了。比起别人在同样情况下那种关怀的情形，那种对妻子的热乎劲，我简直成了冷血动物。我的血不是真冷，而是害怕面对无能为力的难堪。结果是妈妈身兼了婆婆丈夫两个身份，白天陪伴着媳妇，夜里警醒地护着孙子，而且小心翼翼地和亲家相处。我的丈母娘尽管心中有许多的抱怨，但眼见我妈妈近乎低叁下四的和顺勤快，又见她对家菊贴着心的抚爱，心也平得多了，到底是劳苦的妇人，骨子里含满着善意，很快就不把我妈当外人看了。至于家菊，说怪不怪，虽然和我妈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她到南京时己经跟婆婆溷得很熟，这次又经过头生儿子一关，虽说大喜，实是大难，身受我妈妈呵护和指点，两人的情感实在超越婆媳，凭我这点知识绝对理解不透，只能也用“缘分”二字加以解释。

 妈妈为孙子起名为辛城，借谐音想表达崭新和成功两种含意，算是寄托光明未来的企盼。在家菊身边服侍两个星期，她非走不可了。辛城出生的日子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那是属于历史上被称作“叁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物质匮乏固然是当时的特征，而纪律观念也是当时社会的特征，人们不会为家庭小事，包括生儿育女，放弃太多工作时间，妈妈这两周事假真是她们学校领导和同事格外开恩才请到的，决不能再拖长了。我送她去车站，上下公共汽车时搀扶一把，陡然觉着她的身子轻得令我吃惊！当时妈妈是四十九岁，在如今只不过是“大龄青年”，当年她从北京到徐州，到安庆，到南京，到武汉沙市，到重庆又在战火中出川去淮北大别山，心脏病、气管炎一直折磨着，人本来就瘦，但没想到瘦到现在这个程度。我有意稍稍放慢脚步，落在她身后打量着她，可怜的妈妈估计只有七十斤重啊！我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然而临上车，妈妈还是重复前一阵子关于生活费的想法，她说：“有孩子了，需要更多了，你不用再往南京寄钱。大妹妹己经毕业一年，工资要加，她说会多寄些，这样就相差不多，过得去就行”。我一想，抚养叁个弟妹，妈妈总把自己的四十块钱当成常数，压在身上的担子不减，而这病弱的躯体却每况愈下，怎能让她一直这么强撑着。上车时我对她说：“妈，你自己也得吃点营养，药也不能省，我……”就这么送她走了。当然，向南京寄钱，我是不能停的，一直寄到四年后我第二个儿子满周岁。

我能这么做，说到底多亏家菊成全。对于生存，她似乎只知道填饱肚子，此外再无他求，而对我妈却很留意，因而听说我继续寄钱，丝毫没有异议。不过此事办起来并不一帆风顺，原因是家菊住在自己娘家，为了表示无私，我拿回来的工钱，她几乎一分不留全交给妈妈，当然我“五腑六脏”便没有了秘密。“六十五块五角钱，怎么只有这点点拿回家？”这个问题始终是丈母娘心中的疑点。

工资问题，终于在一天吃午饭时酿成“风波”。原来此前我曾经向家菊谈起，叁妹辛丽就要初中毕业了，我想让她上高中，将来再考大学，不要使她再有我们兄姐全是先工作后来才偶然有机会深造的遗憾。大概丈母娘有了耳闻，在吃饭的时候随意讲道：“你们阿哥阿姐是大学生了，小弟妹少读点书不要紧，早点挣钞票，减轻负担吧。”我一听心里就不痛快，谁知家菊又添上一句：“伲乡下小姑娘读到初中蛮好了。”好家伙！我堂堂正正一个人，如今像倒插门女婿一样要看别人脸色，怎么连我妹妹的事也要说叁道四！联想起手中缺钱弄得头也抬不起，心中一股难过涌上来，饭也吃不下去，低头就往外跑。

这是我第一次在女家失态。可是跑到哪里去呢？也实在不愿被外人发现，只得闷着头向习惯去的海滩边走去。这个去处自然是家菊很熟悉的，所以不到几分钟，姑娘便跟了过来。她轻轻坐在我边上，不言语，过一会儿，说：“不要生气，我随口讲不算数的”，“不算数？你妈说倒也罢了，你也跟着起哄！钱！钱！都是它妈的钱作怪！”家菊从未看到我这样发火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只得抓着我的手臂摇着。那时我不知道怎么会如此激怒，用力一甩就冲上海滨公路通朝往高桥的方向快步向前。家菊急忙跟在后头，啜嗫咕哝着，估计是要我停下来。其实，我虽然觉得自尊心受到莫大损伤，但对家菊并无大怨气，不知怎么来了劲，“一往无前”地不收脚，就这么直冲了一里多路，眼看要过珊黄村地界。家菊绝望了，勐地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衣摆，蹲到地上嚎啕大哭，话也说不出来。加上前次“兔子事件”，这是婚后第二次大哭，但我却是第一次看见她那么不顾一切，幸亏公路人迹罕见，否则还不围满了人！我的“坚不可摧”立刻被化解干净，只剩一点点装腔作势的矜持，但也很快烟消云散，反而是我开始安慰她了，拉她起来，擦去眼泪。家菊抓我衣裳的手还不肯松开，我便扶着她的肩转身一起往回走……

这一场风波并没有传到南京。我在这里“闹革命”的同时，叁妹辛丽早就征得妈妈同意，放弃高中，改读技校，随即进入我原来工作的电瓷厂办的南瓷技校。妹妹的懂事虽然令我感动，但终不免心存遗憾。

我料定，在背后，家菊耳朵里一定塞满她妈的问题和埋怨。依她的性格，除了默默听着或是轻轻解释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解脱方式，这母女二人性格强弱的对比实在有太大的悬殊。但所幸的是，每当我回到乡下，丈母娘除去有时仍用“搬只板凳坐在我对面，旁敲侧去地诱导我将钱交给老婆”的说词以外，再无更激烈更使我下不了台的举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我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女婿仍将“见丈母娘视若畏途”，但只要把脸皮磨得厚一些，倒也能过得去。之所以能有这个并不太坏的处境，固然多亏妻子对她妈妈采取的虽然软磨但极富韧性的“护夫行动”，凭良心说，也不能否认，那令我生畏的岳母，这位饱经生活磨难，当过烟厂女工的妇人，实在也是个终生奉献的母亲。这一点，逐渐得到了证实。

辛城长到叁个月，也就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二月，是放寒假的日子，我想起回南京家里看看，可是小孩体质不怎么好，发热咳嗽，加上天又冷，家菊的意思想让我一个人前去，她等暑假时小孩大一点再去多住些时间，我也赞成。记得那一次她抱着孩子送我到市区，走到大世界游乐场附近，突然害羞地对我说：“我不去南京省下点车票钱，你帮我买一件罩衫，好吗？”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身上穿的棉袄罩衣还是当姑娘时那件黑底小黄格子的，做月子的人多少有些发胖，旧衣裳不合体了。当时我的脸就涨红了，心里酸酸的，埋怨自己顾了这头忘了那头。我们立即转到西藏路上让家菊挑选花衣。她左挑右选拣着一件由满是白花的浅蓝布衫，价格不到叁块钱。当上妈妈的家菊，从小姑娘变成少妇，显得腼腆了，穿上新花衣，头上缠着自己勾的纱线大围巾，加上天生一张瓜子脸，眼眶稍陷的黑眼睛，立刻显现出一个朴素的美人样。我敢说站在西藏中路半个钟头不见得能看到比她漂亮的女子。

我征求她的同意，决定就在旁边延安路一百零四号大光明照像馆拍一张照，打算将来寄往南京。辛城身上穿的虽然普通，一顶纱线编织的尖顶帽和同样材料织的线衫，但配上一条白色小围嘴，样子也不差，在照片里谁能看得出是不是羊毛线的呢？后来我把这张照片奉为家菊的经典留影，虽然流逝去四十七年光阴，原照上辛城额头处己被磨损，多亏现在摄影技术进步，翻拍放大以后，小孩圆睁着大眼在审视这个世界，而家菊的形象俨然电影明星，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眼见为实，决不夸大其词。

我南京探亲刚回来不久，不料一场怪病向家菊袭来！起先她觉得右面乳房四周有些疼，自己用热毛巾捂，等我过一星期再回来，不得了！奶头边起了好多脓包，皮肤硬硬的，奶水涨得人疼痛难忍。她怕有毒不敢给儿子吸。说难忍是指别人，而家菊却无声地受着。我要试试能不能用嘴吸出点奶缓解些疼，她不好意思，但确实没别的法子，只好同意了。不一会儿子饿了大哭着要吃奶，家菊只得把左奶给他吃。这小子吸完左奶仍不肯罢休，又哭着要。外婆一把把他抱过去，原来已经准备好一碗米粉浆，用调羹一点点向小嘴里送，辛城并不感到别扭，服帖地吮吸下去。看来岳母至少好几天前就已经想出这种办法，把米磨成粉再筛细，天天煮好并且训练这小孩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我不由得傻站在丈母娘身边，眼看着自己儿子的举动，却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外婆看孩子渐渐吃饱了，开始对我发话：“毛头太苦了，忙着要出工挣工分，常常把回家喂奶忘掉。抱到田里去的小毛囡饿死快了，在风里拼命咬奶象只狼！大概就是这样害了毛头。你快点带她上海大医院去，她生的是奶疖啊，会疼煞人的！”我这才如梦方醒，决定第二天一清早带她和儿子一起去市区。

那是星期天，大医院只有急诊。我也顾不了那些，只要是医生就当作救命菩萨。好在当年医药费不贵，我请急诊外科年轻的女医生尽量用好办法。记得当年西医打消炎针对疖子引流都做了似乎再没有什么高招。我抱着辛城在一边看着，只见引流时家菊右奶的四周成了蜂窝布满小坑，她痛得眼泪流出来低沉地哼着，但熬着不肯大声喊叫。几个月大的儿子好像知道妈妈在遭罪，瞪着眼睛不出声。

回到学校时，在大门口正好碰见住校的校工阿姨。她也姓周名叫吉娣，是位极和善的天主教徒。一听说家菊的病情，心疼得不得了，一定要叫家菊住到她和一个读小学的女儿房间。我正愁张罗住宿的事，自然也顾不得客气了。说是房间其实那是二叁楼楼梯之间的一个斜辟间，六七平米。吉娣阿姨安排家菊和小孩跟她睡在唯一的大床上，叫女儿打地铺。家菊哪里肯依，苦苦请求自己睡下面。可是终究被母女俩说服。阿姨是这样说的：“你年轻没经验，我要整夜照看你，跑上跑下怎方便！”她接下去的话更使我们不能再推辞了：“我指给你们一条路：女儿她舅舅正巧是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们自己配制的膏药治奶疖正对路。明天我请个假带你爱人去，包好！你们要是不听话，我明天不管了。”想想看碰着阿姨这样诚心帮助的好人，还能再不听她的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吉娣阿姨的出现，把我堆在心中的难题全解决了，不但吃住不愁，而且家菊右奶阵痛的苦处也消除了。原来阿姨从解放前就在这所学校工作，校内一家一当全清楚，她做清洁工，钥匙一大把，居然被她从卫生室翻出一只吸奶器，这样一来，就用不着我再去帮妻子吮吸可能有菌的奶汁。

我和家菊就是如此这般逢到不幸中之万幸，度过那一夜。第二天阿姨向总务主任黄老师说明情由，请假。主任知道了立即同意了，何况吉娣是个极认真的人，一大清早把上午该干的活全做完了。她想着不要耽误我上课，坚持一包到底。经过短短一天的相处，我深知阿姨的心迹，觉得多说反而见外，就把家菊交给了这位好人。

中午前他们回来了。吉娣阿姨说，她弟弟说不要紧的，只等明天把西医在疮口上塞的纱布取下改用他们的鲫鱼膏药很快就会消肿长肉。所谓鲫鱼膏药就是一种两厘米见方的小膏药，当中涂有自配的黑膏药。这样家菊便只好继续住在校内。

到了下午，听到消息的校长、团员、女老师，还有几位中老年教师前来探望妻子，还带来当年能搞到的一点水果和吃食。我正在忙着并不在场，家菊被突如其来的关怀弄得手足失措。吃晚饭时，家菊轻声对我说：“明天还是回乡下贴膏药吧，住在这里心吓嘞。”我担心膏药还未用，不知道结果如何，自然不赞成。她又说：“来这么多老师，我好象叫花子一样，难为情死了。我要回去！”吉娣阿姨听出她的意思，高低不让走，坚持在第二天亲手替她清洗后贴上膏药，不消肿不许动。阿姨还开导妻子：“不要拘束，那些老师都是辛老师的好朋友，喜欢你才来的；再说，人人都有叁灾两病，谁会笑话谁呢！”两天时间，家菊已把吉娣看得如同母亲，经这么一说，也就不再言声了。辛城来学校这两天出奇地太平，一点不吵闹，真好像在帮着妈妈看病。

那小膏药果然了得，贴上后一夜间家菊便觉得乳房松软下来，早晨换药时，只只“蜂窝”里都拔出许多脓液，两张药膏用罢，肿消了，疼痛感觉也缓解了。这时的家菊如同绝处逢生又急着要回浦东，好像晚一步就难逃性命，连两天后的星期六也等不及，非走不可。我知道，她真正的心思是不愿让前来慰问的同事们看到自己落难的样子，宁愿一个人躲在乡下熬过这段日子。她的性子就是这样，几头牛也拉不动的，所以只好同意她抱着孩子单独先回家，唯一能叮嘱的是要她到高桥时叫一部自行车。我估计这次她大概会同意的。

两天后我回乡时，家菊的奶疖基本上消肿了，可是她的右奶不再有奶水出来。从此以后，辛城只有一只奶可吃，主要就靠米粉煮的薄汤。从此以后人们背后就替我们的儿子起一个外号，叫“薄粥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