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加拿大之前，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會製作一些專題，宣傳一些單位或人物，於是一個小小的鏡頭裡，往往看到了人的兩面性：剛才還是一個和你嘻嘻哈哈的人，當你的鏡頭瞄準了他的時候，登時變作正經起來，或在翻閱文件，或拿起手機做接聽狀。你越說讓他自然，他越不自然，最後大家在報紙上看到的照片，領導的樣子、動作都差不多，如果讓老外去看，更是難分仲伯了：看他的表情，你不知道他是什麼心情。

對於這樣的過程也好結果也好，大家經歷的太多了，於是也就習慣了，默認新聞里的人就應該是這樣的。追溯到上小學的時候，每逢教育局的領導要來檢查工作，我們都會抽出上課的時間做一次大掃除，也忘了當時為了拿到一個兩道槓的少先隊牌牌，白白吸了多少灰塵。工作以後，為了宣傳需要，也會組織一些人裝做學習的模樣，在花了一天的時間布置好的會場，讓攝影記者拍個夠，興許當時正在討論一個“情趣笑話”，當然也不會有誰去提出異議，覺得這有什麼不正常。

記者也好當，採訪單位辦公室的秘書早就準備好了材料，回去改一下口氣，就發表了，採訪應該叫視察更為貼切。至於再笑納被採訪單位的一點小小心意，更是說明對被採訪者的尊重和理解，說明回去會更賣力的為對方宣傳，如果拒收或暗地裡索要更多的東西，往往是以曝光相威脅的前奏了。

前一段時間，剛好為一個學院的兒童教育專業做項目，當然也是宣傳他們的專業以便網羅更多的學生。但是，這種加拿大的宣傳製作方式也的確讓我這個老外見外了。

項目的一個部分是要一些兒童的圖片，作為圖案設計之用，本來嘛想着孩子都是他們下屬幼兒園的學生，想去拍照的話，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就沒有把拍照的時間安排當回事。沒想到在約好的時間，去見幼兒園院長的時候，本來應該拍照的時間，卻變成了一次預約拍照的見面。原因很簡單，院方要給每個孩子的家長發信徵詢意見，同意孩子拍照的話，還要簽署一份聲明。這樣一來，徵詢和反饋你來我往就打亂了我們的計劃。

等到終於一切都符合要求了，我們才得以完成拍攝任務，其間老師還會不停地觀察，如果你瞄準了沒有簽同意書的孩子，她會立刻來制止你。有一個剛從阿富汗來的小孩子，滿眼恐懼的看着我們， 由於他沒有同意書， 老師更是百般呵護着他， 生怕我們會嚇到他。嗨，還沒這樣拍過宣傳照片的，以前想拍誰就拍誰，這個彆扭。

另外還需要完全抓拍，老師也不會組織他們為你擺個造型什麼的，完全是無政府狀態的自由活動， 孩子們把教室弄得翻天覆地， 老師也不會因為你要拍照而去整理一下，必須等孩子們的活動結束了才按部就班地整理。時間安排上還要順着課程表來，想拍下午的某個活動？那好，等到下午吧，絕對不會因為你的到來而改變什麼，真叫人哭笑不得。回想在中國的時候，你冬天想拍夏天的鏡頭，就有人幫你讓大家脫衣服，那才有主人翁征服感。

小孩子這樣要求，說是保護兒童也就罷了，可是輪到給大學生拍的時候也遇到了不少麻煩。第一次和教授預約時間的時候，由於考慮的光線的原因，希望把課堂拍攝時間安排在下午4點以後，本想着這個要求太平常不過了，沒料想教授回答：對不起， 四點以後是學生自己的自由時間， 我無法做出安排要求他們怎麼怎麼樣。

又沒脾氣了吧，好像我們在求着給他們拍照片一樣。

非但教授如此，學生們也是個個伶牙俐齒，拍照的時候你要宛如自己是新聞發言人一樣，回答解釋各種學生提出的問題。諸如“你們為什麼拍照？”、“我的照片會用在什麼地方”、“如果用我的照片可以， 但要我先過目”、“可以拍，但最好不會影響到我聽課”、“可以只拍我的背影嗎？我的頭髮很漂亮”。如此一問一答下來，在以後的拍照過程中，總要小心翼翼，老擔心會弄出個什麼“國際”糾紛來。而在上課過程中教授依然侃侃而談，絲毫沒有因為我們的存在，而做出一些配合的場面等等， 我們幾個人就在各個角落裡記錄着這一堂給我印象很深的課。

這就是一個個體個集體的概念，在以往中國的生活中，每個人都是有單位和集體的，你的言行是由集體賦予和控制的，即使房改了的房子，房產證很多單位也會被押在單位的手裡。否則的話，你就應該叫“個人主義”和“沒有集體觀念”吧，相信不少移民或多或少地帶過這頂小帽子。這是一種力量，可以做出很多驚天動地的事情， 可以創造無數的奇蹟，但同時也可以製造不少假象，於是人們對宣傳的可信度持懷疑態度，也就有情可原了。比如某個縣為了展示自己的養牛經濟，在領導視察的當口，在領導的必經之路，調集周圍幾個縣的牛來個圍追堵截大會戰，我想在加拿大應該屬於天方夜譚了吧，種種現代版“皇帝的新衣”多多少少有這種因素的存在。

尊重個人的權力和私隱，越來越多的受到人們的關注和認可，無論是在那個國度。所以，入鄉隨俗，保持自己的獨立和公正，同時也尊重別人的意願和隱私，或許應該成為我們這些外來者不可不修的一堂課。

（多倫多信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