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紅軍、BILL和貝益民三個人閒聊間，很快就把半瓶酒都灌進肚子裡去了。

酒酣耳熱之際，BILL這時候突然問道：PETER，劉清是真的嫖妓了嗎？

貝益民愣了一下，扭頭瞟了BILL一眼，反問道：可能吧，你怎麼想到問這個問題？

BILL停頓了一下，想一想，說：我看昨天的新聞上說，西雅圖的警察最近搞了一次“掃黃行動”，搗毀了一個賣淫的窩點，地點就在劉清居住的那個地方，警察抓了一百來個嫖客，他們大多數都是碼農，而且主要是亞裔。

聽BILL這麼講，江紅軍驚訝地睜大了眼睛，她看着BILL問：真的嗎？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大多是中國人？我們中國人不至於這麼多人都喜歡干那種事情吧？

BILL的臉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就紅了，他端起酒杯，假裝繼續喝酒。

貝益民又瞟了BILL一眼，然後扭頭看着江紅軍，哈哈笑起來，說：阿姨，請原諒我講點你可能不愛聽的話。

江紅軍眉毛一挑，笑着說：好，請講。

貝益民說：關於“嫖妓”這件事情，包括我們華人在內，大家都習慣於簡單地從道德上去看問題講問題，就事論事的少，從法的角度看問題就更少，很多人還自以為有高度，可是我就一直很納悶，“道德”怎麼就那麼容易地變成了一種“輿論”的高度了呢？

江紅軍的眉毛又輕輕高挑了一下，盯住貝益民眨了眨眼睛，但是沒有做聲。

貝益民接着說：我這一代人，從小被灌輸的是所謂馬克思主義，但是也因此學習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皮毛，馬克思恩格斯可是從來沒有僅僅從道德的層面講問題看問題的，馬克思在多篇文章和著作中講到道德，最著名的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識形態》、《神聖家族》等，道德這個東西，在馬克思看來，本質上是反動的，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階級性和時代性，從根本上講，道德只是統治階級奴役被統治階級的工具，也就是說，被統治階級必須講道德，而統治階級卻可以不把道德放在眼裡。

聽到這裡，江紅軍突然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氣，然後默默地點點頭，開口補充說道：這當然是從哲學意義上講的。

BILL插嘴說：我年輕的時候，見識過一幫活生生的道德典範，從曲嘯到李燕傑到張海迪，現在回頭來看，那都是些什麼東西啊，比如那個曲嘯，硬是把鄧麗君的歌曲污衊為什麼靡靡之音，還說什麼《何日君再來》是唱給日本皇軍的反動歌曲呢，害得我們連聽鄧麗君的歌都成了一種“罪行”。

大家一齊哈哈笑起來。

貝益民說：對呀，就是因為這幫“道德楷模”胡說八道，導致我們大陸人民在文革結束之後都感覺聽鄧麗君的歌就是“嫖妓”了。

BILL和江紅軍又被逗得哈哈笑起來。

貝益民接着說：我自己在《珠江日報》的時候，也曾經“採訪”和“塑造”過廣東當地的一些“道德楷模”，有些被吹噓出來的道德青年，其實連自己的心智都還沒有長成熟，結果是害人害己害社會，所以我很覺得，我們做人，的確是要講道德，但是千萬不要做道德的奴隸，相反，敢於做一個活在現實社會中真實的人，那才是真正最難的。

BILL點頭說：我完全同意，看看我們的周圍，凡是張口閉口道德的人，一定是沒有什麼底線的人，道理非常簡單，因為與“法律”相比，“道德”從來就是連一個明確的標準都不存在的東西嘛。

聽到這裡，江紅軍突然臉紅起來，她有些激動地說：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男人的確會比女人，在性生理需求上，面臨更大的壓力，但是，一個做男人的，總得有點做人的底線吧，無論如何也不該去做那種丑不要臉的事情嘛。

貝益民見狀，微微一笑，端起酒杯，看着江紅軍說：阿姨，來來來，咱們喝酒，有話慢慢說，我之前不是講好了嘛，今天我是趁着你老人家高興，才斗膽在你面前講兩句跟你“抬槓”的話嘛。

江紅軍一聽，點點頭，也端起酒杯，說：對，年輕人嘛，總會有跟我們不一樣的想法，正常，正常，我們要容得下不同意見，來來來，喝酒，你繼續講，我好好聽着。

貝益民跟江紅軍碰碰杯，抿了一口酒，接着說：其實，不光是西雅圖，包括舊金山地區在內，凡是碼農集中的地方，這些年，所謂“賣淫嫖娼”的問題一直都很嚴重，因為這首先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問題。

江紅軍又睜大了眼睛，嚴肅地問道：真的嗎？為什麼？

貝益民笑一笑，舉起酒杯說：阿姨，你也喝呀，放鬆放鬆，你不必把這種事情看得太嚴重，我們姑且把它當個學術問題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江紅軍點點頭。

貝益民接着說：阿姨，你可能不知道，我曾經在加拿大這邊讀過兩年書，學了一個“職業諮詢師”執業牌照，老師在課堂上專門給我們講個這個課題，有一個數據我到現在都還清晰地記得，當年，有個權威機構做過一個調查，了解各類人群觀看成人影像頻率的情況，結果發現，平均每天觀看成年錄像最多的人群是IT類從業人員。

江紅軍好奇地問：為什麼？

貝益民說：原因是IT人員每日超負荷使用大腦，他們的頭腦長期都處於緊張而且透支的狀態。

江紅軍接着問：大腦緊張和嫖妓有什麼關係？

貝益民笑一笑，說：阿姨，我給你先打個比方吧，一個做體力勞動的人，如果長時間重複做一個動作，是不是一定會有明顯的腰酸背痛？

江紅軍點點頭。

貝益民看着她說：在加拿大，福利好的大公司，會為員工提供免費的理療費用，包括按摩針灸等等，幫助身體的恢復，都可以報銷，可是，我們人類是不是無知到，以為人的勞動只靠四肢，不用大腦？當然不是，而且很顯然，對於多數人來說，每天使用大腦的時間和強度，遠遠超過四肢，因為現在已經是後工業時代了。對於專業碼農來說，很多人每天工作的時間是早上9點到晚上7點，中午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他們每天用腦的強度，就是非業內人士無法想象的，如此高強度的腦力勞動，有誰想過，如何解決這個勞動者的再生產問題嗎？

江紅軍和BILL都茫然地搖搖頭。

貝益民又笑一笑，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到目前為止，就是“性愛”，“性愛”是最好的放鬆頭腦壓力的辦法，關於這個問題，哈佛大學醫學院神經生物學系以及世界著名科學雜誌《psychology today》和《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也都做過類似的研究，而且得出了相同或者類似的結論，可惜的是，人類的“性愛”在今天這個歷史發展階段被完全“私有化”了，“性”被視作一種“私有財產”，但是在道德上又嚴禁“買賣”，這才讓現實的社會出現了“道德”與“科學”的世紀戰爭。

江紅軍和BILL兩人都再次驚訝地瞪大了眼睛。

貝益民接着說：所以碼農嫖妓，其實不僅僅是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科學問題和社會問題，這個社會中的一些人，喜歡站在所謂的道德的高度，有意忽視這個問題，更不會去傳播和推廣這些科學知識，想辦法提供合法渠道，幫助有需求的人解決問題，反而在輿論上把他們逼到死角，講到底，不就是因為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根本就沒有把社會中的各種被奴役的人們放在眼裡嗎？

貝益民的一番“宏論”仿佛是在客廳里扔下了一顆炸彈，把提出問題的BILL和批判問題的江紅軍都給瞬間“炸暈”了。

兩人陷入了沉默。

貝益民見狀趕緊又勸道：來來來，兩位，你們不要這麼嚴肅嘛，“嫖妓”也好，“偷情”也罷，不過是我們今天喝酒聊天的“葷菜”而已，我們繼續喝酒，好不好？

江紅軍和BILL紅着臉，一聲不響地端起酒杯，悶頭喝了兩口，但是依然講不出話來。

貝益民於是又打圓場，說道：其實，大多數碼農們都是非常可憐的，他們雖然趁着年輕，掙了一點小錢，但是他們少有機會遇到女人，也不懂談戀愛，幾乎娶不起像樣的媳婦，而他們的老闆們正在思考的，只是如何以最高效的辦法，把一代代的碼農們的頭腦榨乾，當然，我不支持賣淫嫖娼，我只是提示大家，換一個心態和角度去看這個社會現象。

江紅軍聽貝益民這麼講，情緒緩和了一些，說：無論如何，做人還是要講點基本的道德的，生理需求這個問題，總歸有辦法自己解決嘛。

貝益民笑着應和：阿姨說得對，現在都什麼社會了？還搞封建的“嫖娼”這套東西？毛主席曾經講過嘛，辦法總比困難多，共產黨人最善於解決困難，對不對？

江母高興地點頭說：對，這話我愛聽，高科技要發展，社會道德也要不斷提高，我看在中國，這種事情就比西方國家少，中國政府在道德文明建設方面還是很有成效的，你看中國幾個主要的高科技城市北京、深圳和杭州，都是全國精神文明建設模範城市。。。。。。

BILL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貝益民扭頭一看，發現他已是滿臉通紅，似乎是有些醉了。

BILL有些混沌不清地說：你們注意到沒有？中國四大名著之首《紅樓夢》，兩個主角，寶玉和黛玉，他們之間的愛情，除了意淫和糾纏不清，簡直就沒有一出像樣的基於健康生理的性愛，還記得文革樣板戲嗎？裡面的那幫子所謂的“英雄”人物，個個都是有爹沒娘，有母沒父，“無性繁殖”出來的東西，什麼狗屁“精神文明建設”？中國人今天在性文化上的禁錮，就是整個國家都在用封建思想對人民進行思想鉗制。

BILL接着說：去年網上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講一對上海夫妻，為了供養女兒到美國留學，爸爸在日本打黑工，近20年沒有回國，妻子也沒有去過日本，爸爸只在女兒從日本轉機前往美國的時候，才在機場親眼見了自己已經長大成年的女兒一面，這個故事結尾說，女兒最後在美國學業有成，還嫁給了當地人，一家人最後在美國相聚，很幸福，但是就我來看，這個故事宣揚的不是什麼中國人的堅韌頑強，而是中國人對人性的極端殘忍。（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