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同意不少人已經指出的一點，即這次法律修改的背景很複雜，而且已醞釀很長時間。如果把這次修改的動機說成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族裔，甚至如有人指責為“政治陰謀”，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也是對加拿大這樣一個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法制國家認識不深。至於說新法實施的結果確實使某一特定人群受到較大的影響，我認為新法確實是代表了一種主流的民意，對近年來過於偏頗的移民趨勢做出某種程度的調整。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已經連續六年成為加拿大名列第一的移民來源地。無可否認，大批大陸新移民給加拿大帶來至少兩樣正面的東西：資金（不管這些資金在中國國內是怎麼來的）和人才，尤其是高素質的科技人才。然而，過於集中和偏頗的移民來源也同時帶來不少問題，而這些問題也自然而然地以民意的方式反映到了新的移民法中。這種現象在一個民主國家中一點也不奇怪。

那麼，什麼是“帶來的問題”呢？這就是目前很多人關心的話題了。本人不是社會學家，也沒有專門研究過新移民的問題，在此只是根據個人的觀察和與朋友（主要是非亞裔的朋友）交往的感覺，就趙平波先生提到的幾點略表看法。

趙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主要談到了三個問題（我寧肯稱它們為現象）：語言問題，弄虛作假引起的誠信問題，華埠的髒亂及無所顧忌的講話習慣等問題。在我看來，這些都屬於文化衝突現象。遺憾的是，趙先生似乎只是就事論事地點到了現象本身，並沒有認真思考這種文化衝突的深層因素以及它們為什麼會引起大多數人（我在這裡刻意避免使用“主流社會”這樣的詞）的憂慮。

隨着大批亞裔（不光是中國）新移民的到來，“主流社會”談論越來越多的一個話題是“文化侵蝕”現象。這種現象三言兩語很難說清楚，舉個例子。在傳統的西方文化中，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靠誠信，而亞洲各國的文化中（尤其在中國）則主要靠“監管”--政府的監管、警察的監管、上司的監管、父母的監管、甚至同事之間的相互監督等等。一個實際的例子：當我在東部的Halifax乘公交車時，留意到司機一般不會特意注意上車的乘客是否投幣或出示月卡；乘客大多也不會想到要鑽這個空子而不付錢。甚至在萬不得已沒有帶錢的情況下，也會主動向司機講明，司機也大多會體諒，而此乘客在下次乘車時一般也會主動補上上次未付的車費。但是，當我到了溫哥華，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司機必須仔細地審視每一個上車的人，否則必有人渾水摸魚，而且（很遺憾），這個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國人。在加拿大的很多中小城市裡，大批的移民不多，因而民風淳樸，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念仍占主導地位。而溫哥華是亞裔移民最集中的城市之一，這裡的人通過多年的經驗已經認識到，傳統的觀念現今只留在上一代人的記憶里，實際上在這裡已經行不通了，相互信任的人際關係已被亞裔文化嚴重侵蝕。我在這裡無意比較東西方文化孰優孰劣，這個問題太複雜。但是，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或某些方面，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是非還是清楚的。

一種文化和價值觀的起點就是語言。如果語言達不到一定的程度，如何談對文化的深入了解？更惶論對價值觀的接受和維護了。趙先生在談到這一點時，似乎只注意到語言水平只與個人的生活方便與否有關，於是，看不懂冰球比賽有什麼關係？看不懂本地的電影電視有什麼關係？聽不懂新聞有什麼重要？甚至國會裡在辯論什麼國計民生的事情（幾乎每天都有固定的頻道現場直播）又與我何干？這不是別人“不歡迎”或“歧視”我們的問題，而是我們的一些同胞，自己把自己孤立於主流文化之外的問題。趙先生所引用的那篇關於捫心自問英語水平的文章我也看過（可惜我在《多維》沒有查到原文，不記得文章的作者了），我體會作者的意思是用一種較為婉轉的方式（這也是西方文化中比較典型的方式）說明新移民應該優先考慮如何使自己融入主流社會才是重要的，而不要以一種狹隘的局限於族裔的眼光來看待新的移民法。而語言正是融入主流社會的起點。

順便提一句，可能趙先生的確是離“主流文化”太遠。稍微留意一下國內（當然是加國）新聞，就不難知道近幾年由於新移民英語水平太差，政府放在ESL的教育經費大大超支，怎麼可以說“顯然不是”呢？另一方面，英語水平太差必然影響新移民的就業；而找不到工作的人不是要由政府和納稅人養嗎？前不久還聽朋友說有一個清華畢業的學生由獨立移民方式來到加拿大，做了一段餐館工又吃不了那份苦，現在靠政府的社會福利金過日子（此例我在下面還將談到）。所以“中國移民的英語水平不夠所導致的唯一利益受損者，就是中國移民自身”的說法是不對的。

前面已經說過，傳統的西方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這一點也深刻地體現在加拿大的立法和司法中。如果你有機會去任何一個法庭旁聽（一般的案子都是對公眾開放的），你會發現任何人只要手按《聖經》宣了誓，法官就會相信其說的話，除非另一方提出?□□熊□琚C在這種社會中，政府對人的“監管”工作變得非常簡單。從報稅、申請社會福利、申請失業保險、乃至違規罰款的繳交等等都由公民自己申報或辦理。然而我們有些同胞，初來乍到這塊土地，不是好好地珍惜這種高度的文明，反而覺得與中國的專制制度比起來，這裡的法律有太多的“漏洞”，按中國人的“聰明”和“變通能力”，不難從中得到好處。於是中國移民在以下幾方面是有“名聲”的：偷稅瞞稅（老闆和打工崽都一樣）、虛報假造小孩看護免稅額、騙領社會福利金、騙租政府福利房、偷看有線電視頻道、非法拷賣軟件、僱工中千方百計規避勞工法壓榨工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前訴清華學生的例子還不是個別情況。當這些人初來乍到時還會努力去找工作，無論什麼苦活累活都干，但一段時間後，當他們發現政府的社會福利金其實並不難申請，且既來得輕鬆，還比有些中國老闆Pay得多時，他們就會放棄干苦力，轉而依賴社會福利。對這樣的人，我個人認為加拿大的法律對於他們來說不是太嚴苛，而實在是太仁慈了。

另一個在加拿大華人界廣為人知的事實是，近年來許多新移民（台灣、香港、大陸都有），一方在海外（原居住國）經營生意，另一方卻在加拿大領取社會福利和單身母親補貼金。曾有人問一位來自大陸的這樣的“單身母親”：“為什麼你老公在國內賺那麼多錢你還要領取社會福利？”答曰：“咳，這就是加拿大的好處。能領你就領，不領白不領。”也曾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她一年中曾經給三個新移民家庭冒名填稅表，幫他們證明（其實是欺騙）小孩看護免稅額。正是因為這些“文化侵蝕”現象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大多數加拿大人尤其是納稅人看在眼裡，氣在心裡，這才催生了要求立法申報海外資產和修改移民法的民意。

與上述這些為大多數加拿大人所不齒的行為比起來，趙平波先生所說的履歷“灌水”或乾脆就是假造履歷的問題，似乎已經是小巫見大巫了，又似乎並無不可了。這很令我驚詫莫名。我不知道趙先生對假履歷的態度為什麼突然變得如此寬容。在一個以誠信為基礎的社會裡，我實在看不出假履歷與吳征的假學歷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回想起趙先生對吳征造假的恨之入骨，和這次為假履歷做的辯解，難道讀者不會覺得反差太大了嗎？(順便提一下，我不太認同趙先生對比西人和中國人為找工作所舉的例和所作的評論，但限於篇幅本文不再討論。）

至於說到我們中國人的惡習，遠有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近有眾多的對我民族恨鐵不成鋼的網上寫手每天的發泄，已使其成為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我就不再在此浪費大家的時間了。不過我到不認為這些問題對新移民法有什麼影響，畢竟各地的華埠在加拿大都已有上百年的歷史，願不願意去Chinatown購物，或願不願意與中國人交往，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個人生活方式的問題。

需要多說幾句的是，這次修改移民法與前不久立法申報海外資產在華人中引起的反響頗為相似。海外資產申報法才僅僅要求申報資產，就已犯了某些華人的“眾怒”，也說成是對華人的“歧視”。我的觀點是，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如果一個法律是通過正常的立法程序產生，但卻對某個特定族裔的利益產生了較大影響，那很可能是他們的利益與多數人的利益產生了矛盾，又或是他們獲取利益的方式有待檢討。遺憾的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正視這個問題（其中包括目前在溫哥華地區頗有一些名氣的丁果先生也持這種“歧視”說的觀點，令人驚訝）。而這次修改移民法，更有人指為是針對華人的“政治陰謀”。其實對新移民法的反對聲音主要是來自那些以中國大陸移民為主要目標的移民公司，尤其是那些大陸移民開辦的移民公司。因為新法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商業利益。有些人儘管定居加拿大很多年了，也沒有下決心融入主流社會，仍然覺得賺自己同胞的錢比較容易。

最後，為了避免無端的猜測和不着邊際的指責，我願意首先聲明：我既不來自台灣或香港，也不在政府做事。我是一個地地道道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我認同加拿大的文化和價值觀念，並以能作為一個加拿大人而捍衛她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