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唱着《我愛北京天安門》長大，北京是我一心嚮往的城市。可是來北京快4年了，儘管有正式的戶口，也有固定的工作單位，還有了住房，可始終沒覺着自己是個北京人。

　　我不像單位里的北京籍同事那樣，報紙一來就找《北京晚報》，晚間看地方電視新聞也從來不看《北京新聞》，總是特意找到家鄉的電視台，只為在會議新聞的間隙里看一眼一閃而過的家鄉街景。

　　一邊罵着北京，一邊又擠破腦袋進北京；一邊拼命地想離開家鄉，一邊又忍不住頻頻回望。像我這樣的在北京的外地人不在少數。

　　“京城居，大不易。”北京城大，不像家鄉，15分鐘就從城南跑到了城北；北京房價高，北四環外的房子都賣到了四五千塊錢一平方米；北京人情淡，不像在家鄉新人剛到單位，你的家庭出身、有沒有女朋友就被調查得清清楚楚，不出一星期准有熱心人張羅着給你介紹女朋友……

　　“在北京，我敢光着身子滿大街跑。”有同學狂言。為什麼？北京地方大呀，誰認識你是誰？與我們小時候生活的小城市不同，那裡隨處都能碰上幾個親戚、朋友、同學，熟人滿大街都是。

　　北京地方大，人與人之間的空間也大，人與人之間因距離而客氣了許多。同一單位的同事，下了班很少再膩在一起，對對方工作以外的事情也很少打聽。時間長了，雖然有時會覺得寂寞，可是自己有了自己相對私密的自由。

　　在北京，規矩的約束力也比較強，做事更講究程序。同樣是駕車違章，在家鄉，可能執勤的交警就是你從小玩大的光腚娃，即使不是也能左拐右拐攀上交情，一點頭、一個電話可能就沒事兒了，在北京可就行不通了，乖乖地受罰吧。

　　北京大也有大的好處——沒人認識你，失敗了可以爬起來重來；機會太多了，只要有能力，北京就是你自己的。

　　由於所學專業要求，我在大學三年級有半年時間的實習。於是，從偏遠的蘭州，背着裝有被褥、飯盒，以及生活半年所需要的所有用具的大行囊，我第一次融入北京西站的滾滾人流中。

　　當時，過10多天就是春節了，可我依然沒聯繫好我理想中的實習單位。那是一家中央級的報紙，據說幾家一流大學的實習生已經提前聯繫好了，他們不再接受新實習生。後來，經不住我幾乎每天5個電話的央求，人事部門的一位老師終於鬆了口：春節過後再來電話給我。

　　第一次獨自在自己國家的首都過年，我卻找不到容身之地。開始住的那家小旅館的老闆說，公安部門有規定，春節期間旅館必須關門，不接待任何客人。總不能住大街上吧？沒有一個熟人的我，開始到處求宿。幸好從地圖上找到我家鄉的駐京辦事處，春節3天，我被好心的老鄉幾道鎖關進了他們的招待所。一瓶二鍋頭，幾袋方便麵，3包香煙，加上提前買好的幾份報紙，我在他鄉過了個終生難忘的春節。

　　本來，在好幾次被假乞丐騙過之後，我發誓不再給他們任何錢物，可在那個大年初二，我剛剛被招待所“放生”的那天下午，在招待所附近的一個立交橋上，我將5塊錢放在正跪在那裡討要的一位老太太面前。說實話，我是在同情自己。

　　大概是我的誠心打動了那家大報的老師，我成為他們的實習生。在我們實習前的動員會上，系裡的老師說過，“實習就是找工作”。我也是衝着找工作而選擇這家報紙的。

　　本來，我並不是個好鬥的人，可春節的遭遇絲毫沒有影響我進北京工作的想法，相反，這種念頭越來越強。

　　或許，因為實習讓我看到了北京“大”的另一面。

　　北京是天堂還是地獄？決定權在你自己手裡。

　　在我的一篇篇文章不斷被其他媒體轉載之後，我引起了那家大報領導的注意。在實習即將結束的一周前，部門主任找我談話：如果你願意，畢業後可以考慮到這裡來。

　　“天哪！是真的嗎？”儘管我當時做出需要考慮一下的樣子，可內心已經無法控制那種喜悅的心情。聽完主任談話後，我迫不及待地大步走出報社大門。左右一看沒有熟人，我放開了自己想飛的腳步，沿着報社後面的一條河，跑啊跑啊，整整半個多小時，直到累倒在那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上。

　　儘管現在已經離開了那家報社，儘管仍在遭受着北京“大”的折磨，但我也正享受着這“大”帶來的衝動、希望和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