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   處

春節幾天假期，下放幹部都回家的回家，返鄉的返鄉，再碰頭時講的都是各自見聞。而一個星期以後，樓下村當地的新聞便開始傳進我們耳中。不料，我們組兩個女同志得到了和我有關的閒話，跑來對我說，原來我們這個離家菊家不遠的村里，嫁過去的姑娘和娶進來的媳婦有好幾個哩，過年期間跑來跑去很是自然，這就把各自新聞傳播開來。我的同事說，家菊媽媽放出話來，說我這個人看上去不錯，工資也不算少，只是成分太“高”，負擔太重。姑娘嫁給我好處不多，壞處不少，等等。這次去南京，她媽本來有些不太肯，是家菊死犟着要去的。

自從第一次上門領教過未來岳母的話風以後，對她就有了幾分懼色，這倒不是怕她打我一頓，而是感覺，她絕不像一般鄉下婦女厚道，說出的話句句打中要害，把人一下子推到現實中去，無法迴避。傳來的話，一點不使我感到意外，雖然刺耳，卻也不得不承認，她的立足點無可指摘，但好不容易過了一個比較舒心的團圓節，這些傳言的到來依然像冰水澆頭一般使我頹喪！晚上睡下以後，忍不住在想，我這是怎麼啦！幹嘛要尋一身煩惱？自打十六歲開始掙錢養家，靠組織培養，當上翻譯，跑到哪多少也算個有面子的人，想不到會在鄉下被人說得一錢不值，想到這裡便覺得真不該談什麼朋友。可是，人這種動物之所以不同於其它低級動物，是由於他有感情，有良知，否則會被說成“禽獸不如”，我這人雖然普通，但良知是有的，一想到作罷，眼前便出現家菊那雙稍稍凹陷進去的眼睛，看着我，信任而且真誠。我知道，為了讓那位具有絕對權威的媽媽同意她做每一件事，她得多麼堅持和流出多少眼淚，因為在口才上絕對不是媽媽的對手，倘若我提出中斷來往的要求，她的精神會陷入何種狀態？從農民運動會開始，家菊的舉止、性格一點點印入我的心中，我慢慢地感覺到，跟她這樣樸素、執着而又節儉的農村姑娘相處很適合我，而所謂文化上的差距，又由她那種喜歡聽我說這說那的神情加以彌補。我和她在一起時，完全用不着費心揣測對方難以捉摸的心思，一切都那麼透亮，那麼“安全”。所以，春節後傳來的閒話，可以用一個詞語來形容對我的影響，那就是“左右為難”。想到她媽的態度，我真要“知難而退”，而想到家菊，我又情願“知難而進”。常言道：“醜媳婦怕見公婆。”我的處境是“苦惱女婿怕見丈母娘”，正月十五那天我只得“再現原形”。

正月十五那天下午，家菊來樓下村要我去她家吃圓子，就是吃湯圓。想到又得聽她媽媽的“審問”，自然沒有心情，眼看着姑娘兩眼有些濕潤，我趕快把她引出所住的宿舍，兩個人一直走過一條小河的木橋來到大田邊的田埂坐了下來。在又一次聽說我不想去的話以後，家菊靜默了不多時間；終於把頭埋在兩膝間，傷透了心地哭起來。我是第二次聽到她的哭聲，那不是放聲的痛哭，嚎啕大哭，而是低沉的，發自內心，絕對陷入無助境況的飲泣。至少會使我知道，我對她這次“邀請”的回拒，使她傷心欲絕。局外人難以想象，一個在家中並無發言權的姑娘硬把不為家長看好的男友變成受邀請的人，有多麼難！而我這個人居然還擺起架子不肯去，她怎麼會不絕望？

而對她如此強烈的反應，我幾乎不到半分鐘便改變主意要去“受訓”。等她止住泣聲，我決定幫這個太單純的姑娘弄清楚，在未來丈母娘啟示下，我理解這場戀愛可能出現的後果和她可能要過的日子。

既然家菊已經見過我的家人，用不着多說我的母親身體和弟妹對哥哥的依靠，我直截了當地說：“雖然媽媽說過，等叄妹長大些能掙錢，可以不要我寄錢，但我決不忍心讓媽媽的身體永遠在窮困中受罪，我不能不寄錢。這樣一來，除去我自己生活費二十元多一點，實在照顧不了你多少。你媽媽和親戚朋友怎麼會不反對？再說，將來要成家，生孩子，我的錢少又沒有房子，怎麼過？我不是不想和你要好，實在難處太多。我一個大男人總要點面子，看人家臉色，怎麼受得了！”湯圓，看樣子不去吃是不行的，但前面這些心裡話也必須對家菊講明白。人人都認為談戀愛甜蜜，為什麼我“談”得這麼苦澀？

不料，我說了那麼多實際問題，在家菊眼裡簡單得出奇，記得她的回答只有這些：“我老早講過，我不是看着你的錢，是看你人好。苦，也不是沒受過，在這鄉下苦不死人的，只要兩隻手肯做，總有好的一天。”她已是第叄次說我是好人，並且單憑這一點決定不顧一切難處要跟我好。這麼簡單的“判和決”，在年輕女子中恐怕是罕見的。正是這一點對於我卻具有極大震撼力，豈止僅是震撼，甚至給我今後做人都有相當的鼓動力，每想到她的話，我會約束自己：要做好人，不能做壞人。

哭罷、說完，我終於還是決定去她家重見丈母娘。可能家菊的堅持使得媽媽有所變化，這次見面她未再對我“打開窗戶說亮話”。不過，元宵到底不是好吃的，晚飯吃罷，只見准丈母娘又把一隻她坐的方凳往我面前一搬，對着我坐下，開始講話。只是把開門見山改成旁敲側擊，全然不涉及我本人話題。她說：“我們村里也有好幾個在上海廠里做的工人。工人跟農民到底不一樣，派頭大嘞！解放前，他們禮拜六回家，乘車到高橋鎮，馬上跳上搭客的自行車，身上穿的是毛貨衣裳、香雲紗，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神氣得很哪！”我好歹也湊合算個讀書人，豈能聽不出弦外之音，不由得偷偷看一下自己的裝束，我沒有絨線衫，僅有的那件新棉中山裝輕易還不捨得穿，當時上身穿的是兩件厚球衫，其中北京工人運動會時得到的印着“全國一機”字樣的那件也捨不得露在外面，所以穿在外面的是一件咖啡色舊球衫，下面能穿的全部家當就是兩條舊長褲，輪番出場，勞動和做客兩用，再有就是“永遠的”白田徑鞋。顯然，無論怎樣翻花頭，也達不到她媽媽讚賞的神氣程度。儘管她老人家說的全是別人，我仍然感覺到，前額和後背再次泌出汗珠。在毛頭的努力下，媽媽改進了談話，但我心中的重辱感與日倶增，因為她今天說人家的穿着，下次也說人家如何顧家，把拿到的工資全數交給娘子，等等。而且，開講以前，總要把方櫈往我面前一放，條件反射作用，使我後來一見到這個動作，身上就出冷汗。

為了防止“冷汗症”我只好囑咐家菊多到我這裡來，我儘量不去她家。當年沒有手機、電話，約會只能事先定下：哪日大約何時在何處相會。何時前加個大約，事出無奈，她沒有手錶，我也沒有。我們見面地點基本上不是海灘，便是地頭，場地雖然簡陋，樂趣並不會因此而比別人澹薄，我們席地而坐相依相偎，她常常查看我手上的老繭，告訴我不要去剝，或者提醒我挑擔起立時腰要挺直，否則容易損腰。我喜歡讚美她，整天帶着草帽在太陽下幹活，但小臉還是澹澹的透着紅。我們在一起最經常的“節目”還是我說她聽，因為她總說，根本不知道提什麼問題好，乾脆要求：“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我都要聽的。”當然，不好意思老是讓姑娘談這種地下游擊隊式的戀愛，我也精心設計過幾次城市遊覽。印象深的有叄次，一次是去市區我的宿舍和設計院大門口，另兩次是去當時上海首批落成的閔行一條街和張廟一條街。

到我工作單位所在地方去瀏覽，對家菊說來，是很有興味的一樁大事。我們乘輪渡往外灘進發時，她知道我們設計院的樣子，因為它就在外灘，是解放前法航公司所在地，那時候一座九層樓的大廈，已經顯得很壯觀了。我不便帶她進大樓，就在大樓四周作些解說。她看着高高階梯上的大門、門衛以及進進出出的工作人員，很是驚嘆，當得知我的科室在八樓，有電梯上下，更是覺得有趣。電梯，自然是見所未見的新玩意兒。為了讓她體驗體驗，我就帶她到我們宿舍漢彌登大樓。這是一座十叄層的大廈，可以試試電梯的奇妙了。站在電梯拉門前，我叫家菊看上方一隻像鐘錶一般圓形的樓層指示器；她以為是只大鐘。我說一九五五年剛從南京調來時，也誤以為是鍾，被上海人聽了大笑，因為指針轉一圈有十叄個阿拉伯數碼。電梯司機按規定都穿着釘上銅鈕扣的呢制服，比我體面多了。家菊生平第一次過了把電梯癮，忽忽悠悠上了七樓，去到七0四我的宿舍。人們都去上班，我們可以從容觀察一遍連成一串的單身漢聚居地。這座大樓是座豪華大廈不假，但打開房門，每間房都排滿雙層鐵床。當年設計院從全國各地各單位調集一千多人聚在外灘一帶黃金地段，大樓宿舍分散在好幾個地區，不下七八處，年輕人只好住得擠一點。

家菊發現我的空床牆上掛着一面錦旗和一隻玻璃鏡框獎狀，就問是什麼？我一個字一個字讀給她聽。獎旗上寫的是全國第一機械工業部職工運動大會個人總分第叄名獎。下面落款是工業部、部工會、部體協贈。這當然是我的成果。另一隻鏡框字比較小，要仔細讀給她聽：上海市一九五六年職工文藝會演優秀演員獎落款是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文化局贈。這個優秀演員獎自然也是我的成果。只不過此前我從未對家菊講過。她聽我讀完，兩眼睜得大大的盯着我看：“你還會做戲？會唱《梁山伯祝英台》嗎？”我趕忙說：“我演的是話劇。越劇我可不會唱呀。”雖然顯得有些失望，但對我“能武”又能來點“文”的，她似乎是更高興了。

另外一項是我們去閔行和張廟參觀當時被廣為宣傳的“一條街”。用現在的標準來衡量，當年由兩排刷着彩色塗料的六層樓房組成的街道，還達不到叄級小鎮的建築水平，但在那時足可以使上海人引以為自豪，因為解放以來這麼多年，市政建築實在沒有什麼新品，電影上的上海放來放去全是外灘那幾幢大樓，置身在“一條街”中，不要說家菊，連我也讚嘆不已！

為慶祝我們看到那麼美的街道，我提議去小飯店開一次洋葷。所謂開洋葷，也就是炒兩個菜、一個湯、再加一杯啤酒。啤酒只要一杯，並不只為少花點錢，主要是因為她不會喝酒；我呢，一九五叄年在大連學俄語時，迷上田徑運動，聽過一位老師教導，要我遠離煙酒，所以從來是煙酒不沾。一頓飯兩個人用掉叄塊錢不到，喝得面孔發熱，啤酒還剩下小半杯，這次“消費”大概是我們最豪華的了。

第叄次帶家菊去上海市區的活動是一次掃興的活動。我特意選擇一個星期天市區同事休息的一天，帶她去看望我先前提到過的蘇大姐，那位我對之懷有複雜感情的特殊同事，但卻未能相見，而且從此便再也沒機會見面了。這次只見到她的姐姐。

和她親密無間的姐姐，我也很熟，因為下放前我到她們家作客時，都受到她姐妹倆的熱情招待。這位在市政府工作的姐姐還彈鋼琴給我聽。

姐姐對我們的到來，表情上似乎並不意外，一下子就猜出家菊便是我在農村認識的“那位姑娘”，可見我的事早為上海科里的同志所熟知。姐姐又告訴我一個十分意外的消息：蘇大姐不久前被調往北京設計總院。這樣的大事我竟全然不知，除了由於當年通訊條件太差以外，主要應該說是我太不懂事，太不關心曾經多方愛護我的蘇大姐。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把我整個驚呆了！我一時亂了方寸，對姐姐讓座倒茶的例行禮節都失去反應，使得家菊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我記得，當時自己像個呆頭鵝一般，十分不自然地告別了姐姐，帶着家菊茫茫然在街上瞎轉……

家菊雖然不明原因，畢竟感覺得到，這位大姐對於我非同尋常，自然想聽聽其中故事。

我是在一九五五年底在東北大連完成學業返回分局後，重新被分配到技術科翻譯組工作才認識蘇大姐的。這個組共有兩位黨員，她便是一個。起初，我只和那些比我大一兩歲的同事接近；蘇大姐比我大四歲，又是個很沉靜的女同志，而我從大連北京回來以後已是個田徑運動迷，性格和她大不一樣，所以對她常常抱敬而遠之的態度。但是這位大姐出我意料，全然不計較我的輕慢，她以女子特有的細心，觀察我粗枝大葉的派頭。有一次，她突然拿着針線和一粒和我上衣適用的鈕扣來找我，直到這時我才知道，衣服上早丟了一粒扣子。還有一天，我一改終日神氣活現的樣子，居然在午休時老老實實躺在叄張椅子上，她走過來一摸我的額頭，馬上逼我去醫務室看病。原來我體溫升到叄十八度七。她使我感到可親的原因還不止這個，更有效的“促進劑”是一樁耐人尋味的“事件”，最終使我從對之敬而遠之一變而成了她的忠實保鏢。事情是這樣的：

平日我們組的幾個年輕人都有吃過晚飯後留在辦公室里看書的習慣，蘇大姐和我也是這樣。一般情況大家不約而同都在晚八點各自回宿舍或回家。日子久了，我發現，建築科技術員、和我同住一個大宿舍的老陳，每天總在我們辦公室外的閱報欄前裝着看報，而且總在八點鐘跟我們這幾個人一起離開，又“而且”總拖住我緊走慢走跟上蘇大姐。我不是傻子，就算是傻子也看得懂：他想追求蘇大姐。平心而論，我對這位老兄雖無惡感，也無好感，但突然想到大姐年已二十七，婚嫁之事不能再拖了，老陳既然十分有意，不妨從中撮合。某一天晚八點，大伙兒回去了，我對她說：“我再看一會兒書，你先走吧！”她看着我，不動。我只得說：“你走吧！外面有人等着你哩。”她答道：“誰要他等！”我一看，不妙，便勸說她：“人家有誠意，你就和他一起走走嘛。”她更堅決：“誰要跟他一起走！你別裝樣子看書，我要鎖門了！”她看我終於站起身，便走近我說：“我對你有個要求。”我問她什麼要求。她說：“我要你當我的保鏢，不許他靠近，直到我坐上汽車。”這個古怪的“聘請”，令我受寵若驚，同時也覺得有些遺憾，除了頓時有了一種如同親情的感覺之外，我可一點也沒想到其中還有什麼奧秘。我當即跑出去對老陳坦誠相告，也不去留意他有什麼感想，事件便以我上任保鏢而告結束。

從那以後，蘇大姐多次叫我星期天去她家玩。她們家是一套新式里弄房屋，是從事商業的父親遺留下的產業，現在由哥哥繼承事業，她和姐姐每人住一間房，布置得都素雅大方，可見家道不差。她姐夫在外地工作，所以姐妹倆相依相伴，很是融洽。我這個小客人的出現，也忙壞了她姐，彈鋼琴，燒拿手菜餚不肯罷手。

聽到我們局要有九十多人下鄉鍛煉，我在其中的消息，蘇大姐鄭重地叫我到家，拿出一件穿過的藍旗袍，又拿起放在桌上的一迭新衣料和棉花，帶我轉彎抹角地走進一家她熟悉的裁縫鋪，請師傅替我量尺寸，我這才明白，她怕我下鄉後衣衫單薄，要替我做一身新棉中山裝。她沒買夾里布，而用自己的旗袍代替。此時此刻，我身上一股暖流傳遍上下，就彷佛去東北學習看到媽媽替我做的棉大衣。

蘇大姐不言不語地去北京了。我當年只想着勞動、鍛煉，要麼就是回上海時去運動場或者跑書店，很少想去大姐家看看，以至於連聲謝謝的話也沒說一句。

我把這麼一大段故事說給家菊聽，充滿內疚，誰知這個鄉下丫頭卻悟出一個門道，她幾乎是大叫一聲：“這個阿姐是要跟你好呀！”“瞎講！”我打斷她的話。直到今天我仍懷着崇敬的心情回憶蘇大姐，她在我心中是聖潔的，任何別的想法都被我看作邪念！家菊還不罷休，她又輕聲問我：“她長得好看嗎？”我誠實告訴說：“相當好看。適中的身材，雪白的皮膚，濃密的頭髮襯托一雙大眼。特別是一種風度令人不得不尊敬。”但我對家菊補充兩句：“蘇大姐好比天上的仙子，我只能抬起頭看她，別的想法決不敢有的，我跟你才是差不多的人。”

我嘴上這麼說，但家菊的判斷確實衝擊了我的心，使我不止一次回想擔任“保鏢”時的情形。那會兒我二十叄歲，正當年輕氣盛，真的把護送蘇大姐當作正經活兒攬在身上。短短幾百米路上，她總是快樂地對我說這說那，而我往往心不在此，反而東張西望注視着來往行人有無可疑跡象，準備隨時出擊。想想可笑，我仗着在東北學習時練過摔跤，散打，又有運動員速度，時時指望有個什麼“情況”，上演“英雄救美”的一幕，試想擺出這個架勢，建築科老陳豈敢再越雷池一步！至於馬路上的過往人等又有何人自討沒趣？

“保鏢生涯”過了近兩年我就下放到鄉下。現在她不言不語去了北京，我連一聲惜別的話也說不成，心裡真是難受！恨只恨在下放期間逢到周日回城往往跟叄兩同道或去運動場，或去書店，還忙着看電影，很少再想着“保鏢”的事，以至於和蘇大姐見面太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從來只把大姐看成聖神不可侵犯的人，雖然相見時倍覺親切，但畢竟敬重有加，對家菊所判斷的關係，做夢也沒有想過，結果自然是這麼個說不清道不明的遺憾！我少不了給家菊一句戲言：“要是真有這個好事，那麼我們兩就要各走各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