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的阿瓊（Arjun）蜷縮在客廳的長沙發上，眼睛盯着電視屏幕。斑駁的光影在他臉上跳躍，仿佛與他內心的紛亂交織在一起。然而，他的思緒早已漂移，根本沒有關注屏幕上的畫面。突然，窗外傳來一陣熟悉的引擎聲。阿瓊猛地一震，警覺地望向窗外。只見一輛深灰色的豐田車緩緩駛入屋前的員工停車場，他一眼就認出了那輛車，也認出了車的主人。車門打開，喬下了車——阿瓊的社工。那一瞬間，阿瓊的心跳加快。他猛地從沙發上跳起，三步並作兩步衝上樓，最後“砰”地一聲把臥室門重重關上。他害怕喬，喬總是約束他，讓他覺得自己像個犯人。他常常只渴望片刻的寧靜，哪怕只是獨自待一會兒，享受那短暫而難得的不被打擾的自由。

阿瓊已經在大溫哥華地區一家精神健康康復中心（Mental Health Rehab Centre）住了將近十個月，是這裡唯一的“居民”。該中心隱匿在一條寧靜的住宅街上，設在一棟普通民宅里，外觀平凡，沒有任何標誌。然而，儘管外表不起眼，內部卻實行着嚴格的管理制度。前院被改建成停車場，後院則被一圈茂密的灌木叢環繞，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野生黑莓藤在其中肆意蔓延，枝條帶刺，不僅難以穿越，也讓小動物望而卻步。

在搬入康復中心之前，阿瓊曾與父母和姐姐短暫地居住在素里市，這座位於大溫哥華地區的城市，是印度裔移民聚集的主要社區之一。那段日子，他們一家剛剛從印度旁遮普邦遷居而來。儘管阿瓊的母親早已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但她年幼時便隨家人返回旁遮普，此後多年生活於彼邦。她在那裡成家立業，養育兒女，直至阿瓊十五歲那年，一家人才最終決定移民加拿大，開啟新的生活篇章。

然而，搬遷之後，這個四口之家中最年幼的阿瓊，卻成了最難以融入新生活的人。他像一縷飄忽不定的影子，在校園中默默穿行，無人留意。他不主動說話，也從不靠近別人，仿佛整個世界都與他無關。他常常陷入沉默，眼神空洞，像是在聆聽某種只有他能聽見的低語——那聲音遙遠、模糊，卻無比真實，纏繞着他，驅使着他。有時候，他會突然開口自言自語，說着旁人聽不懂的話語；有時候，他會猛然抽打自己的嘴巴，動作兇狠，仿佛要將體內某個藏得極深的聲音徹底驅趕出去。那個聲音，別人聽不見，卻像噩夢一樣，日夜追隨着他，不肯放過。

在課堂上，他常常陷入恍惚，仿佛靈魂早已游離於教室之外。時常，一整節課他都一動不動，目光定格在窗外的某個模糊角落，仿佛那裡隱藏着他唯一能理解的秘密。他的眼神空洞，仿佛世界的喧囂與他無關，只剩下他內心的沉默與孤獨。那種靜默深處，仿佛隱藏着無聲的痛楚，讓人不禁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最初，老師們只是感到困惑，不明白他為何如此沉默。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疑慮轉化為焦慮，開始對他產生更多的擔憂。最終，學校決定聯繫他的父母，委婉地建議他們儘快帶阿瓊去看精神科醫生。

於是，父母帶着阿瓊拜訪了幾位不同的精神科醫生，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相同的問題。所有醫生的診斷結果都一樣：精神分裂症。

醫生為他開了抗精神病藥物，但阿瓊常常抗拒服用。他抱怨藥物讓他反應遲鈍、昏昏欲睡，甚至引發遺尿的尷尬症狀。由於他頻繁拒絕或不按時服藥，精神狀態日益惡化。他開始自殘，偶爾攻擊他人，摔砸物品，甚至在家人面前做出令人震驚的行為，比如自慰。最初，這些行為僅限於家中，但不久之後，他的失控開始蔓延到街頭。他跑到大街上，攔車、咒罵，破壞公物。有一次，他站在公交站的玻璃亭前，一邊踢打，一邊摔砸，甚至當街小便，嚇得路人紛紛躲避，有人報了警。警察趕到時，阿瓊正仰天大喊，口中說些什麼沒人能聽懂。他的喊叫，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呼喊，與現實格格不入。警方根據《精神健康法》（Mental Health Act）將他強行送往醫院，實施了強制住院治療。

住院期間，阿瓊的情緒逐漸趨於穩定。醫生表示，只要他按時、長期服藥，精神狀況就能保持平穩。一個月後，家人懷着一線希望將他接回家中，期待着一絲光明。然而，這份希望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裡便徹底破滅。阿瓊依舊拒絕服藥，行為再次失控，暴力與混亂再次降臨。警方不得不再次介入，他又被送回醫院，接受強制治療。這種無休止的循環反覆上演，每一次都讓父母的心沉得更深。最終，父母陷入了無盡的絕望與疲憊，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放棄了對他的照料，徹底放手。

在精神科醫生的建議和安排下，阿瓊被送入了現在所居住的精神康復中心。從那一天起，他的生活被一張詳盡的時間表緊緊束縛：幾點吃飯、幾點服藥、幾點外出散步，每一項活動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他從未過上如此規律的生活，但也從未感受過如此沉重的壓迫感。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精確計算，每個動作都被框定在無形的規則中。這個精確的日程表像一道牢籠，將他的自由壓縮至最小，卻也讓他深感無力掙脫。

在康復中心，每個清晨，阿瓊都會被員工叫醒，按規矩服藥。他並不喜歡這些藥物，藥物讓他的思維遲鈍，身體沉重，仿佛被無形的枷鎖束縛。然而，他知道自己沒有選擇的餘地。員工總是靜靜地站在旁邊，目光緊隨其後，既不發一言，也不離開，直到親眼見他把藥吞下。如果他拒絕服藥，等待他的將是被送回醫院的命運。每天，他都在這道無形的考驗中徘徊，感受到藥物帶來的壓迫，也感受到無法掙脫的控制。

阿瓊每次離開康復中心，都必須由員工全程陪同。他們會一起去公園散步、參加體育活動，或是去超市購物。然而，每次外出時，員工總會刻意引導他避開人群，因為他的行為往往無法預測且容易失控。曾有一次，他在街頭突然解開褲子小便，另一次，他在公共場所摸了女性的胸部，甚至在超市裡偷竊。這些不當行為讓陪同的員工感到緊張和不安，時刻提心弔膽地監控着他的每一步。

阿瓊在康復中心的大部分時間都蜷縮在客廳的長沙發上，仿佛與沙發融為一體。他靜靜地待着，周圍的世界仿佛與他無關。電視裡播放着旁遮普語的節目，那些熟悉的語言帶着他回到了一個他曾經熟悉的世界。旁遮普語是他的母語，是他與世界最初的對話。當他和員工用英語交流時，他能夠應付，但每當他看英文節目時，那種語言上的阻隔便讓他感到異常吃力。英語對他來說，並不像母語那般自然流暢，而是一種讓人感到遙遠的難題，像是跨越一條無法逾越的河流。

每當阿瓊坐在電視前時，員工都會細心觀察他。偶爾，他會對屏幕上的人物表現出強烈反應，仿佛那些影像觸動了他內心深處某個脆弱的角落。有一次，他站着對着電視屏幕上出現的女人自慰，恰巧被一名女員工發現。她立刻加以制止，並提醒他這裡是公共空間，這種行為不應出現。阿瓊卻毫不在意，固執地說精神科醫生告訴他，自慰是正常的，女生也會自慰。員工耐心地解釋道，雖然自慰本身是正常行為，但這並不意味着可以在任何場合隨意進行。客廳是公共區域，不是私人空間。阿瓊點了點頭，看似理解了，但他的眼神依舊迷離，仿佛這番話從未真正觸及他的內心。

當無法獨自外出時，阿瓊常在康復中心後院踱步。他像一頭困獸，一步、兩步、三步，然後又退回原地。有時，他雙膝跪地，雙手合十，神情中交織着虔誠與絕望；更多的時候，他低聲呢喃，仿佛在與某個無形的神祇、幽魂，或是內心深處另一個自己低語。他偶爾會猛然狂吼，或突然扇自己耳光，像是在懲戒體內那個喋喋不休、不肯安靜的聲音。屋內的員工隔着窗戶默默觀察，記錄下他每一個舉動，並據此調整藥物劑量。仿佛只要劑量足夠，阿瓊那紊亂紛擾的世界，便能稍稍歸於平靜。

每到周末，阿瓊總會準時坐在客廳里，等待父母從城市的另一端趕來。他們總是帶着家鄉味道的食物，也帶來一份又一份難以割捨的希望。通常會有一位會說旁遮普語的員工陪同，一方面幫他們克服語言的隔閡，另一方面也默默防範着可能爆發的家庭衝突。每次與父母相見，阿瓊總是重複着同一句話：他想回印度的家。而父母只是默默搖頭，既不答應，也不解釋。阿瓊有時會憤怒地甩開他們，轉身衝進自己的房間，客廳頃刻間陷入死一般的寂靜。母親的淚水悄然滑落，哭聲無形，卻重如千鈞；父親緊鎖眉頭，面容在沉默中愈發憔悴。他們最終只能無言地離開康復中心，走進又一個沒有答案的日子。

時間緩緩流逝。阿瓊或許從未真正意識到，這間康復中心可能就是他此生的終點。這裡沒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制度、藥物，以及按部就班的員工。他的未來在哪裡？對他而言，這早已成了一種遙不可及的奢望。他不知道答案，也沒有人知道，包括那些負責治療他的精神科醫生。阿瓊的今天與昨天沒有區別，明天也不會有所不同。日復一日，他像在一條沒有盡頭的迴廊中徘徊，每一步都在重複。然而，他仍活着。

讓阿瓊住進康復中心，每年需要花費超過一百萬加元。這筆費用由省政府承擔，換句話說，納稅人共同負擔了這份沉重的開銷。費用不僅包括康復中心的租金、全天候輪班員工的薪資與福利，還涵蓋了阿瓊的食宿支出，甚至專門為他配備的服務車輛以及他外出娛樂的開銷。每一項都不容小覷，而這些，僅僅是最基本的開銷。每年，這一切都會如常重複，仿佛一個龐大的系統在無聲地運轉，背後卻承載着巨大的代價。

阿瓊的故事是一則關於無力掙扎與無法改變命運的悲劇。他的生命被困在精神病康復中心的無形監牢中，日復一日地度過，藥物、規則與無盡的等待成為緊緊束縛他的枷鎖。對於父母來說，送他進康復中心是無奈之舉，充滿痛惜與憂慮，卻無力提供更多幫助。每次探訪，阿瓊總是重複“想回印度家”，而他們只能默默搖頭，無法回應。這種無言的痛苦比任何語言都更加深刻。社會也面臨着如何應對精神健康問題的困境，特別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平衡個體福祉與整體利益。阿瓊的故事不僅是一個個體的悲劇，也引發了對社會制度、家庭支持與精神健康治療體系的深刻反思，提醒我們在人性與制度之間找到平衡，真正為困境中的人們提供幫助。

（草擬於2018年8月，修改於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