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当歌声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个十字路口忽然响起，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也想起了我们曾经的那些努力、并没有被我们所辜负。

——题记

　　在我讲述这个很老的故事之前，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时间点——1991年。

　　或者再精确一点——1991年的9月23号。

　　我就站在这一天，来讲述这个故事。

【上】

　　大概一年前，我在洛阳市涧西区五中的教室里和家里，整天望眼欲穿地盼着一件事——能考上全市唯一的省重点高中，洛一高。

　　把这两个地方串起来的，是那辆“联营”的墨绿色飞鸽自行车，其质量之差——以至于提前让我在初中就进行了大量关于钳子、扳手、轴承、黄油的自学培训。

　　和“自行车又坏了”一样每隔两天就会出现一次的事儿就是——我宁愿拍出一百块钱“巨款”，坐进“时光隧道”、看看一年后的我究竟是不是坐在洛一高的教室里。

　　我的意思是——如果未来注定我没考上，我就不再瞎忙活了……

　　因为我他娘的实在是撑不住了！        

　　同样是一年前，她每天也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路和啤酒厂旁边的26中之间——和我一样，她也梦想着能考上洛一高。

　　结果，我俩都落榜了……       

　　然后，时间来到了故事的起点——在1991年9月23号的早晨，我俩在拖二中高一二班的教室里相遇了。我是因为转学的手续一直弄不成，所以迟来了20多天……

　　我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了不到两天，终于被班主任调了座位、放进了大部队——坐在了她同桌的后面，也就是她的侧后方。          

　　她不爱说话。

　　据我观察，高一一年里，除了前后左右的同学，班里其他同学、甚至是女生——都没怎么和她说过话……

　　好在，我——正好属于她的“前后左右”。

　　于是，我和她说了一年的话。

　　我印象最深的是，与电视剧里那种“含齿不露”的常见笑容不同，她每次笑起来，总是大大方方地“嗞着”两排雪白闪亮的牙齿……

　　特别是晚自习停电的时候，光线不好，于是说话和笑容都更加从容——于是，两排牙齿在黑暗里更加熠熠生辉……

　　和她“不爱说话”不同，高二的第一天，“太爱说话”的我就因为和后排的刘清在自习课上聊得太“嗨”、被班主任调到了教室最后那个墙角里单独的一张桌子那儿，没同桌、自己单独坐。

　　每次其他男生来我旁边拿扫帚簸箕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问我一句——

　　 “咋样——寡（我落单以后的新外号），雅间舒服吧？”

　　 “滚！”

　　于是，从高二第一天开始、直到四年后已经是大学一年级暑假的三年时间里，我和她再没说过一句话。

　　有些时候，当我们在校园里相遇——我总觉得，她“似乎”都会朝我笑一下。

　　但是有一次，是真的笑了一下——

　　那时候，河南电视台在晚上七点前的几分钟，经常会插播一些外国歌曲的MTV——播到《新闻联播》开始，播哪儿算哪儿。

　　有一天，播的是Tracy Chapman的《快车（Fast Car）》。

　　第二天早晨，到了学校，没想到孙波也看了这首歌，我和他赞叹这个黑人女歌手的声音太独特了，而且唱的太流畅了……

　　这时，我在“雅间”位置看到她正好走进教室，于是故意提高了音量，跟孙波说——“哎，还是好好学英语吧！”

　　这时候，我看到她朝我看了一眼，似乎是还看到了两排并没有完全绽放的牙齿……

　　高二的下学期，我终于从教室角落里那个雅座“刑满释放”了，再次回到了大部队——“落户”到张堃（注：“堃”音同“昆”）旁边，和他坐了同桌。

　　那时候我们的座位每周都会前后左右地按规律调整。有一次，我和张堃这一桌所在的“大组”和她所在的“大组”之间，就隔着一条过道。我当然会经常看她——有一次，她很老练地用课本支起来挡在前面、然后自己趴在课本后面侧着脸睡着了……

　　关键是，她侧着脸的方向，正对着我。

　　我偷偷看了很久，甚至还担心她会不会没有睡着、眼睛眯着但是能看到我……

　　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胡磊再次问我：“咱们班你就真没有喜欢的女生？不可能吧……说说呗，我一万个保证跟谁都不说……”

　　反正快要毕业了，我终于说出了她的名字——

　　胡磊的保证只能说“比较”靠谱。

　　第二天一大早，张堃就用谈论昨晚《新闻联播》里某条新闻一样的口气问我——“你居然跟她说过话？大家跟她好象全都没怎么说过话啊……”

　　没过两天，在班里一次高考前常见的各种表格填写之后，孙波在讲台上翻了半天表格、然后走到跟前握住我的手说——“寡！记好啊，她家住在金谷园路99号院，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高中毕业，我和她从此天各一方……

【中】

　　第四年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后来又撕了——因为三年都没说过话却又忽然写信，意图实在太明显了……

　　胡磊闻讯后来信说，这没啥啊，同学之间为啥不能写信？同学正常友情啊！

　　于是我又写了一封，然后又有了后来的几十封信……

　　第四年，大一暑假回家的时候，我本已迎来和她见面的机会，结果我的愚钝让我错过了她打来的电话——当我痛定思痛再想找到她的时候，怎么都联系不上了。

　　于是，孙波陪着我，晚上长途奔袭到金谷园路（也找不到门牌号）把沿途每座居民楼挨个喊了一遍。

　　连着喊了两天，没找到。

　　第三天，胡磊出马了——然而，他也没找到。

　　谁知就在他也准备放弃、掉头回家的时候，在路边遇到了她——于是，胡磊被她邀请回家做客、于是就成功安排了我和她第二天的见面。

　　于是，在第四年的夏天，我和她时隔三年，终于再次说上了话……

　　于是，又有了从第四年到第八年的几百封信……

　　这中间，第五年寒假的初四那天，我们从涧西一起跑到西工区找她和她的闺蜜打牌，打完牌出来满天大雪，我们决心一起去吃火锅。

　　结果，临近过年哪儿哪儿都关门——我们最后一招就是回到常去的涧西区太原路著名的“麻辣烫”路口（一个火锅麻辣烫扎堆的地方）碰碰运气，结果还真找到一家叫做“红顶天”的麻辣烫居然开着门，于是一群人在老板“东西不太全”的提示之下、毫不犹豫地在窗口的位置坐了下来……

　　很多年后，我们会不断感慨——人生里很多让你在后来非常期盼的场景、其实往往都是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演过去了”。

　　那天晚上就是这样——我们一边雾气蒸腾地涮着火锅，一边看着巨大的玻璃窗外大雪纷飞，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捂着耳朵留下一排脚印……

　　这中间，第七年的冬天，我去北京实习的时候，火车路过郑州，当时正好在郑州短期工作的她提前去车站站台上等我——早晨五点，在满是一片沉沉睡意和哈欠连天的车厢里，唯有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们精神抖擞，我们的视线随着还未停稳的火车慢慢滑进站台，同学们在猜哪个是她，我已经一眼看见了她……

　　同学们帮我整理好碾压了一夜的军装，领子、袖子、口袋、直到头发，最后很多双手拍着我的肩膀把我送出车厢，然后又纷纷回到座位聚在车窗后面，隔着铺满白雾但无法擦拭（白雾在外面）的玻璃，朦朦胧胧地注视着我们。

　　只有短短的八分钟，我在好象电影里那种白气蒸腾的火车站站台上，又看到了那两排闪亮的雪白牙齿……    

　　第八年，我终于毕业分配回到了家里的军队医院。

　　揣着报道证明的我，下了火车就直接和她来到王城公园，我枕着她的腿、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45分钟，当我醒来的时候，早晨那些跳舞做操的老太太们都在收拾东西准备撤了……

　　我坐起来伸伸懒腰，心里说了一句——再也不用走了，也不用写信了。

　　从那天开始，除了孙波去了杭州，一切好象又回到了高中——

　　每次吃饭，本来只有我俩——但胡磊和张堃每次还是“尽量”地能去就去……

　　有一次我在电话里说今天请的是别人、你俩就别去了——然后两个小时后，当我坐在太原路的麻辣烫路口正用筷子往锅里摁牛肚的时候，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跨越千山万水从无数张桌子开外朝我走来，然后俩人一落座就一边自己要料碗开啤酒、一边对着她说——“正好路过！正好！”

　　从第四年那个暑假开始，直到第十一年结婚，每次我们见完面逛完街，我都会骑着那辆年久失修但是“还能骑”的联营飞鸽自行车，把她送回家。

　　每次在路上，坐在自行车后“座”的她，经常会说——“我给你唱个歌吧？”

        “好啊，唱吧……”

        “……走吧，走吧……”

　　每次坐在自行车后面，她唱的最多的就是张艾嘉的《爱的代价》。　

   我特别怕热、而且特别喜欢冷——她比较怕冷，于是冬天的时候她经常会把两只手伸到我的衣服里。

   她是暖手，我是冰镇，都很舒服。

　　经常地——我骑着自行车，脊梁被冰镇着、看着路灯、听她唱着张艾嘉的歌。

　　 “走吧、走吧”……

　　每次她唱完，只要前方路况不复杂，我都会扭回头去，和她相视一笑。

　　从涧西区到西工区，就这样走了很多年……

　　一直就这样，一起走到我们结婚。

【下】

　　第十六年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涂涂出生了……

　　出生的时候，我们选的是胡磊所在的医院。

　　胡磊当时已经是同学圈子里的“神医”——据同学们说，他被叫做“神医”的原因是，很多原本去找他看个类似于脱发、失眠、口腔溃疡的病人，最终都被他从死神的手中妙手回春“夺”了回来。

　　至于只是看个脱发失眠最后怎么就被弄到了死神附近——咱也看不懂，咱也不敢问。

　　她住院的那两个礼拜，每天早上胡磊都会来病房里问上两句，然后和我骑着自行车，去十几年前我们就经常在那里打游戏、打台球、看录像、喝胡辣汤吃砂锅面的五号街，找个地方喝牛肉汤，或者驴肉汤。

　　我们经常喝出一身汗，于是再到他家吹吹空调吃个冰镇西瓜……

　　第二十四年的时候，我和她带着涂涂来到了加拿大。　　

　　在第二十六年的一天，我下班搭越南人CHIN的车在温哥华的街头等红灯，这时候汽车收音机里忽然放出了Tracy Chapman的那首《快车》——         

　　我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还有过马路的行人，忽然就想起高中时那个早晨，我和孙波在谈论这首歌时，她从教室的门口飘然而至——

　　那时的孙波对我和她的故事还一无所知，而当这首歌在二十多年后温哥华的街头再次响起时，让我想起孙波曾经握着我的手说——“寡！记好啊，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当然还有后来，他陪着我在金谷园路上挨着每栋楼连着找了两个晚上。  

　　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响起的歌声，随着过马路的“滴答”读秒声走在街头的人们——看着眼前的世事平静，我的眼圈突然有些湿润，因为孙波，也因为他曾经为了我的那些努力、我并没有辜负。

　　在加拿大，当我在各种网站上注册账号、遇到那些作为备选项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时，经常会注意到一个常见的问题——你的伴郎（Best Man）是谁？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不知道Best Man是什么意思，查了一下字典才知道是“伴郎”。

　　第二十七年的一天，一个朋友需要登录我在一个网站的账号查看一份资料，然后在微信里问我——

　　“安全问题里，有个Best Man，填谁？”

　　我回复道——“KUN！”。

　　他的英语也不太好，但是正好是个球迷，就瞎猜地问我——“这个问题啥意思？是说你最喜欢的球星是阿圭罗（昵称是KUN）吗？”

　　我说，那问题是问我的伴郎是谁。

　　我的伴郎用英文填的，是KUN。

　　如果换成中文的话，就是“堃”。

　　朋友这么一问，就让我眼前的镜头回到第十一年——在我和她结婚那天的车上，我正襟危坐去她家接她，伴郎手捧鲜花坐在我旁边，接了个电话，然后皱着眉头对我说——

　　“要不，你跟这哥们儿说说网线那个RJ45水晶插头怎么接？”——然后他一边把电话递给我、一边很“体贴”地把我手里捧着的鲜花拿过去放在自己怀里。

　　这个伴郎，就是张堃。

【尾声】

　　第二十四年的秋天，我和她带着涂涂去了温哥华一个据说枫叶很好看的地方——

　　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为何好看。

　　加拿大很多地方的枫叶，是五颜六色、斑斓缤纷的那种好看——而这里，是纯色的好看——很纯很纯的红色。

　　纯色的枫叶、包括纯红色的枫叶街道在温哥华不少地方也有，但是这条街的树因为够了年头所以特别高大，再加上街道又窄，所以所有的红叶可以遮天蔽日地连成一片。

　　美丽，令人惊呆的美丽！

　　第二十八年的时候，我还想再去看看那种连成一片的红叶。

　　她和涂涂陪我去了，结果去早了（因为每年天气不同）——红叶有一半都还是绿的……

　　又过了两个礼拜，她去加班，涂涂又对红叶丝毫无感，于是我自己去……

　　这次去叶子全红了，但是也许是气候的原因、第二十八年的这一季红叶与四年前不同，颜色有些不大对——不是鲜红、不是暗红，而是有点儿象柿子红……

　　又因为前两天狂风大雨，叶子落了不少，已经不适合拍照片了，所以我就拍了视频。

　　晚上，她下班回来，我们吃完饭，我躺在这个沙发的一头，把手机里的视频打开、递给她说——

　　“你看，好看不好看？”

　　“嗯，真好看！”

　　“配首歌吧？你说配啥歌……”

　　“那就还是张艾嘉的……”

　　“走吧、走吧……”

　　相视着，我们露出了曾经在自行车上时的笑容——

　　笑容，快三十年那种。

（本文写于2021年初，而在2021年的9月23日，我和她相遇已经整整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