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當律師

李忠效

1992年夏，蔡世新從倫敦西安大略大學畢業，正好趕上加拿大的經濟不好，找工作很難。

蔡世新給十幾個律師行發了求職信。他想，我有一定的經驗，有自己的客戶，在當地的中國領事館有熟悉人，相信自己能在律師行找到工作。果不出所料，有兩家律師行同意要他。他在這兩家律師行之間進行權衡，最後選了麥克唐納·海登律師行。這個律師行規模不大，在多倫多屬於中型，但名聲不錯。三個主要合伙人在加拿大都頗有名氣。

在加拿大，法學院畢業生獲得成績第一名者，學校發給一把金鑰匙。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這把金鑰匙，等於打開了人生道路上的所有的鎖，走到哪裡都暢通無阻。麥克唐納·海登律師行的資深合伙人、稅法律師雷森先生，就是金鑰匙獲得者。

事過很久了，律師行的人還都記得當初蔡世新拄着拐杖來找工作的情景。當時他們都覺得很好笑。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這個人又拄着拐杖來上班了！

後來蔡世新問海登：“當初我拄着拐杖來見面，你們為什麼會看上我？”

海登說：“主要是看你在大律師行做過兩年，在多倫多有很多中國企業你也熟悉，在中國也從事過很多合資談判。這在我們加拿大一般律師中是不多見的，在我們所有的申請者中是沒有的。儘管你是拄着拐杖來的，又是外國人，但我們還是決定要你。一個剛剛從學校出來的加拿大律師，沒有什麼經驗。我們還得培養他，真正能獨立辦案，不知道要到哪一年。”

1992年，加拿大經濟和整個西方經濟一樣，相當不景氣，各個企業都在裁員，一般的律師都不願意加一個人進來，這意味着要加一個秘書，增加很多開支。所以他們也很謹慎，打電話向蔡世新以前作見習的大律師打聽情況。在加拿大律師就業很難的情況下，蔡世新的中國背景，居然成了他優厚的求職條件。

一般情況下，讀大學士的人都是先讀書，後見習，一年以後才能考律師牌。因此新律師一般只能做一些簡單的案子。蔡世新不一樣，他在讀大學士之前，就先後在兩家律師行見習過，已經有了自己的客戶，所以一進麥克唐納·海登律師行就帶來了一些案子。

海登對蔡世新一直很欣賞，經常和他一起聊天兒，不像對別的部下那麼嚴肅。

“儘管你不是我們加拿大人，”海登對蔡世新說，“但是你對我們的文化和我們律師的氣勢，掌握得非常好。你別看我們有的加拿大律師口若懸河，看上去很會辯，到法院去，未必占便宜。法官每天都在聽這樣一些類似的話，你越是能言善辯，花言巧語，他越是討厭你。你要會辯，而不是狡辯。做律師這一行的，不是要你給我玩弄華麗的詞藻，而要注意嚴謹，遣詞造句要準確。”

海登鼓勵蔡世新說：“加拿大的律師，能把複雜的問題說清楚的沒有幾個。你好好干，以後有這個可能。”

有一天午餐後，海登又找蔡世新閒聊，說：“你還年輕，律師有的做。”然後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語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蔡世新很吃驚，在加拿大這麼多年，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熟悉的語言，並且是出自一個加拿大人之口。

“皮特，你怎麼知道這句話？”

“我怎麼知道？還不是你們毛澤東說的。”

“是啊，是毛說的，但你是從哪知道的？”

“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那時你們搞文化大革命，毛的語錄也傳到美國來了。那時我們年輕人都感到迷惑。毛的一些話，什麼砸爛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很對我們的想法。我們沒有打砸搶，但也占領了哈佛校長辦公室。我們就是反對一切已經建立的秩序。現在看來有些行不通。毛有些事是做得瘋狂些。但他改變了中國的歷史，是一代偉人。”

後來，蔡世新漸漸發現，海登非常關注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尤其對中國改革開放十分關心，於是為他們的閒聊增加了新的話題。

“皮特，考你一下。”一天，蔡世新在辦公室對海登說，“毛澤東的這句話你知道不知道：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海登想了想說：“好，好句子。是不是毛澤東認為中國歷史太長了，希望人們抓緊時間做些事情？”

“你怎麼理解都行。”

在加拿大，一般很難看到中國的電影，令蔡世新感到驚奇的是，海登居然看過《大紅燈籠高高掛》。由於他對中國了解較少，對那部電影中的事情老也搞不明白。

“凱文，你看過《大紅燈籠高高掛》麼？”

“沒有，我只聽說過大概故事。”

“哦，你們中國的事簡直不可思議！那個老頭竟然有五個太太，還住在一起。最後那個小老婆死得真慘……”

一般來說，讀法律專業是極其枯燥的，很多人讀不了。一天到晚看那些枯燥的法律文件和條文，簡直是受罪。但不讀這些案例，就無法了解西方的法律。蔡世新也讀到不少有趣的案例。

加拿大的刑法沒有死刑，也就說，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殺了，他可以不償命。對此，蔡世新表示堅決不贊成：

“殺人償命，在我的腦海中是天經地義的，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加拿大的法律是殺人不償命，這個法律我實在是不可以理解。”

蔡世新在法學院讀《刑法》時，有這樣一個法院的案例：加拿大某大學的一對男女學生，男的追女的，經常要求和女的約會。女的偶爾也赴約，但不想和他談戀愛，更不想跟他發生男女關係。這個男的精神上有些壓抑。一天，男的又約女的見面，她很勉強地來了。男的是學地質的，約會地點在學校的一個實驗室里。男的說：我希望我們建立男女朋友的戀愛關係。女的再次拒絕了他。男的一怒之下，順手抓起實驗室里的岩石標本，一下就把女的砸死了。

檢察官以謀殺罪提起公訴。謀殺和兇殺不一樣。謀殺是有預謀的，兇殺是沒有預謀的。檢察官以謀殺罪起訴他，要判他最高的罪。加拿大沒有死刑，最高的罪就是無期徒刑。

在法庭上，辯護律師說他是精神錯亂症患者———全世界都一樣，如果是精神病，殺人是不負法律責任的。

律師說：“這個人平時沒有什麼精神上的問題。但是，他從小受到父母的拋棄，精神上長期受到一種壓抑，他是孤獨的，憂鬱的。在受到女方的拒絕後，他一時失去了精神上的控制能力，不知道石頭拿起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後果。在醫學上叫精神錯亂症。”

律師用的是加拿大法律上的“一剎那”理論，英語是“atthatmonent”。平時好好的，就在那“一剎那”，精神錯亂了。

醫院為這個男大學生出據的證明是一份心理分析報告。

報告說：從心理學上說，他不是精神病，只是一種精神錯亂。

律師在法庭上大力渲染了半天，法官居然採納了他的辯護詞。由於被告小時候受到父母拋棄，精神上受到刺激云云，考慮到過去的整個情況，決定給予他寬大處理。最後只給他判了10年監禁。加拿大的最高刑期是20年。

蔡世新至今不贊同為殺人犯辯護的那“一剎那”理論，也不認同殺人者可以不償命的判例。這也是後來蔡世新不願做刑事律師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中國，夫妻之間吵架，吵着吵着就動起手來，不是丈夫打了妻子，就是妻子打了丈夫的事情，屢見不鮮；做父母的因為生氣動手打孩子，更是不足為怪。而在加拿大，這些都是被法律禁止的。否則，只要有人報警，動手打人者就會被警察銬走。中國有句老話叫“君子動口不動手”，那只是一種道德要求，並無法律上的規範。在加拿大，你不想當君子也不行，法律要求你必須當君子，不然就要嘗嘗鐵窗的味道。蔡世新曾親自處理過這樣的案例。

1993年，一個姓黃的女士急乎乎地給蔡世新打電話：“蔡律師，不好，我家老公給警察逮起來了１

蔡世新問：“怎麼回事？”

“因為打架。你能不能把他保釋出來？”

“可以，你到我辦公室來吧。”

不一會兒，黃女士來了。原來，她和丈夫吵架，丈夫動手推了她一下，把她推倒在地上。她一着急，就打電話報了警。警察很快就來了，問她：“是你報警麼？”

“是。”

警察二話沒說，就把她丈夫銬起來了。

她對警察說：“不能抓人，他是我丈夫。”

警察根本不聽她的話。

她很氣憤：“我說他打人，但是並沒有說要你們把他帶走啊１

警察說：“你已經報了案，抓不抓人就不是你負責的範圍了，有事可以找你的律師。”

黃女士40來歲，剛到加拿大時間不長，還沒經歷過這種事情。報警原是想嚇唬嚇唬丈夫的，沒想到加拿大警察這麼不講情面。她只好找蔡世新出面。

按照加拿大法律，夫妻吵架動了手，動手一方就會被以“攻擊罪”（assault）起訴。不管你夫妻為什麼吵架，只要動手打人，就是“攻擊罪”。

黃女士對蔡世新說：“蔡律師，請你一定幫忙，把我丈夫保釋出來。”

蔡世新說：“沒問題，這又不是什麼大案子。”

在加拿大，對不重要的案子，在沒有判決之前都可以保釋。交納保證金之後，當事人要在家裡等待開庭，一般等待15天左右。出庭時保證金還退給你。如果你不來出庭，不但保證金沒收，警察還要再去抓捕歸案。當然，重要的大案就不能保釋了。

蔡世新把黃女士的丈夫保了出來。開庭的時候，黃女士的丈夫對檢察官所指控的罪行和提供的證據供認不諱。蔡世新在法庭上辯護說：他是不久前剛從中國來的，在中國，夫妻之間吵架動手不是什麼特別大的事，希望法官在量刑時，能考慮到這個特殊的背景，以及文化和種族的差異。

法官最後判定黃女士的丈夫有罪，但考慮到他是新移民，不太了解加拿大的法律，還考慮到他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系初犯，寬大處理，予以釋放。

如果是第二次犯罪，或是慣犯，這種“攻擊罪”，很可能要判3個月或者半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