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李先生

李 郡

那年夏天的多倫多，陽光亮得像被擦拭過的金屬面，而街角的便利店卻永遠處在光線夠不到的陰影里。College剛畢業的我，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臨時選擇在一家便利店工作。

來店裡的人大多都是西人，華人很少來便利店買東西。這裡的貨品價格比大超市貴很多。貨架靜靜站着，像一排排縮窄的時區；我則靠遞彩票和擺香煙維持一天的存在感。

直到那天午後，門鈴響得格外清脆。

一個中年男子走進來，像是空氣提前為他騰出了路。他的衣着樸素，卻有種無法忽略的清潔秩序，像是從更靠近本源的文化里走出來。他把彩票遞過來，讓我檢查是否中獎。

結果當然是“Good luck”。

我隨口說：“不需要每次都中，一輩子一次就夠了。”

他說我這句話“很經典”。他的笑讓室內忽然亮了一度。轉身前，他補充一句：

“我在附近一家日本公司工作。”

我並不知道，這句輕盈的話，會成為一個龐大故事的暗門。

一、簽名的次序

幾天后，他又來了。這次帶着幾個日本同事，還有一位小心翼翼的華裔女士。他們合買一張彩票，每個人照固定順序簽上名字。

簽字像點燃紙張的聲音。

他簽在最上面，

日本同事依次排下去，

最後才是那位華裔女士。

我那時不懂日本企業的秩序結構，但直覺告訴我——

他不在隊伍里，他在隊伍的起點。

這是我對他身份的第一次恍惚感。

二、故事從沉默里被打開

第二天，他來取中獎號碼。店裡正空，我便問起他工作的事，也試探他是否知道哪裡有適合我的崗位。

他沉默半拍，像是故事需要在他胸腔里拐個彎，才願意出來。

“我是台灣人，”他說，“從小跟着我們社長。”

這句話落下的方式，不像介紹，更像供述。

隨後他講起自己的童年：

台灣鄉下的房子、總也盛不滿的飯碗、兄弟姊妹間的搶奪。那天他與一群孩子打架，被按在地上揍得遍體生疼，卻還是掙扎着要站起來。

正巧，讓一位日本社長看到。

一個孩子命運的閘門，往往在某個毫不起眼的瞬間被打開。

社長把他帶回公司，給他飯菜，還供他上學。他晚上回家時，老闆娘會把剩菜裝進飯盒，讓他帶給家人。那飯盒在他手裡冒着微弱的熱氣，照亮他家廚房昏暗的空氣。兄弟姐妹都爭先討好他，只為能得到他從社長家帶回來的菜飯。

他說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被人高看是什麼感覺。

三、世界地圖折成一張機票

大學畢業後，他進入這家日企當學徒。之後，漸漸走上重要崗位。工作足跡從台灣到東京，從東京到阿拉斯加，從阿拉斯加到多倫多，再到美國南方。

“為什麼常換地方？”我問。

因為哪裡分公司效益出現問題了，公司就派他去修復，去整改。

待整改好後，他又要走。

他的父母一直跟着他像兩隻沉默的影子。

在阿拉斯加，老人家看到因紐特人，誤以為是華人，就想上前說話，卻只能在語言的隔膜里尷尬微笑；

在多倫多，他們終於能在華人超市裡聽懂別人的雜談；

正當他們習慣冬天和擁擠的街道，又得動身去亞特蘭大。

他講這些時語氣平靜，像在複述別人的地圖。

四、羞愧可以有另一種方式

他提到公司每年年會，所有員工都必須回到日本總部。

一些退休經理，會提前到公司門口站着——用沉默贖他們在任時的業績虧損。

不是別人讓他們羞愧，是他們自行把羞愧還給公司。

他們主動要求減少或取消自己的退休金。

他講這段時，我聽到自己心裡有一根細線被觸了一下。

我想到另一些故事：在中國，有人在位時掏空公司，把債留給企業，把優質資產化為私產。而在這些地方，羞愧是消失的。

外表非常相似的中日兩國人，內在存在天壤之別。兩種企業文化，像兩種世界觀。

五、無須禮物的人

我問他回日本看老社長會帶什麼禮物。

他說：“不用帶任何禮物。老社長生活很簡單。他要的是我還在。”

他說這句話的語氣很輕，卻像一枚極重的舊銅錢，砸在靜止的空氣里。

那不是僱傭關係，而是一種古老的師徒、家族、命運交織的結構。

“我這一生都在為他工作，”他說，“也只會為他工作。”

他也從不奢侈，一些收入捐給教會。

他說得風輕雲淡，好像在說“天氣不錯”。

六、夏天的尾巴

那天離開前，他告訴我：

他快被調走了，無法幫我進入多倫多公司，但如果我願意去亞特蘭大，他能幫我安排。

我站在便利店微涼的空調下，不知道該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

最終，我沒有去。

七、許多年後

十多年過去，日本新首相公開說：

“台灣的安全，關繫到日本的國家存亡。”

國際媒體分析地緣政治、同盟結構、軍事平衡。

人們各有理解，各有立場。

可我想起的是那年夏天、便利店昏暗的燈下、那個台灣男人講述他與日本社長一生糾纏的命運。

那是一種超越文件、條約、戰備的關係—— 一種在日常里、在飯盒裡、在數十年師徒忠誠里安靜流動的情感脈絡。

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信任，

不是在外交桌上寫成的，

而是在無數個像李先生這樣的人身上

慢慢活出來的。

首相那句話的真正重量，

我好像從那一年夏天、那間便利店、那位台灣男人的故事裡，就已經聽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