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后，貝益民從香港來到廣州。

RACHEAL和劉一勺帶着孩子劉嘉迎接。

RACHEAL安排貝益民住在自己番禺星河灣的家中。

回家的途中，劉一勺把車開到番禺的一個大型工業園，先圍着它繞了一大圈，然後帶貝益民參觀了新新奶茶在廣州新建的中心工廠和配送中心。

中心工廠的管理井然有序，配送中心裡人來車往，一派熱火朝天，欣欣向榮。

RACHEAL告訴貝益民，新新奶茶在全國的生意已經完全成長起來了，占據了中國奶茶業霸主的位置。

很顯然，RAHCEAL也明白貝益民此行來廣州的另一層深意，向他“交了底”。

星河灣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型城郊居住社區，RACHEAL的家是一幢很大的別墅。

這裡環境優美，一條景觀化的小河穿越而過，精心修飾過的長長的人工步道環繞兩岸，一派“小橋流水人家”的詩情畫意。

走到家門口，劉一勺指着掛在家門口的兩隻紅花燦爛的花籃，開玩笑說：PETER，你看，RACHEAL都已經為你掛起“紅燈籠”了。

晚上，RACHEAL給貝益民在家裡辦了一個豐盛的家宴，她的爸爸媽媽也被請來參加。

結果一見面，貝益民驚喜地發現原來他和RACHEAL爸爸認識，初遇竟是“久別重逢”。

RACHEAL的爸爸叫陳南山，是廣東中醫院教授，國內著名的呼吸道傳染病學的專家，貝益民當年在《珠江日報》當記者編輯的時候，兩人就打過多次交道，後來在2003年“非典”期間，陳南山教授成為全國新聞報道的“明星人物”，他力推“非典”神藥“板藍根沖劑”，貝益民也利用他經營的上百家報刊連鎖店，協助各家連鎖藥店，在廣東省內大量銷售，為此還得到過陳教授的稱讚。

陳南山去年開始退休在家，但是一直也沒閒着，如今主要幫着兒子在經營一家中成藥公司。

陳南山本不是個“迂夫子”，又因為一直再“創業”，所以很關心時事，吃完飯就拉着貝益民談國際大事。聽說貝益民剛剛在美國做美食節目轉了一大圈，就饒有興致地問起“美國之行”的觀感。

貝益民講了本德農場大小約翰的故事，以及波特蘭小商販CALSON的遭遇。一家人聽完都大為感慨。

陳南山說：我最近一直都很關心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問題，網上的評論很多，不過看起來都像叫罵鬥狠，只有你講的這些親身經歷的故事，讓我了解了真實的細節。

RACHEAL說：在國內，消息源被上面控製得死死的，輿論一邊倒，感覺真不習慣。

劉一勺補充說：我們都是靠着VPN瀏覽外面的消息，但是不方便，速度也慢，而且大多數外海中文網站為了掙流量，把標題做得很誇張，其實內容不行，光憑“道聽途說”的消息做所謂分析，讓人很失望。

貝益民笑着回應道：是的，這個世界，最不缺的恰恰就是這幫只會耍嘴皮子的人了。

他又扭頭看着陳南山說：陳教授，你肯定很明白，做科學研究，最難的就是獲得第一手的資料，沒有過硬的證明材料，就算論文的觀點再新穎，也是沒有價值的，那種“時局分析”，也就是在賭博猜謎語，你說是不是？

陳南山點頭。

貝益民接着說：尤其那些海外的中文社交媒體，都是“隨便說”和“隨便聽”的，反正言論自由嘛，講出來的話有沒有“真材實料”不重要，重要的是話題夠“熱”，能夠“拉人氣”。

陳南山問：為什麼呢？明明在國外，是信息開放的社會，怎麼也會有這種情況？

貝益民說：因為大多數在外海的中國人英語並不好，多數人只喜歡聽中文節目，不愛聽英語新聞，而那幫所謂做“中文媒體”的，他們實力有限，就連一點“英翻中”的翻譯費用，也都是捨不得花的。

貝益民把自己在“海外最大的中文網站”工作的趣聞聊了一通，把大家逗得哈哈一陣大笑。

劉一勺說：誒，你說的還真是一點都不假，我在油管上看過很多中文有關中美貿易戰的視頻，全是“說書的”，開始的時候個個都信誓旦旦地說，中國通過限制美國大豆出口，可以精準打擊川普的票倉，結果大豆戰爭打響後，美國的大豆出口不僅沒有降，反而升了，川普的票倉也一點都不受影響，弄得那幫“說書的”，今天說東，明天又說西，兩邊自打嘴巴，臉都被打腫了。

大家又大笑起來。

劉一勺又問：PETER，你說說，美國大豆出口為什麼會不降反升呢？

貝益民說：因為美國在一年多前就做好了布局，南美洲國家出產的大豆已經被“控制”起來，亞洲和歐洲的多個國家，也事先與美國達成了協議，按配額接受美國大豆，所以貿易戰打起來之後，中國不要美國的大豆，原來安排好的那些國家就把大豆收過去，轉手再賣給中國，而中國為了增加儲備，不得不增加進口量，結果那邊是中國增加了進口的成本，這邊是美國出口的大豆累計起來一點也沒有減少。

RACHEAL問：中國方面難道就沒有“未雨綢繆”，事先現做好計劃安排嗎？你在國外看到的消息是怎麼說的？

貝益民說：中國當然也做準備，但是貿易戰這件事情，其實跟真實的戰爭一樣，最終是“實力的較量”，誰輸誰贏，根本上還是十幾年來的供需市場格局的問題，比如說大豆，中國其實比美國早一年，就已經與俄國和烏克蘭等國家簽訂了協議，想將大豆改從這些國家進口，甚至都直接租用了俄國和烏克蘭的土地，由中國農民在那裡種植大豆，但是跟美國十幾年來的市場布局相比，還是晚了，是“臨時抱佛腳”，因為中國這邊原本並沒有打貿易戰的準備。

RACHEAL又問：PETER，你是專業人士，我也想問問你，為什麼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了解真實的信息有時候也會顯得特別難呢？比如在加拿大，我即使是經常看英語新聞，好像很多信息也都要慢慢地才會流傳出來，你說這又是為什麼？

貝益民說：國家層面的問題，老百姓都是“被無知”的，他們沒有辦法掌握全面而準確的資料。

陳南山插嘴說：對，國家層面的問題嘛，就是機密，有些重大事件，就算是已經過去幾十年了，為了政治穩定的需要，我們也都是是需要做好保密工作的，這個世界上，那些敵對的勢力無時不刻不再盯着你，我們有時候即使使勁地藏着掖着都保不准泄露出去，更何況是正在進行時的國家大事呢，西方國家不也都是這樣在做嗎。

貝益民說：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其實還是要好很多的，這就是“民主政治”給與人民群眾的“政治福利”，“民主”政治的本質是“制衡”，比如美國的兩黨，他們在聯邦層面搶奪總統席位的時候，或者州層面爭奪席位的時候，會用盡一切手段互相找對方的問題，很多“醜聞”就會被“曝光”出來，只是“揭露”和“捂蓋子”會有一個鬥爭的過程，需要些時間，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一般會說“真相終究會大白於天下”，而我們中國人喜歡掛在嘴邊的話是“清官大老爺為民做主”。

RACHEAL點頭說：這個解釋聽起來有道理。

貝益民接着又說：不過，在英文的媒體世界有一個主流和非主流的問題，有些真實的信息本來已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如果得不到主流媒體的支持，就得不到廣泛的傳播，而現在的主流媒體，基本上都是一邊倒的，所以很容易就出現“片面性”的信息傳播，或者是真相被淹沒的情況。

沉默了一陣子的陳南山，這時候輕輕咳了兩聲，然後發話說：我就不喜歡西方政治的這一套，都是“自私自利”“勾心鬥角”，不講團結，不講協作，把一個好好的社會輿論空氣弄得一塌糊塗。

大家一時間都不再吭聲。

貝益民則抬頭瞟了陳南山一眼，笑着說：陳教授，你看西方發達國家都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還有曾經是落後的國家，比如日本和南韓，也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你覺得他們跟中國相比是“一塌糊塗”嗎？

劉一勺插嘴說：對呀，中國跟日本韓國比，也就是個“驢糞表面光”。

這句話再次把大家逗得笑起來，空氣緩和了。

貝益民又瞟了陳南山一眼，接着說：這也許就是西方人和中國人對“政治”理解的不同吧，就跟對“人性”的理解一樣，西方人強調“政治”在本質上是“惡”的，所以他們對待政治和政府最根本的態度是“監督”，而不是“信任”。

陳南山說：可是這正是我不能接受西方民主的地方，你想想，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而且真理也並不是總掌握在多數人的手上，況且國家制訂政策，也不應該只憑着誰的聲音大吧？這個世界有錢有勢的人，總歸是聲音更大一些的。

貝益民說：你說的對，人皆自私自利，真理時常會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有錢有勢的人會有更大的發聲的機會，這些都沒錯，但是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講得很明確，私有制是產生一切現代文明的原動力嘛，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是指它相較於專制制度，而不是說它是“完美政治”，它就是一個讓人民群眾有機會參與政治運動的機制，列寧不也是說過“群眾的革命意識是在革命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嗎？社會的進步要一步一步地走，只有鼓勵老百姓都參與到民主的運動中來，每一個個體，以及集合起來的“社會”才能進步嘛。

陳南山微微點頭，說：看來你屬於支持西方民主機制的那一批人。

貝益民堅定地回答道：是的。

陳南山問：為什麼？

貝益民說：因為現代國家的治理不能基於“道德”，而要基於“機制”，這就像醫生治病，不能僅憑主管意識上的“一腔熱誠”，而是要基於醫生的“病理知識”，陳教授，你說對吧？

陳教授聽到這裡長長地“嗯”了一聲。

貝益民接着說：中國共產黨其實一直也都強調“領導是人民公僕”“領導就是服務”，承認黨和政府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但是事實上完全做不到，為什麼呢？因為它搞的是所謂“自我批評”“自我革命”，也就是“自我道德批判”，而西方社會強調的是尊重“利益差別”，他們懂得用“法律”和“民主” 這兩種機制，來實現對“絕對權力”的制衡。

陳南山似乎對貝益民和RACHEAL講的話有所觸動，他一邊點頭，一邊輕輕拍拍貝益民的肩頭，說：年輕人，有見識，你做美食節目很自由，可以了解全世界，以後要常來我這裡走動走動啊，給我們帶來新思想新觀念新知識，我們隨時都歡迎你。

RACHEAL說：爸爸，你就不要以後隨時歡迎了，要不你來做PETER在廣州的嚮導，這樣你們兩個還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好好交流交流。

陳南山欣然接受。（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