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加拿大後我遠離了“小資情調”

來加拿大的時候，帶來了一套父親送我的《紅樓夢》，1974年版本的，“前言”里儘是些“路線”和“階級”的“鬥爭”。父親說，在“文革”其間僅僅藏有這種書就有坐牢的危險，因為這本書是被認為充滿“資產階級情調”的“大毒草”。

這個我自然知道。即使“文革”後，那些講吃講喝的，風花雪月的，“無病呻吟”的，多愁善感的，凡是與“革命”和“事業”無關的，都一律被視為“小資情調”。其範圍可能涉及穿衣打扮、吃喝習慣、思想意識和人生追求等等。曾有很多文章評論為此專門唇槍舌劍過。

但批評歸批評，禁止歸禁止，像我這種普通老百姓，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加拿大，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是覺着自己要想方設法地過一下 “小資情調”的癮。

先說說我自己在國內的“小資”生活吧。因一直供職於國營企業，工作三天打漁兩天曬網。曬網其間就是我的“小資生活”無限豐富多彩的時候。每日“早不起晚不睡”（父親語），如駝鳥般沒日沒夜地埋頭於阿茄莎.克里絲蒂的《ABC謀殺案》和杜拉絲的《情人》裡，《紅樓夢》、《簡愛》翻來覆去地看。書看多了也隨興吟起詩作起文來，偶爾有被報紙雜誌看中的，換幾個酒錢，和“臭味相投”的朋友們共聚一堂、不亦樂乎。

俗話說，物以類聚，相交的朋友多是如王朔小說主人公般的痞子、如崔建般一無所有的音樂家、如凡.高般貧苦潦倒的畫家和如孔乙己般酸臭的文人……大家相互嘲笑，相互不服氣，但那並不妨礙我們當年曾共租一輛吉普，一口氣把車開到敦煌“莫高窟”，站在中華民族的偉大藝術和寶藏前激動地流淚。那情形今天回想起來，仍然令人心動。

能夠享受精神生活的自由和任意，在我的詮釋里，就是“小資”生活。“小資”是，也應當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那時我們都並不富有。我們都常常月資只有幾千、甚至幾百大毛，但卻總有“閒錢”東遊西逛、總有“閒空”感古論今、總有“閒情”多愁善感、總有“閒心”談情說愛……

對女人而言，“小資情調”的另外重要一個部分就是穿衣打扮。也是我在國內時最心愛的節目之一。每周，我都必和姐姐妹妹大街小巷地去逛，從大的百貨公司到乩角嘎旯的“專賣店”，只為了搜奇獵寶，給自己的衣櫃多一款收藏。記得有一回遇到一家“專賣店”關門清倉，印着法文牌子的時裝打了七八折，我發現那些衣服的面料款式和做工都是絕對一流，驚喜之下一口氣掏了五件寶。直到今天，這些衣服仍然為我的面試和派對增色不少。這都得感謝我的“小資情懷”盛世的時代。

但我的所有這些“小資”活動多少是背着單位和在父母的不大讚同的眼光下進行的，所以不能盡情盡興，也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接到移民紙以後，我就盼望着，也許，到了一個“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國家，心境將徹底解放，琢磨着我的“小資情調”將總算有肥沃的土壤了吧……

初來加拿大時的確有“閒”，但是沒錢，賺錢的壓力仿佛烏雲一樣日日罩在頭上，難得瀟灑無畏。晚上偶爾讀幾頁《紅樓夢》，都覺得懊悔內疚：讀“閒”書的時間，完全可以把簡歷修改幾遍嘛，或者背幾個TOEFL、GRE單詞也更像是回事啊。“小資情調”沒有因為到了自由世界而徹底釋放，反倒被生存的壓力而壓迫着，施展不開——這種感覺絲毫也沒有鎖桌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待上個兩、三年後，銀行里有幾個打工換來的DOLLAR了，但生活的擔子仍舊不輕：工作不穩定，房子就沒有，車子自然也沒有，什麼都沒有，怎麼接父母出來？接不出父母出國的目標就沒有實現，目標沒有實現就等於失敗。

似乎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份收入體面的工作上，哪有功夫去享受“小資情調”？找工作，找工作，其帶來的壓力總像癌細胞一樣在身體的四處擴散。這時候再試圖讀《紅樓夢》，還是覺得奢侈——時間和金錢甚至“鬥志”的奢侈：讀“沒用”的書自然是浪費時間，浪費時間就等於浪費金錢，不懂得珍惜時間和金錢的人在這個“適者生存”的社會裡是沒有“戰鬥力”的。經過這樣一番推理，就覺得讀《紅樓夢》怎麼變得如此寡趣索味了。

新生活的嚴峻現實，讓我的“小資情調”無處容身。

至於穿衣打扮，在加拿大的大多數的時間，我發現我的身體不是被裹在TIM HORTON土黃色的制服里，就是哪個超市的紅的黑的或綠的制服里。超市經常為其產品的上市或者更新換代作宣傳，其職員自然是最廉價的“宣傳材料”了。廠家每換一個口號，比如從“綠色心情”到“藍色菜單”，我們的制服就由印滿字符的綠色的T恤換到藍色、紅色、黃色和桔黃色的，一年下來，我發現我已赤橙黃綠青藍紫收集了不下六七件沒腰沒身的寬大T恤，往水裡一濕，一臉盆的水彩顏料。

我用日漸粗糙的手指慢慢滑過我的美麗的中國絲綢，內心感到無限失落：在這個“資產階級情調”的發源地，我的“小資情懷”反倒漸漸地乾涸了。

更不用說呼朋喚友了。大家為着工作之便，各奔東西不說，你閒我忙，我閒他忙，就沒有一個碰面的時間。電話、E-MAIL來來往往的，仍是找工作和上學的經驗交流。難得終於一聚，最“小資”的也不過是找片林子拖個煤氣罐，一邊驅蚊趕蟲一邊把碎牛肉餅和香腸翻來復去地烤。等吃飽喝足了，天也黑了，還有餘興的話，再去有大房子家的看一通“星球大戰”或者“LAW AND ORDER”什麼的、討論一下教會和聖經，聚會也就散了。

回家後覺得不過癮，打開《紅樓夢》來看，堅持讀了幾頁，突然覺得林黛玉怎麼那麼不解世事：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要書有書讀，要琴有琴彈，要愛有人愛……那樣的神仙生活還要悲觀厭世，真是心裡有病，而且病得不輕。把她移民到這個自食其力的加拿大試試，她大概再也不會抱怨生活的枯燥乏味了。

身居加拿大，反倒覺得大，概只有在中國那個特定的環境裡，才能造就那種特定氛圍下的“小資情調”？

沒有作過有錢人的時候，猜想有錢人大概是終於可以過上林黛玉那樣的生活，像那些會計師工程師電腦專家大學教授等等。其實不然。我的作會計員的朋友邊上班邊讀書，要想往上走，就總也有沒完沒了的“資格證書”要考、一級一級的階梯要爬；而電腦專家們呢，不得不繼續學習JAVA之類的，不然會有被公司和新技術“淘汰”的危險；教授們呢，也要拼命做研究發表論文，擔心不然拿不到TENURE。在這資本主義的自由國度里，每個人都有操不完的心，“小資情調”似乎並不屬於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國內的那種悠閒自在、清風明月的“小資情調”之瀟灑已經永遠地一去不復返了。

寫到這裡，忽然憶起在一個海外華人作家的座談會上，聽到個個作家們都在抱怨“難以通過寫作謀生”的感嘆。現在想來，大概作家們不完全是沒有時間和市場，他們更缺少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那種寫作氛圍和情調吧：遠離了“小資情調”，只能在你死我活的市場競爭中盯着“孔方兄”，豈能寫作出真正的有價值的作品出來，當然沒法謀生啦……

(2005年0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