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楊恆均“致命三部曲”之二《致命武器》

上當了！
凡是看過“致命”第一部，再看第二部的，都會感覺上當。本來你是將第一部當成“真的”來看待，誰知到了第二部，前一部就變成主人公寫的小說，“假的”了。於是，在《致命武器》中，主人公楊文峰的身份變成寫了《致命弱點》的小說家，廣州某報社的記者。

（一）政治家的勝利，要建立在民眾的白骨上？

小說的每一章，都從2008年白宮那場總也開不完的秘密會議開始。預示着這部作品的“政治級別”非常高。
看到一群美國人在那裡煞有介事討論中國的問題，我覺得好笑，因為中國的命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美國人是決定不了的。但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避開別國的注意而關起門來自行其事，尤其中美兩個大國，無法忽略對方的存在。
白宮的會議烏雲籠罩，因為得到絕密情報，中國大陸已經研製出一種“致命武器”，可以向台灣開戰，而美國和國際社會找不到理由來插手。
我絕不相信“台海必有一戰”的說法，厭惡手足相殘。戰爭意味着流血和死亡，無數寶貴的生命要為了政客的意志而犧牲，不但軍人難以倖免，無辜平民的性命和財產也可能化為飛灰。幸虧這只是小說，可以一笑置之。作者設下懸念，連我都好奇：到底有什麼致命武器？
作者才不會那麼輕易滿足你的好奇心呢。筆鋒一轉，場景卻變成2004年廣州某報社，楊文峰剛開始走上記者崗位。
我是將間諜小說歸入偵探小說來看的，故事越驚險、越考驗讀者智力，我就越喜歡。
這部小說的架構極為複雜。兩個英雄人物：楊文峰、李昌威。三條線：殘肢案、台海局勢、盲流的命運。四大政治集團：大陸統治階層、台灣當局、美國情報機關，還有一個以李昌威為代表的盲流階層。
我評楊恆均小說的第一篇書評發表後，有朋友責怪我：“人家是破案小說，你把奸角都透露出來，讀者還怎麼看？”抱歉，在這第二篇書評中，我還是忍不住要泄露作者的底：致命武器就是盲流！
盲流，從農村流動到城市，卑微如螻蟻，從沒一部文學作品給過他們如此重要的地位。作者將他們驀地推到風口浪尖上，波瀾壯闊的國際局勢竟然要由這樣一群表情木訥的人來決定輸贏。
全書鋪展得很開，從最高層的政治爭鬥，到最底層的生存掙扎，圍繞盲流而展開，字裡行間充滿“冷酷”二字，讓我遍體生寒。在兩個盲流（李昌威和高大林）身上，幾乎集中了盲流所遭遇的一切問題，讓人同情又無奈；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當局，都敏銳地看到了盲流中蘊含的巨大潛能，但雙方毫不吝惜他們，都想利用成千上萬盲流的生命為自己的勝利墊底，天才戰略，令人冷到骨子裡。
但，人性之冷酷、人性之關懷，兩條線又是平行進行的，冷暖交替，讓讀者不至於絕望。

（二）記者的冷血和人性的回歸

最讓我震撼的是高大林“千里爬回家”的情節。這原是2004年一個真實的新聞事件，我曾看過，但弱勢群體的悲慘故事太多，心漸漸麻木，新聞看過就過了，如果不是楊恆均把它編進小說中，我早已遺忘。
作者將這一事件的發生地點移到廣州，並將丐幫、盜竊團伙等社會問題，都堆到高大林一個人身上，經過藝術的濃縮和渲染，極大增強了感染力。
被打斷了腿得不到醫治、在城市裡無法再生存下去的可憐農民，千里迢迢爬回家鄉去。高大林一路受盡難以想象的磨難，得到一些草根人士自發的幫助；而報社記者的行為，與之形成強烈對比。
“跟蹤高大林”的新聞策劃，確實有創意，卻無比冷血。本來，如果記者肯幫助，高大林只要一兩天就可以回到家鄉，但，記者們沒打算幫他，僅是為報紙搶獨家新聞。可憐的盲流，每天坐在平板車上，雙手撥拉着艱難前行，一路經受風吹日曬、飢餓寒冷，血水斑斑灑向大地。記者卻舒舒服服坐在轎車上遠遠旁觀，甚至在跟蹤過程中切斷高大林和外界的一切聯繫，使高大林完全失去了獲得其他媒體或個人幫助的可能性。
我想起了一幅著名的新聞照片《女孩和禿鷹》。一個皮包骨頭的蘇丹小女孩，去食物救濟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動了，趴倒在地；她身後有一隻碩大的禿鷹，虎視眈眈盯着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她死去成為自己的美餐。這張新聞照片在各國激起巨大反響，攝影者凱文•卡特因此獲得1994年普利策新聞攝影獎。
成千上萬的讀者打電話向報社詢問，小女孩最後是否得救？遺憾的是，凱文•卡特也不知道。他當時只是拿着攝影機耐心等待，等了20分鐘才拍下這張完美的照片。然後他趕走禿鷹，自己離開了。
一個優秀的記者，卻欠缺了起碼的人性，凱文•卡特受到公眾的強烈指責。幾個月後，他自殺了，雖然自殺原因不祥，但我相信外界道德壓力也是原因之一。
美國全國新聞攝影師協會前會長威廉•桑得斯說過：“你首先是人類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聞記者。”——救飢餓的小女孩於鷹口之下是“人的行為”，按下快門完成創作是“記者的行為”。我堅持認為，“人性”才是記者的第一職業道德。
在楊恆均的《致命武器》中，王嬡嬡和楊文峰，都是有正義感的新聞從業者，卻在“民工爬回家”事件中表現得冷酷無情，雖也經過了人性的掙扎，但還是冷眼旁觀。
欣慰的是，最後楊文峰經過激烈的內心衝突，從寒風暴雨中把昏迷的高大林抱上車，一車送回了家鄉。獨家新聞泡湯了，人性勝利了，我這才覺得楊文峰可愛了。

（三）貧血的中國精英們

“政治間諜小說”少不了政治和間諜。政治由精英把持，間諜戰在精英人物中展開。
小說里，美國精英一直在開會。從他們的討論中，台海局勢越來越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把讀者的心都懸了起來。
台灣精英，並無正面出現，僅僅出現於其他人的對話中，但你能感覺到他們無所不在。尤其是幾個台灣間諜案，我未曾查證，但相信是真實case，讓你感嘆台灣的老謀深算。
中國大陸的精英，“體制內”有周玉書、梁科長，“體制外”有楊文峰、王嬡嬡。
周玉書，是共和國的高級螺絲釘，也是“致命三部曲”所有官員中惟一的正面角色。作為前國家安全部情報局長，他優秀得不能再優秀。黨性代替了人性，職業習慣代替了自主思維，連妻子的生命、兒子的前途都置之度外，這，正是我國“英雄勞模”的顯著特徵。他當年隨父千方百計從美國回到中國，五十年後，他的兒子卻千方百計從中國去了美國，真是對周玉書那輝煌事業的絕妙諷刺。退休後，為了“致命武器計劃”，長期調查盲流群體，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零距離接觸，他才漸漸了解被他當作對台武器的群體，意識到盲流不是情報里的冷冰冰數據，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開始反思，想要阻止計劃的執行，但無力回天。
楊文峰是作者精心塑造的英雄人物。他的身份始終可疑，就算躋身精英階層，身上仍然帶着來自社會底層的烙印，性格複雜，矛盾重重。他同情盲流，崇拜周玉書。楊文峰認為，只有靠周玉書這樣的精英才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他不遺餘力配合周玉書。儘管周玉書竭力維護的體制，與盲流是幾乎對立的，他仍然幻想“國”與“民”的利益能夠統一起來。他自認為是在幫助盲流，但為了拯救他敬愛的周伯伯的性命，不惜犧牲幾個盲流的性命……此人好也不徹底，壞也不徹底。不過，他和周玉書的父子般的感情讓人感動。也許作者更適合寫親情，而不是愛情。
王嬡嬡，楊文峰的戀人，幾乎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女性。作為記者，接觸高層地方官員，她獲得比普通人更多的資料，了解體制內部腐敗的嚴重程度。可她揭露真相的稿子無法發表，只得向海外投稿。不知不覺成了美國的間諜，起初她是不知情，後來又是不得已。貌似她上了美國人的圈套，細想又覺得是她自願的。她對祖國、對民眾的愛，卻是用給另一個國家做間諜的方式來表達，多麼讓人奇怪，卻又讓人理解同情。最後她身陷囹圄，在梁科長和楊文峰的幫助下逃往美國。
梁科長，身為警察，完全明白體制內的種種弊端，他曾經有過抱負，但早已隨波逐流，當個稱職的統治工具。直到遇到周玉書和楊文峰，他被那一老一少所感動，人性漸漸復萌，從周玉書的監視者變成了同盟者。為了阻止致命武器計劃的實施，劫獄救出王嬡嬡，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劫獄那一段情節非常精彩，不愧中國人心目中的好漢形象。
作者對人物的刻畫很成功，寫出了一群“貧血”的精英。他們真心同情盲流，但同情歸同情，並沒把盲流當成和他們一樣的“人”。前文所說楊文峰坐在小車裡跟蹤高大林爬回家的情節，我一直覺得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精英只是冷漠地旁觀着草根，精英和草根是隔絕的，分別在兩個世界裡。
書中這段話，並非真正的盲流，而是“精英眼中”的盲流：
“他們站在路邊，等着這個城市裡的紅男綠女們招一招手，然後二話不說，就去干最髒最危險和最艱難的各種工作，可是不論是廣州的城市人還是政府的公務員們從來沒有把盲流看成為和廣州城市人一樣的‘人’。盲流們自己的腦子裡也早就被控制着這個國家意識形態和宣傳工具的‘人’們裝進了固定的程序，那就是他們是弱勢團體，他們是天生貧窮，他們是最後富裕或者永遠不會富裕的那一部份，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副產品，他們是祖國繁榮富強、政治穩定、和平崛起不得不犧牲的那部分，他們的農村戶口讓他們低人一等……”
精英們以為盲流是不會思想、命如螻蟻的低級動物。但我從不覺得草根的智力與精英有多少差別。已故作家王小波寫過，他那目不識丁的姥姥都知道畝產30萬斤糧食是不可能的，而當時許多精英卻在報紙上大放衛星。其實，很多問題並不複雜，僅僅依據常識就可得出結論，精英不比草根更高明。
周玉書等人居高臨下，以為盲流的命運控制在他們手裡，他們既可以把盲流當武器，又可以在良心發現之後“拯救”盲流。
可是精英們誰也無法阻止既定程序的啟動。一場生靈塗炭的戰爭危機，竟然被一個小人物李昌威輕易化解了。

（四）李昌威，草根英雄的勝利

李昌威是楊文峰的外甥。與爬回家的高大林不同，他有文化、有思想，也就有了改變命運的希望。
作者大筆揮灑，用李昌威在城市打工的經歷，幾乎囊括了盲流所有的遭遇。
李昌威在工傷事故中失去了一條手臂，作者通過楊文峰的視線，展現了珠三角地區工廠的基本境況。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位於產業鏈的最低端，價廉物美的“MADE IN CHINA”，凝結了無數打工者的血汗。李昌威被機器吞噬的那條手臂，是盲流無數斷手的聚合。據報道，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手（指）事故至少有3萬起，被機器切斷的手指超過4萬截。
李昌威斷臂後得不到合理賠償，楊文峰和王嬡嬡出馬與廠主談判。有諷刺意味的是，最終還是要通過“關係”，雙方比賽誰認識的官更大，藉助潛在的權勢才得到滿意的結果。
我覺得，這20萬元賠償，對李昌威後來的道路有重大意義。如果一個人吃了上頓沒下頓，是沒多少心情去關注公共事務的。李昌威家裡存了20萬，使他安心，可在此後艱苦的盲流生涯中保持樂觀，有餘暇去觀察身外的社會、思考自己和別人的命運，有勇氣為不公正而抗爭。
“土地之歌”、“流浪之歌”、“垃圾之歌”、“拆遷之歌”，作者借李昌威在城市裡的傳奇經歷，向讀者展現了一幅比《清明上河圖》更為生動的盲流畫卷。我在上海生活數年，從來不知道盲流在街上被戴紅臂章的糾察所驅趕，連走累了歇一下腳的權利都沒有；更不知道在上海的郊區，有幾千人生活在垃圾場上，靠拾撿垃圾為生……感謝作者，讓我擺脫都市白領的視野局限，看到了不曾見過的另一種生活。
從編寫小冊子《盲流指南》起，李昌威進入了全新階段，成為事實上的“民意代表”。只有他是真正關心這些盲流的，因為他本身就是盲流之一員，了解盲流，真誠為盲流服務。只有他才能得到盲流的信任，一本小冊子，勝過百萬雄兵。小人物的命運，還是由小人物自己決定。
楊文峰是“精英中的盲流”，李昌威是“盲流中的精英”。楊文峰沒做到的事情，李昌威做到了。小說中，中國大陸當局與台灣當局劍拔弩張、鷸蚌相爭，美國政府巴不得雙方打起來，自己漁翁得利。最後，三大政治集團敗在一個小小盲流手中。
最讓人動心的是，李昌威最後並無接受統治階層的“招安”，他消失於盲流人海里。
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不能和普通民眾的利益聯繫在一起？如果有一天，兩者利益真正一致了，我想，李昌威會留下來。

（五）人性，是政治的終極勝利

我曾撰文推薦楊恆均的致命系列。有個朋友對我說：“我久已不讀當代小說，在你的啟發下，在網上讀了這部‘致命’小說，覺得文學價值幾乎烏有，不過是觸及了政治敏感區域罷了。”
我回答：
“你說沒有任何文學價值，僅僅是觸及敏感區域。我從小到大看書無數，在許多人眼中我是個文學愛好者，其實我看書，從來就不會注意到‘文學’兩個字，我只看這本書能給我什麼新東西，新的信息、或者新的觀點。楊的小說，也許你會覺得那些觀點沒什麼了不起。是啊，我也覺得沒什麼了不起，除了某些情節可能我想像不出來之外，很多觀點我基本上腦子裡都有，我也可以寫一本很有衝擊力的書。但，你能寫，並不代表你寫了。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是才氣，而是——勇氣。我沒有寫，也不敢寫，所以我只能去看別人的書。什麼叫‘文學性’？我不懂，也不準備去懂。我只看一本書中有沒有‘人性’，和‘社會性’。”
我蔑視沒有任何社會價值、無病呻吟的文字垃圾。文學不能迴避現實，“敏感區域”即是社會矛盾的集中點。人性，只有人性，才是文學的永恆主題，也是政治的終極勝利。所有違背人性的，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政治制度，都將被公眾毫不留情地拋棄。
楊恆均小說的價值，不僅僅是國際形勢的精妙分析、人物情節的高潮迭起，更在於人性的關懷。通過高大林、李昌威的遭遇，將盲流的生存狀態淋漓盡致展現在世人面前；通過驚心動魄的“殘肢案”的偵破，讓讀者了解了器官移植後面的器官買賣黑市，而每一個器官，都意味着盲流的健康甚至生命的喪失……除了楊恆均，還有誰，肯為盲流浪費如此多的筆墨？
楊恆均從事國際政治研究工作。如果他把這部小說所欲表達的觀點寫成政論文，也會出色，但，讀者只是“小眾”；而他採用了小說這種通俗的文學形式，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讀者，從而將一些尖銳的、被忽視的社會問題，推到了“大眾”的眼前，讓你無法不動容。李昌威的勝利，是人性的勝利；楊恆均的成功，也托賴於作者的人性。
寫這樣的政治間諜小說，很簡單麼？可惜，在楊恆均之前，無人寫過。他是第一個。

唐小昭 2008-1-30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