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楊絳先生的《我們仨》當得起這八個字了。如錢穆先生所說，爵位不能世系，而書本卻可世系，雖不是世代簪纓，卻是世代經學。有道是黃金萬兩，不如遺子一經。所以中國真正的貴族，不是豪商巨賈，而是書香門第。相比錢鍾書楊絳伉儷的生活，今天的小資、中產，簡直就是鄉巴佬了。這種貴族風範，讓錢楊夫婦能夠在那個艱難的歲月守住自尊，彌足珍貴。楊絳先生不緊不慢、娓娓道來的風範，在這個快節奏的社會，已經很罕見了。不過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商業社會，本書的暢銷打了出版社個措手不及，以致後面的印刷居然換了封面，難看許多。我想，這也許會讓楊絳和陸智昌先生(《我們仨》的裝幀設計者)感到難過。

同樣讓我感到隔膜的是春樹的《長達半天的歡樂》，如果說七年時間能夠形成代溝，那一定是我的問題。有人以“殘酷的青春”來命名春樹，其實殘酷的何止青春，成年人生活的殘酷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有問題，那絕對不僅僅是青春或者春樹的問題——在一個被上帝遺忘的世界，一切溫情脈脈的面紗都被揭下，還有什麼不是殘酷的？當春樹說對於《北京娃娃》還在乎別人的評論，而對於《長達半天的歡樂》只在乎銷量的時候，原來叛逆是如此不堪一擊。我希望春樹能夠有更多的堅持，卻不敢說應該堅持什麼。

堅持是一種重負，而“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會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飄起來，就會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運動也會變得自由而沒有意義。”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提出了一個艱難的問題：“到底選擇什麼？是重還是輕？”托馬斯和特蕾莎最後回到了鄉下：“這是一個和諧的世界，所有成員有着共同的利益，一致的習俗，組成了一個大家庭。”昆德拉筆下的“牧歌形象”，類似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可是，美好的東西都已逝去。也許明天就會回來，也許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真正的牧歌生活只能到從前去尋找，比如兩百年前的威爾士鄉村。《瑪麗·瓊斯和她的聖經》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威爾士鄉下的小女孩，渴望擁有一本自己的《聖經》(那個時代《聖經》非常稀缺和昂貴，擁有《聖經》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從養雞、養蜜蜂和為別人拾柴火、縫補衣服開始，她付出了六年的努力。瑪麗·瓊斯的故事震動了英國和世界，導致了世界聯合聖經公會的成立。如汪登興所說，兩百年前的英國剛剛開始現代化，與今天的中國很相似，“不過，我們比他們少了一點剛剛丟棄的質樸”。

古人說要保持一顆赤子之心；某位諾貝爾獲獎者說，最重要的東西在幼兒園已經學過了。看看孩子們提出的問題，看看諾貝爾獲獎者的回答，看看這本《諾貝爾獲獎者與兒童的對話》，看看還能不能找回逝去的東西。

(加西生活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