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的恐惧与努力 国魂争夺之战

李洪德 2023年10月30日 与加拿大

1926年，在自由放任主义备受推崇和盛行的时候，英国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洞察自由放任主义的危害，写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指出：许多原始动因的强制力已经消失了，但是，如往常一样，其结论的生命力比它的原始动因更持久。60年前与主教讨论物种起源，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探讨人种智力进化，而是胡扯道德。普通人将注意力从问题的本质移开，不清楚自己对整个混乱事情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思想和感觉的混乱，导致言行的混乱。

凯恩斯在90多年前的忧虑，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在今天，就在我们的身边，危害社会治理，危害我们的生活。而多数人还不自知，盲目地随波逐流，寻祸自残。在中国，许多人盲目批评自己的祖国，忽视西方越来越战乱不休兽性化。

中华文明的优点在于保留、继承和发扬人类思想的精华，把社会存在的关系规范的井井有序。在西方，注重和强调推理和逻辑思辨，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导致意识形态和思想的混乱，进而导致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混乱，导致宗教血腥冲突，种族血腥冲突，国家之间血腥冲突，...

看看现在的中国，某些人花费巨帑，留洋人文政法社会学，被西方思想毒害，回国继续西方的错误玩法，蔑视自己祖国，宣扬西方的剧毒思想。浪费社会资源，仿效西方人的儿戏玩法，组建名目繁多的智库，研究中心吸引社会垃圾，靠夸夸奇谈谋生，不断地举行论坛，著书立说。明知任何思想的价值都局限于其产生的特定时代环境，还是跪拜西方亡灵的坟丘，敬为思想大厦。

很多智库就是发酵剧毒思想的坛子。您没见，在西方，许多错误政策，始作俑者，都是所谓智库里的思想家。这些人，给无理性的政客提供错误想法，为他们冒险莽行打气壮胆。在中国，必须对这些智库进行鉴别清理，不能让它们为害祖国。

一直以来，国内外都有声音，谴责中国改革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然而，都没说如何改革。显然，这些混账一直企盼中国效仿西方禽兽们的玩法，在政治和经济上自由化，让这些智障瞎做胡闹如鱼得水。

这些人，一直在努力把西方思想引进中国，教授同胞咀嚼曾经制造西方兽性文明的亡想，兽性化同胞，摧毁先哲辛苦打下的文明基石，从重塑人性入手，从愚昧同胞智力和人性的根基，毁灭自己的祖国。无视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没有对玩家的质量控制，是把国家机器的行政权赏给低素质的人玩耍。三权分立政治设计，其实是各自为政，撕裂国家。多党派在议会彼此为敌死磕，瘫痪政府行政，法律保护的意识形态是在保护坏人合法胡闹，社会无安全感，人民联合起来讨正义，罢工要少劳多得，国民丧失劳动的动力和能力，经历过二战苦难的高素质一代，已经把劳动生产率带走。

这些人，一直在诅咒秦始皇焚书坑儒。然而，看看秦始皇坑杀的460儒生，都是因秦国礼遇学者，从其它诸侯国闻声云集而来，享受秦国的尊重和供养，让它们登朝堂参与国策的制定，秦始皇容忍它们当面谴责和羞辱。然而，他们却拼命恢复分封，打造独立经济体诸侯战争机器，不计再次把祖国推入战乱不休。现在，中国充斥与那些被坑杀的460儒生一样的学者和专家，看似明智，衣冠楚楚，然而，它们把自己脑瓜装入西方的剧毒思想，饶舌谋生丧尽天良。

看看西方美国人N.S. Lyons的理性，比我们中国人还了解中国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祖国正在被西方剧毒思想入侵，从文化根基上摧毁同胞的生存根基。为此，我们必须了解王沪宁，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采取许多令人们不高兴的举措。作为理性的政治家，不能像民主政客那样，用嘴巴忽悠民众，获取民众的欢心。2400多年前，西门豹就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

2022年10月26日，我写了文章《中国平安 是王沪宁在指导国策的制定》，启迪于2021年美国Palladium杂志，2021 年 10 月 11 日的 The triumph and terror of wang huning《王沪宁的胜利与恐惧》说，王沪宁是中共最顶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习近平每个标志性的政治概念都是他提出来的，包括“中国梦”、反腐运动、“一带一路”倡议、甚至“习近平思想”。这里，恐惧，我理解，应该是指王沪宁对西方文明入侵的邪恶的恐惧。

该文作者N.S. Lyons是一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分析师和作家，著有《剧变》一书 - 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剧变，包括技术和文化变革、吞噬西方的意识形态革命、中国的崛起以及自由主义危机。

该文指出了中国出现的社会风气的衰败，尤其是西方盲目推崇自由导致的堕落意识形态的入侵，对中国人灵魂的腐蚀，危害民族和国家灵魂，以及政府的应对举措，可以预见中国未来政策趋势，有现实意义，特摘译如下：

The Triumph and Terror of Wang Huning《王沪宁的胜利与恐怖》。

中国政府监管机构加大打击力度消除宣扬淫荡生活方式的“低俗网红”，并“解决网络粉丝文化造成的混乱问题”，某些艺人也开始被禁音。那些模仿韩国男团明星女性化或雌雄同体美学的人 - 被形象地称为“小鲜肉” - 接下来将被淘汰，政府誓言“坚决杜绝娘娘腔男人”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影响年轻人的银幕。

一波突如其来的新政府政策正在颠覆中国人的生活，官方媒体将其描述为国家的“深刻变革”。这一转变被官方称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繁荣”运动，它沿着两条平行线进行：对私营部门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监管打压，以及自上而下重塑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道德努力。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深刻转变”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数十年思考和规划的 - 王沪宁可以说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中共七人政治局常委之一，他是中国最高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被誉为习近平每一个标志性政治概念背后的“思想人”，包括“中国梦”、反腐败运动、 “一带一路”倡议、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甚至“习近平思想”。仔细观察习近平在一次重要旅行或一次重要会议上的任何照片，人们很可能会发现王在背景中，永远远离领导人的身边。

因此，王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诸葛亮和韩非（历史学家称后者为“中国的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他们同样在皇位背后担任强大的战略顾问和军师 - 这一职位在中国文学中被称为 “帝师”， 在西方，这样的人物与特朗布莱、塔列朗、梅特涅、基辛格或弗拉基米尔·普京顾问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的传统中的“灰色显赫”一样容易辨认。

但王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成功地担任了中国前三位最高领导人的宫廷哲学家的角色，包括江泽民标志性的“三个代表”政策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中国灰色名人在共同繁荣运动中的印记是显而易见的。王沪宁曾经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出版了近 20 本书以及大量论文。这些作品中的思想与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说明了北京如何通过王沪宁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1978年，随着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关闭的大学重新开放，王是第一批参加恢复的全国高考的人之一，与数百万人竞争重返高等教育的机会，他的考试成绩如此出色，以至于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上海复旦大学录取了他进入著名的国际政治硕士项目，尽管他从未完成过学士学位。

他在复旦完成的论文，也就是他的第一本书，追溯了西方国家主权概念从古代到今天的发展，包括从吉尔伽美什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 黑格尔和马克思 - 并将其与中国的观念进行了对比。这部著作将成为他未来许多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但是，王也开始拾起他一生工作的另一条核心线索：文化、传统和价值结构对政治稳定的必要中心地位。

王在 1988 年的一篇文章《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的结构》中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他在文中指出，中共必须紧急考虑社会的“软件”（文化、价值观、态度）与其“硬件”（经济、制度、制度）一样塑造政治命运。虽然，看似一个简单的想法，但这显然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大胆突破。

在邓小平迅速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审视中国，王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状态”，从“生产经济向消费经济”转变，同时“从精神文化向物质文化发展”和“从集体主义文化到个人主义文化”。

同时，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际上使中国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化方向。 “中国最新的结构中没有核心价值观”，他警告说，这只会瓦解社会和政治凝聚力。

警告说，这是站不住脚的。“文化大革命塑造的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脱离了这种文化诞生的根源，也脱离了社会需求、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关系” - 因此，“ 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总是积极的” - 他认为，“1949年以来，我们对古典和现代结构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批判，但是，对塑造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够重视”。因此：“我们必须创造核心价值观”。他总结说，理想情况下，“我们必须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灵活性与[西方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精神结合起来。”

但是，在这一点上，就像改革开放那些令人兴奋的岁月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仍然对自由主义能够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抱有希望，并写下建议，可以允许“从体现现代民主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结构的组成部分中找到扎根和成长所需的支持。”

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在1988年，30岁的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并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奖学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度过了六个月，出于对美国的强烈好奇，王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像近代中国的托克维尔一样游历美国，访问了30多个城市和近20所大学。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美国是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的泛滥和商品化导致价值体系的崩溃。认为价值体系崩溃了，难道制度还能够保存吗？

他的发现深深地困扰了他，永久地改变了他对西方及其思想后果的看法。

王将他的观察记录在一本回忆录中，这本回忆录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1991 年出版的《美国对抗美国》一书。在书中，他惊叹于华盛顿特区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营地、纽约和旧金山贫困黑人社区失控的毒品犯罪，以及似乎已经融入并接管政府职责的公司。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面临着由其社会矛盾造成的“不可遏止的危机暗流”，社会矛盾包括，贫富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民主与寡头权力之间、平等主义与阶级特权之间、个人权利与集体责任之间、传统文化极其现代化的溶剂之间。

但他说，虽然美国人可以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但他们“倾向于将这些问题视为需要单独解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他认为，这对他们毫无帮助，因为他们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具有相同的根本原因：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核心的激进、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

“美国社会的真正细胞是个人，” 他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社会最基础的细胞 “家庭，已经解体”。与此同时，在美国体系中，“一切事物都具有双重性，高度商品化的魅力无处不在。人肉、性、知识、政治、权力、法律都可以成为商品化的对象。” 这种 “商品化在很多方面腐蚀了社会并导致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终，“美国经济体系创造了人类的孤独” 作为其最重要的产物，同时还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结果，“虚无主义成为美国方式，这对文化发展和美国精神是致命的冲击”。

此外，他表示，“美国精神正面临着来自新理念竞争对手的严峻挑战”。在回顾他访问过的大学时，他赞赏地引用了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思想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他指出启蒙运动自由理性主义与 “对西方传统价值观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 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并积极拒绝其文化遗产。 “如果价值体系崩溃了，” 他想知道，“社会体系如何维持？”

他认为，归根结底，当面对吸毒成瘾等关键社会问题时，美国这个原子化的、被消灭的、萎靡不振的社会发现自己面临着 “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因为它不再有任何连贯的概念基础来发起任何抵抗。

年轻的王曾对美国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1989年初回到中国，并晋升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成为自由化的主要反对者。

他开始主张中国必须抵制全球自由主义的影响，成为一个文化统一、自信的国家，由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党国统治。他将这些想法发展为后来被称为中国的 “新威权主义” 运动 - 尽管王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从未将自己等同于中国的 “新保守派”。这反映了他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法家政治思想、最高主义得西方国家主权和权力的观点，和民族主义思想相融合，以合成不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的新基础。

“他最关心的是如何管理中国的问题，” 一位前复旦学生回忆道， “他建议，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国家对于维持这个社会是必要的。他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度过，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

王的时机再好不过了。他回国仅几个月后，中国自身新出现的矛盾就以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的形式爆发出来。中共领导层开始寻找新的政治模式，他们很快把目光投向了王沪宁。

1993年，当王带领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国际比赛中获胜而赢得全国赞誉时，他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江泽民的注意。王以人性本恶的论点击败了台大，预示着 “西方现代文明虽然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并不一定能带来品格的改善”。 江泽民把他从大学挖出来，40岁时，他被任命为中共秘密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领导职务，使他进入了最高权力梯队。

王沪宁的噩梦

从现在中国互联网上数以百万计的自鸣得意的观点来看，王对美国解体的黑暗愿景无异于预言。当他们把目光投向美国时，他们不再将自由民主的灯塔视为令人钦佩的美好未来的象征。这就是对那些创造了著名的 “民主女神” 的人的印象，女神把纸浆火把高举在和平天堂的门前。

相反，他们看到的是王沪宁眼中的美国：去工业化、农村衰败、过度金融化、资产价格失控以及自我延续的食利精英的出现；强大的科技垄断企业能够粉碎任何在政府范围之外有效运作的新贵竞争对手；巨大的经济不平等、长期失业、毒瘾、无家可归和犯罪；文化混乱、历史虚无主义、家庭破裂和生育率下降；社会绝望、精神萎靡、社会孤立以及心理健康问题发病率飙升；面对颓废和几乎不掩饰的自我厌恶，民族团结和目标丧失；巨大的内部分歧、种族紧张、骚乱、政治暴力，以及一个似乎越来越接近分裂的国家。

随着2020年美国政治的动荡，中国人开始向王的《美国对抗美国》寻求答案。 2021 年 1 月 6 日，当一群暴徒冲进美国国会大厦时，这本书被抢购一空。 绝版书在中国电子商务网站上的售价开始高达 2,500 美元。

但是，王沪宁不太可能享受这种赞誉，因为，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成为现实：他在美国发现的“不可阻挡的危机暗流”似乎已经成功地跨越了太平洋。尽管他和习近平在严厉镇压政治自由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随着中国逐步接受更加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王在美国观察到的许多问题，同样的在过去十年中出现并肆虐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迅速将中国转变为地球上经济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目前，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约为 0.47比美国的 0.41还要高。最富有的 1% 人口目前拥有全国约 31% 的财富（与美国的 35% 相差不远）。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相对贫困：约有 6 亿人的月收入仍然不足 1000 元（155 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巨头已经建立了比美国同行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市场份额往往接近 90%。企业招聘通常采用令人筋疲力尽的“996”时间表（上午 9 点至晚上 9 点，每周 6 天）。另一些人则在庞大的现代契约奴役体系（即中国的“零工经济”）中苦苦挣扎，受困于预付债务。 根据阿里巴巴，预计到 2036 年，多达 4 亿中国人将摆脱“个体经营”。

中国不断扩大的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就业市场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毕业等于失业”成为一个社会模因（这两个词有一个共同的汉字）。 随着年轻人涌入大都市寻找就业机会，农村地区已被耗尽并陷入腐朽，而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大家庭生活模式被颠覆，使得老年人只能依赖国家提供边缘护理。在城市，因炙手可热的资产泡沫，年轻人而被挤出房地产市场。

与此同时，与西方对中国固有的公共文化的陈词滥调的假设相反，中国的原子化感和社会信任度低下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在受伤的个人被奇怪地经常性地伤害之后，导致社会周期性地进行痛苦的反省。 路人习惯性地怀疑自己被骗了，把他们丢在街上等死。

中国年轻人在无情的消费主义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法出人头地，越来越多地描述自己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绝望状态，这种状态被网络俚语“内卷”所概括，它描述了个人和社会因 一种普遍的感觉，即陷入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激烈竞争，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失败。这种绝望表现在一场被称为“躺平”的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做生活所需的绝对最低限度的工作来逃避这场激烈的竞争，成为现代的苦行僧。

在这种环境下，截至 2020 年，中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生育 1.3 个孩子，低于日本，仅高于全球最低的韩国，使其经济未来陷入危机。 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政府试图说服家庭多生孩子的做法遭到了中国年轻人的怀疑和嘲笑，认为这与经济和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他们还不知道大多数年轻人光靠养活自己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吗？” 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问道。 确实，考虑到中国残酷的教育体系，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巨大的：根据地点的不同，估计费用在 30,000 美元（大约是普通公民年薪的七倍）到 115,000 美元之间。

但即使是那些有能力生孩子的中国年轻人也发现他们享受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令人向往的丁克（“双收入，没有孩子”）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夫妇（已婚或未婚）花掉所有额外的现金在他们自己身上。正如一位接受了输精管结扎术、彻底解放的 27 岁男性曾向《纽约时报》解释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孩子不是必需品……，现在我们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生活。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精神和经济资源投资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呢？”

因此，尽管美国人今天已经放弃了让中国自由化的旧梦，但他们也许应该看得更近一些。 确实，如果你认为自由主义就是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和尊重人权，那么中国从未实现过丝毫自由化。 但许多政治思想家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全面定义远不止于此。 相反，他们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目的视为将个人从地方、传统、宗教、协会和关系的所有限制性纽带以及自然的所有物质限制中解放出来，以追求现代消费者的彻底自主权 。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彻底自由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看起来更像是王沪宁的噩梦，自由主义文化被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商品化所吞噬。

伟大的实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沪宁似乎赢得了中国体制内一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需要什么才能持续下去的长期辩论，中国对不受约束的经济和文化自由主义的宽容时代已经结束。

根据他的一位老朋友泄露的说法，习近平发现自己和王一样，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商业化感到厌恶，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发户暴富、官员腐败、价值观、尊严和自尊的丧失 ，以及毒品和卖淫等道德罪恶。 王现在似乎已经让习近平相信，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严厉行动，以阻止西式经济和文化自由资本主义对社会秩序产生的生存威胁——这些威胁与困扰美国的威胁几乎相同。

这种干预采取了共同富裕运动的形式，习近平在一月份宣布“绝对不能让贫富差距扩大”，并警告说“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这也是事关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反垄断调查对中国顶级科技公司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强制重组和严格的新数据规则限制了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破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被搁置，企业被勒令改善劳动条件，“996”加班要求被定为非法，打零工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一夜之间取消了私人补习班行业并限制了房产租金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宣布要对“过高的收入”进行“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像赵薇这样的名人一直在消失，为什么中国未成年人被禁止每周玩精神鸦片电子游戏超过三个小时，为什么同性恋群体被从互联网上清除，以及为什么收紧堕胎限制。正如一篇在官方媒体上宣传的民族主义文章所解释的那样，如果允许西方自由派的乳头娱乐策略成功地导致中国的年轻一代失去坚韧和阳刚之气，那么我们就会堕落，就像苏联那样。习近平深刻转型的目的，就是要让文化市场不再是娘娘腔明星的乐园，让新闻舆论不再处于崇拜西方文化的境地。

最终，这场运动代表了王沪宁的胜利和恐怖， 这是他三十年来的文化思想在政策上的体现。

一方面，值得诚实地看待西方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动荡的程度，并考虑他是否准确地诊断出了在我们全球化世界中蔓延的共同暗流。另一方面，考虑到历史上其他潜在的“灵魂工程师”的许多失败，他设计新社会价值观的策略能否成功似乎令人怀疑。

衡量未来几年这一努力的最佳简单指标可能是人口统计数据。由于尚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世界上许多国家现在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随着它们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生育率已低于更替率。这种情况在多种政治制度中都发生过，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除了移民之外，现在还尝试了多种政策来提高出生率，从增加对儿童保育服务的公共资金到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产前”税收抵免。没有一个能够持续取得成功，这在某些方面引发了痛苦的争论：失去生存和繁衍的意愿是否只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因素。但是，如果有哪个国家能够成功扭转这一趋势，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那很可能就是中国。

不管怎样，我们的世界正在见证一场正在进行的伟大实验：中国和西方面临着非常相似的社会问题，但是，在王沪宁的帮助下，现在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随着中国日益挑战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地位，这一实验的结论很可能会塑造未来一个世纪全球治理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