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洗禮的我，起初對“小費”這個純“姓資”的概念很不習慣。

記得八十年代末中國一些高級餐廳的洗手間裡出現了靠“小費”維持生計的一族，在當時堪稱“新生事物”。這些人承包下高檔洗手間（往往夫妻搭檔，夫負責男洗手間，妻主理女洗手間），他們既要清理衛生，又要購買日常消耗品和工具（諸如香皂、毛巾、衛生紙和掃把、拖把等等），所有支出和收入全靠客人的小費。

那時去趟洗手間真有做一次“上帝”的感覺，方便完褲子還沒提好，冷熱適中的洗手水已經為你打開，你洗着手後面有人用毛刷為你掃掃肩膀（可能有人頭皮屑太多），手剛洗完，香噴噴的毛巾就遞了過來，在你擦手的工夫，又有人蹲下擦你的皮鞋……，服務從頭到腳、無微不至。洗手台上放個竹編小籃，放着幾張五元、十元的大票做示範，顯然對你是一種無聲的要求。

我當時特煩這些人，有時朋友聚在一起，啤酒灌起來沒完，跑洗手間似穿梭，一次次不厭其煩地程序般服務，給大家造成了不小的心理負擔。雖然付不付小費屬自願，但這種獲取小費的方式太有些“初級階段”了。

出國以後，在日常生活中對小費的認識也逐漸上升了、理性了，懂得了那是對於別人服務的尊重和認可，也明白了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小費是其總收入的重要組成，付小費是一種文明的行為（接受惡劣服務除外），雖然本人接受小費的機會大大地小於付出小費，但僅有幾次接受小費的故事卻讓我久久難忘。

幾年前我曾幹過一段周末送晨報的活，這可是一份辛苦差事，因為正趕上隆冬臘月。那時候，每到周末凌晨四五點鐘我就要爬起來，外面漆黑一片，冰天雪地，開車趕到指定地點取了一百多份Toronto Sun，躲在一座大樓的屋檐下，把報分裝在一個個塑料袋裡，搬到車內，然後在居民小區內按訂戶一家家送。

多倫多的冬天，每周都有大雪降臨，在大雪天送出的每一份報都要付出巨大的艱辛：首先，車行駛在雪地里是寸步難行，因為居民區在周末凌晨還不會有鏟雪車鏟雪；其次，要趕時間，按規定要在八點鐘天亮前將所有報紙送完；第三，規定要把報紙放到訂戶的報箱內，所以從汽車到訂戶House之間要跋涉一段齊膝蓋的積雪。一百多份報紙送完，我已經大汗淋漓、精疲力竭了。

那年聖誕節前夕，清晨，寂靜的街道還沉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只有家家裝飾在房上的串串彩燈眨着眼睛，我小跑着挨家送報，只聽到自己咯吱咯吱的踩雪聲。當來到一家訂戶的報箱前，我發現上面粘着一個信封，上面寫着“給送報員”，我拿了信封放下報紙回到車內，打開了信封，一張精緻的聖誕賀卡，裡面挾着五塊錢，記得當時只感到一股暖流襲來，這五塊錢真是沉甸甸的，我只有在心裡說聲“謝謝！”雖然我始終沒有與這位訂戶彼此會面。

就是同一天，當我即將完成早上的送報工作，紅日初升，朝霞滿天，遠遠看到我的最後一個訂戶的門外站着一位老太太，我走上前時，她接過報紙，塞在我手裡五元錢，說聲“Merry Christmas！”

小費有時包含着比金錢更為珍貴的東西，與人與己都是這樣。

（世界日報 李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