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後，姐妹三人一起乘車來到江晚舟家。

四個孩子在BILL的陪伴下，正熱火朝天地玩着遊戲。

雪梨的兩個孩子看見媽媽回來了，竟露出失望的表情來。

江晚舟的女兒SUSAN跑過來求媽媽說：媽媽，媽媽，讓這個弟弟和妹妹再在咱們家多帶一會兒吧，我們正玩得高興，遊戲還沒有做完呢。

江晚舟扭頭看了一眼雪梨和鄧安安，說：難得孩子們能這麼開心，要不就給他們多一點時間，我們姐妹三個趁機再好好聊聊？

雪梨和鄧安安點頭答應，跟着江晚舟來到廚房。

江晚舟家的廚房很大，中央有個漂亮的“島”，三個人就在那裡坐下來，順便也看着孩子們。

BILL很快也跟過來，給三人泡好一壺茶，笑呵呵地打過招呼，又回去孩子們那邊了。

三姐妹聊了一會，話題很自然地又回到了當天的活動上。

江晚舟笑着說：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印度人一起集體露面，他們黑黝黝的膚色，再加上他們哇拉哇拉的吵鬧英文，跟他們在一起總給我一種“鋪天蓋地”的感覺，毛主席說“人多力量大，可以辦大事辦好事”，印度人那種“人多勢眾”的場面，還真讓人刮目相看，不過，印度人講英語雖然聲音大，但是真難懂，而且讓我奇怪的是印度人的英語怎麼不是倫敦腔呢？

鄧安安說：我在食品廠工作的時候，那裡有很多的工友是印度人，他們說印度英語不是英國英語，而是新德里英語，是原創。

江晚舟和雪梨聽了哈哈大笑起來。

雪梨說：有時候，我在公司跟只那些會講新德里口音英文的印度保安聊天，感覺就好像是一個北京人在跟一個廣東人交流一樣，雖然我們說的都是漢語，但發出來的聲音卻截然不同，非得手腳並用，連猜帶比劃不可，即使是這樣，其實我有時候還是聽不懂，為了不讓對方感到尷尬，只好不懂裝懂地傻笑。

江晚舟和雪梨又哈哈笑起來。

鄧安安等雪梨講完了接着說：我剛開始的時候，也是不太明白，後來我跟工廠的印度工友們接觸多了也就懂了，原來，英語在印度是非常普及的，那種普及的程度根本就不是我們中國人可以理解的，在印度，官方語言很多，但是只有英語是唯一一種為各個民族所接受的“官方語言”，所以印度的大多數報紙廣播電台，甚至電影都使用英語，不僅如此，印度最偉大的文學家泰戈爾，他的作品使用的就是英語，這就好比是中國的魯迅，他的文章都是用英文來寫作的，而大家也都用英語來欣賞他的作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印度的英語有非常堅實的群眾基礎，而且也非常本地化，這種情況與中國人只是把英語作為一種精英化的“外語”很不相同。

聽了鄧安安的一番話，江晚舟和雪梨的笑容凝固了起來。

鄧安安又說：我從辛格的身上也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辛格是在加拿大受的教育，但是他在跟印度人扎堆兒的時候，說的全是 “新德里英語”。

江晚舟也說：今天在灑紅節的活動中，我跟一位印度女士聊天，她說她是一位商場的收銀員，剛見面的時候，我很緊張，因為她講話又快又含糊，我基本上聽不懂她在講什麼，後來她可能意識到了，就把講話的速度降下來，而且發音儘量清晰，我才發現原來她的英語非常好，無論是講什麼話題，她都可以張口就來，而且非常有見識，相比之下，我每說一句話都得“搜腸刮肚”，只能結結巴巴地把一個字一個字生硬地串起來。

江晚舟的這番話講完，輪到鄧安安哈哈笑起來。

江晚舟接着說：我們談家庭，談事業，談房地產，談美國大選，最後我們談到了電影，尤其是印度寶萊塢的電影，她很興奮，看得出來她對印度電影很驕傲，可是讓我感到很遺憾的是，當我向她提及八十年代的印度電影《流浪者》的時候，我同這位印度女士居然變成了“雞同鴨講”，什麼拉茲，什麼麗達，她竟然一概不知。

鄧安安故意調侃到：對呀，肯定是印度人不學無術、孤陋寡聞，連自己國家最偉大的電影作品都不知道，《流浪者》可是當年讓中國萬人空巷的電影啊。

江晚舟看了一眼鄧安安，說：姐姐，我知道你是在說反話了，八十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引進的外國影片都是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的，我們同意引進的東西，不見得是別人真正好的東西，畢竟我們有自己的“政治需要”嘛。

雪梨說：我那個時候還太小，對這部電影沒有什麼印象，想不到就這麼一部符合“政治需要” 的印度電影，竟然也能成為讓中國人“萬人空巷”，可見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在精神上是有多“饑渴”了。

江晚舟和鄧安安兩人相視一笑，點點頭。

鄧安安說：其實，不光是印度電影，當年日本電影剛剛引進到中國的時候，還不知道讓多少青春少女“怦然心動”“魂不守舍”呢。

鄧安安故意瞟了一眼江晚舟，兩人又哈哈笑起來。

雪梨說：現在日本的電影早就已經衰落了，但是印度寶萊塢的電影，卻超過了美國好萊塢，你們不信的話到油管上去看看，那些點擊量最高的電影“TRAILOR”，大多數都是印度寶萊塢的電影，安安姐，你還記得吧，那次我們大家做完活動以後，辛格邀請我們一起看了一個印度人的脫口秀節目，我最近看到一部電影，發現他現在已經跑到美國的好萊塢去發展了。

江晚舟突然插嘴說：雪梨，你說的這個人是不是叫什麼“PETERS”？。

雪梨驚喜地說：是的，是的，他叫RUSSELL PETERS，你也看過他的演出？

江晚舟打趣的說：我可沒有你們那麼好的福氣，有人願意出錢請我看現場表演，我知道RUSSELL PETERS，是因為貝老師教我學英語的時候，告訴我要多聽自己感興趣的英語節目，他向我推薦了一些美食博主的節目，也有這位印度人講脫口秀的節目，我看過之後印象很深，這個人非常有才華，他把印度人和中國人的一些差別模仿得非常生動，特別有趣，他還很會模仿印度人和中國人講英語的口音，把人的下巴都笑掉了。

雪梨笑着說：對，RUSSELL PETERS模仿的印度人和中國人總是一對冤家，印度人是愛錢，而中國人小氣，印度人在國外拍領導馬屁，而中國人在國內拍領導馬屁。

三個人被雪梨的這句話逗得哈哈笑起來。

鄧安安說：RUSSELL PETERS倒是沒有看錯，印度人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裡混出來的，比我們都知道怎樣在資本主義國家玩遊戲，印度人在哪兒都是“關係”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第二位的。

江晚舟問：為什麼呢？中國人不也都很懂得拍領導馬屁嗎？怎麼到了國外就不中用了呢？

鄧安安笑着說：很簡單啊，我們中國人，會拍馬屁的都不出國，出了國的，都不會拍馬屁嘛。

大家又哈哈笑起來。

鄧安安接着說：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印度人在國外，比中國人是要團結得多，這種現象還不能僅僅用“會拍馬屁”來總結。

雪梨說：前些時候，印度總理莫迪到美國訪問，印度移民團體聯合起來，在美國休斯敦為他準備了一場盛大的歡迎儀式，有超過七萬的印度移民參加了這場活動，把巨大的體育場全部都擠爆了。

江晚舟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鄧安安看了她一眼，說：我們黨專門開會討論過這件事情，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的東西，你知道嗎，一次集會組織起七萬印度移民，這相當於印度在美國全部人口的1%啊，這不僅僅顯示了莫迪在印度人中的受歡迎程度，也看得出印度社團在美國的巨大組織能力，這可是一件非常成功地向美國政壇顯示印度族裔政治力量的大事件呢，相比之下，每次中國領導人來美國訪問，最多也就是中領館花錢到中國城組織一幫閒散人員，再加上一些大爺大媽，搞個稀稀拉拉的“夾道歡迎”而已。

江晚舟似乎深感觸動，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焉”了下來。

鄧安安說：我跟辛格聊過這個問題，他好像對這方面的情況非常熟悉，他說雖然大家都知道亞裔美國移民是少數族裔中最成功的，但是如果你再細分一下，就會發現，在美國的印度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8萬美元，而華裔家庭卻只有6萬多，這說明，印度人在美國的政、商、學、醫都比華裔更成功。

雪梨接過鄧安安的話說：原來我們在國內的時候，經常聽到的“宣傳”是，美國的硅谷全靠咱們中國人在那裡撐着，其實事實遠不是這樣，現在是印度人占據了硅谷的半壁江山，劉清曾經跟我講，有人把華人輸給印度人的原因總結為印度人的英語比中國人好，其實在技術領域，如果不是最高層級管理職位，英語並不是成功與否的絕對阻礙，美國技術崗位對英語沒有那麼嚴苛的要求，劉清講，印度人喜歡抱團，這也許並不見得很好，但是，中國人總是一盤散沙，這就很壞。

三個人都沉默下來。

過了好一陣子，江晚舟抬起頭來，對着鄧安安說：姐姐你還記得嗎，當初林馨被害，我要起來“造反”，貝老師不同意，他的理由就是“海外華人是一盤散沙”，造不了反，可是我就有些想不明白了，印度這個國家不是應該比中國還要“一盤散沙”的嗎？他們種性遺毒嚴重，語言混亂不堪，政黨紛爭複雜，經濟發展也非常不平衡，而且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思想，為什麼這樣一個國家出來的人，就沒有“散了”呢。

鄧安安低着頭，輕輕嘆了一口氣，說：辛格回答過你這個問題，但是他講出來的話很不好聽，辛格說，中國人似乎有“戀母癖”，對母體永遠有依賴，而且中國人還特別喜歡強調“愛母親”，但卻不講“愛同胞”，所以中國人到了海外，只有在“愛祖國母親”的前提下，才有認同感，否則就是陌生人，甚至是敵人，而印度人，雖然各自都有自己的“父親母親”，但是他們都認同自己是“印度人”，所以到了國外，反而很容易就以“兄弟姐妹”的關係團結起來了。

鄧安安接着說：有一次，辛格還對我說，中國這些年的經濟發展的確比印度做得好，很多中國人特別喜歡拿這件事情來說事，另外，不少中國人專業知識學得很好，也很以此為榮，但是我內心裡卻鄙視這個中國人群。

江晚舟和雪梨都一齊驚訝地問道：為什麼？

鄧安安說：辛格說，印度幾乎百分百的人口，無論貴賤貧富，都有一種宗教信仰，但他所認識的中國人，除了講政治講專業，幾乎沒有一個人和他講宗教，他說，雖然宗教和種族衝突是印度社會的一個大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印度文明就蕩然無存，印度人相信，人與動物最基本的差別就是有道德良知和宗教信仰。

鄧安安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補充了一句，說：他，這等於是在罵我們中國人“衣冠禽獸”。（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