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回歸世界：秩序、制度與信任的再配置

李 郡

近些年來，國際社會不難發現，美國正在加快其在亞太、中東、西亞以及南美等地區的戰略回歸。從軍事存在到外交協調，從制度輸出到安全承諾，美國影響力正重新滲透那些曾在20世紀中葉通過民族獨立運動擺脫殖民統治的地區。

這一現象本身具有某種歷史反諷意味。上個世紀，正是這些地區的民眾，在反殖民與民族自決的旗幟下，將西方列強驅逐出境，建立主權國家。然而幾十年後，菲律賓、蒙古、亞美尼亞，乃至中東與中亞部分國家，卻開始主動歡迎美軍進駐本國領土，或在安全與外交事務上向美國尋求更深層次的制度性依附。

這種轉變，並非簡單的地緣政治搖擺，而是源於更深層次的制度比較與現實考量。

首先，在相當多國家民眾看來，美國仍然代表着一種相對成熟的現代文明形態。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在科技創新、經濟體系、文化產業以及社會組織能力方面，為世界提供了可被觀察、可被比較的樣本。尤其是在社會保障、法治體系、個人權利保護以及普通民眾生活水平等方面，美國模式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群體仍具有強烈吸引力。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國家在取得形式上的民族獨立之後，政治制度長期停滯，權力結構固化，領導階層忽視民生改善與社會發展，民族主義口號被反覆消耗，卻難以轉化為實際的公共治理能力。這種反差逐漸削弱了民眾對“民族獨立—國家自強”敘事的信心，也動搖了民粹主義的道德合法性。在部分經濟落後或治理失效的國家，越來越多民眾開始將目光投向制度本身，而非抽象的民族情緒，美國制度因此成為一種現實參照。

其次，美國的回歸，在許多中小國家眼中，具有明確的安全功能。在當今國際體系中，一些區域性大國的勢力擴張，正在對周邊國家形成持續壓力。菲律賓的政策轉向尤為典型。冷戰結束後，菲律賓曾將美軍驅逐出境，但近年來，面對周邊安全環境的顯著變化，又重新引入美軍，並且其規模與部署範圍均超過以往。類似邏輯也出現在蒙古、中亞等國家：在它們看來，只有引入美國這一“外部平衡力量”，才能在現實政治中有效對沖鄰近大國的結構性壓力。

再次，美國軍事存在被部分國家視為解決長期地區衝突的工具。在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長期難以化解的安全困局中，國際調解多次失敗，周期性衝突不斷給當地社會造成沉重代價。在此背景下，兩國領導人選擇前往華盛頓，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調停下達成協議，同意在爭議地區引入美軍駐紮，以外部力量凍結衝突。這一做法反映出一種現實主義判斷：當地區機制與周邊大國均無法提供穩定安全時，美國仍被視為“最後的秩序提供者”。

總體而言，美國“回歸世界”並非單向的戰略擴張，而是在多國主動選擇下形成的雙向過程。經過近百年的國際實踐，越來越多國家的民眾逐漸認識到，真正可持續的自由與富裕，並非來自情緒化的民粹主義，而依賴於穩定、可預期且具備自我糾錯能力的制度安排。正是在這種制度信任的基礎上，美國的影響力得以在多個地區重新落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