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巡洋）：關於人頭稅的話題對於我來說，應該不算十分關心的。一來是因為這屬於比較久遠歷史問題，對於歷史我恰恰又知之不多，只是最近看了很多相關報道，才知道一向標榜多元文化的加拿大，還有這樣一檔子醜事。二來人頭稅的苦主的確離我們很遠，身邊既無這樣的朋友，也沒有和他們有任何相關的人相識，所以如果不是政府與“華聯會”簽訂什麼協議的話，我這一輩子興許也不知道這個故事。

從一個後來者、局外人的角度來看，這的的確確是一個種族問題，所以我不能再作為局外人和旁觀者了。本來道歉和撥款是一件無論看上去，還是聽上去都很美的事情，但是作為當年的當事人，卻被拋開一邊，閃開不顧，事情就不那麼完美了。

打一個比方，自己家的孩子被鄰居打了一頓，委屈傷心不說，還要賠人家打斷的掃帚把子。總算到了可以伸冤的時候了，突然來了一個遠房老表，熱心調解不說，還提出了一個獨特的建議：這事兒你說個Sorry就算了，再誇誇俺家老表真耐打，然後請我吃頓飯就結了。於是打人的鄰居欣然同意，這樣久拖不決的紛爭，在鄰居和遠方老表舉杯共飲中，上演了一場勝利大結局，雙方互表敬意，稱頌對方的寬懷仁慈，繼往開來，前程似錦。但獨獨這被打的孩子，還蒙在鼓裡，暗泣療傷，沒想到自己早已被老表給代表了，老表撈了個智勇雙全，愣沒自己什麼事兒了。

當年加國政府選談判代表的時候，也是十分聰明的，估計是不少看大清帝國和抗日戰爭的電視劇，知到咱們中國人里歷來有通情達理之士，關鍵時候從來不要索賠，要也就要一塊錢的硬骨頭氣節，於是靜靜等了幾十年，終於這個人慢慢地走來了，而且身形越發高大，以至於代表了全加華人，那幾個勞工出身的苦主，自然是不在話下。

我沒有看到過誰能代表加拿大華人的相關調查，但總有人願意挺身而出來擔當這個重任，雖然全體華人沒有出錢支付他的勞動，沒有給他配備公車，這些都是自費的，甚至還自費配了秘書，置了房產，印了名片。這事兒要宣傳出去，連白求恩估計都自愧不如，當年他老人家如果在中國大吼一聲：“我代表加拿大人民來看望你們了”。不知又能激發多少抗日勇士的殺敵熱情，抗日戰爭的進程至少要推進一年半。可是，他沒有說，他知道沒資格那麼說，白求恩是個實在人。

我應該不是一個孤零零的人，有朋友有同事，在多倫多認識的應該不下一百多個中國人吧，但是我沒有發現他們曾經或者正在被某一個團體代表着，難道他們都是邊緣另類？都是被遺忘的角落？如果真是這麼巧合的話，剩下的只有自責了。

如果這個能代表我們的團體有不同意見的話，可以召集全加華人進行共投表決，看看到底誰能代表我們。但是，我知道這個希望永遠是希望，沒有人可以有這樣的號召力，把華人，哪怕是50%的加國華人湊到一起做表決，那麼連這樣的號召力都沒有，就不要奢談什麼我代表你們了。

如此說來，冤有頭債有主，幹嗎不讓當事人去爭取自己的利益？他們無知還是無能？我想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他們的後代已經不是那些拙嘴笨舌不諳西律的人了，已經熟悉了加拿大社會，知道如何利用社會資源去為自己的爭取應得的權利。偏偏要代表人家，去作出讓他們不滿的決議而應順政府，其動機和目的真的令人懷疑。

關於國人受辱的事情歷來不斷，遠在當年的抗日戰爭索賠，政府為了不妨礙中日關係，百般阻撓，至今不了了之；近一點中美撞機事件，巴不得給對方一個台階下，一個Sorry就成了極大的安慰；再近大馬女遊客事件，中國軍事代表團被襲三人喪生事件，不到一個月就再沒有人提起。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我們好像總在擔心什麼，當經濟的利益和政治的關係，纏繞在雙方的腰間的時候，任何正常的理性的行為似乎都成了“幼稚”和“無知”的代名詞。在這個事情中，到底是誰得了利益，促進了誰和誰之間的良好互動，增進了誰和誰之間的信任和了解，是不必多說的事情了。

只是擔心，說不定哪一天我的養老金也被哪幫子熱心人給代表了，領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