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是才女，你准以為我是一個不可一世的狂人，因為這犯了中國人“含而不露”的大忌。其實，在海外謀生，你一點不能謙虛，特別是在歐美，“謙虛”只是“無能”的同義詞。大學畢業後，我曾在上海一家著名跨國公司供職，薪水豐厚，生活得很瀟灑，在別人看來，前程已是無限輝煌。然而，我卻極不“安份”，總是這山望着那山高。

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我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從上小學起，老師就讚揚我是一個“小才女”。少女時代，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外婆，她是30年代留學英國的才女，教我彈鋼琴，教我繪畫，還常常給我講劍橋和牛津的“故事”。從那時起，劍橋的名字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里了。我的理想是，像外婆那樣，到國外的名牌大學去留學。

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命運之神似乎一直在庇佑我。1993年，我在全省數萬名理科考生中脫穎而出，總分名列前茅。我如願以嘗，實現了自己的第一個夢想，順利跨進了南京的一所名牌大學。

大學時代，我一直保持優等生的紀錄，4年不敗。本科生活轉眼之間就結束了，當時，像我們這些名牌大學的優秀學生，是“皇帝女兒不愁嫁”。但是，同學們普遍認為，人生“第一步”往往決定終身，人人都極其慎重地對待走上社會的“第一步”。我跟他們想的可不一樣，我以為，一個人一生的命運，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過任何一個機遇，發展自我，才是最重要的。

與同屆的許多同學相比，我是十分幸運的了，剛拿到本科畢業證書，便成功地獲得了一個職位，而且是一家外資企業。當時，這個職位的薪水是我那教授爸爸的6倍，如此優厚的生活待遇，令許多人眼紅。然而，我並不滿足。當時，一些著名跨國公司紛紛搶灘大陸，對我產生了不可抗拒的誘惑力。

我勇敢地接受了人生的第一次自我挑戰，與數百名高材生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香港電訊的4個職位。那是1997年，香港剛剛回到祖國的懷抱，而我則剛剛踏入社會。

香港電訊原來是由英資公司大東電報局作最大股東，其業務包括固定電話網和移動電話、國際電話、衛星通訊、ISP電訊成套系統，一直享有香港電信市場的獨家經營權。由於香港的回歸，香港電訊要從內地招收一批員工。

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難逢的機遇。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父母，在我邁出這關鍵一步的關鍵時刻，他們沒有潑我的冷水，而且積極鼓勵我去闖一闖。爸爸還用一句民間的老土話來跟我打趣，“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嘛！”

我放棄那家許多同學求之不得的外資企業，選擇香港電訊，自有我的道理。我除了想測試一下自己的競爭實力外，更主要的目的是想通過香港電訊，為我自己搭建一座通向世界的橋梁。準確地說，是開闢一條走進劍橋的捷徑。

通過這次競爭，我更加充滿了自信，因為我戰勝了眾多的競爭對手，贏得了香港電訊的“入門證”。

當一名香港電訊的員工實在是很不輕鬆，每一個員工能要有全球觀念，能用統籌的、全方位的視野看問題。我十分慶幸，我選擇了香港電訊。可是，成為香港電訊的員工之後，我才認識到，我是多麼的無知。說實話，我簡直什麼都不懂，什麼也不會做，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認輸。技術上的高起點，制度上的高標準，迫使我像宗教徒一樣，虔誠地學習公司一切先進的東西。我愉愉地哭過好多次，淚水浸潤下的自尊心，更加激勵我拼搏，發奮工作。因為我明白，在這裡，我不僅可以拓寬視野，而且能得到更直接更有價值的走向世界的經驗。

到了1998年，我在香港電訊幹了整整1年，已成為優秀的員工之一。我找回了自信，同時也能感受到，公司對我很器重。正因為如此，我的自卑感也與日俱增。在我周圍的員工中間，來自於牛津、劍橋、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的博士，比比皆是，許多人甚至具有“雙料”世界名牌大學的學歷。而我，越來越自慚形穢，與那些更優秀的員工相比，我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醜小鴨”。

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席捲日韓新馬泰諸國，全球經濟形勢日趨衰落，失業之風擋不住，大批具有高學歷的專業人才一時也被迫丟掉了飯碗。冷靜思考一下自己的前程，我越來越感到，要在香港電訊這樣的國際著名企業幹下去，我應該“充電”了。再不“充電”，我可能不久就將失去更多的機會，甚至很快就有可能遭受無情的淘汰。這是我最最不願看到的結局。認清了自身的局限，認清了天下大勢，我決定離職深造。

香港電訊很重視人才的培養，員工如有人考取劍橋、牛津、哈佛等世界名牌大學，公司資助全部學費。但是，在這一“慈善”計劃的背後，也有一個苛刻的附加條件，即：學成之後必須回公司工作。按說，這項附加條件無可挑剔，人家花那麼多錢培養你，你總不能不回報吧。香港電訊是企業，是企業就不能做“賠本”買賣。各算各的賬，為了深造，我認了。

我一心想成為劍橋的一名學子。我的“劍橋情結”緣於徐志摩那首噲炙人口的《再別康橋》，“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如果能走進劍橋，親身感受一下《再別康橋》的意境，當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我報考了劍橋大學的工程學院。英國的高等教育制度規定：上大學不要考試，只需看中學成績即可進入，但上劍橋不行，不僅要考，還相當難，競爭異常激烈，錄取率超不過30％，也就是說，10個考生中最多只能取3個。考劍橋的研究生更是難乎其難了。第一關是一般面試，然後是學院和系裡的面試。那天，我一進入考場，意外地發現桌上堆着麻將般大小的積木，我正在發愣，主考官提示我，在這堆積木中間，只有兩塊是一模一樣的，你要在規定時間內想辦法把它們找出來。

這就是劍橋的考題？經歷了剎那間的困惑，我很快進入了“角色”。結果，我順利通過了劍橋的入學考試。

上帝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圓了“劍橋夢”。入學後，校方指派權威人士領着我們宣誓：“我現在已成為劍橋大學的一名學生，我要刻苦學習，致力於劍橋的發展，以劍橋為榮……”後來，我才弄清楚，劍橋不但重視學生的專門知識和成績，更看重學生勇敢接受挑戰的內在素質，所以，才以挑積木的鬼怪方式考察學生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

劍橋大學座落在風景秀麗的劍橋鎮，著名的康河穿鎮而過，鎮上的居民包括劍橋師生在內總共10萬餘人。劍橋大學創建於1209年，現由35座學院組成，已培養出7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比哈佛、耶魯兩所頂級名校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加起來還高出一截。考入劍橋，就等於是踏上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我再一次成為幸運兒。走上康橋的時候，我在心裡默默地念叨着：“康橋，我來了，我想在這裡化作一片雲彩”。

劍橋作為一流的國際性大學，海外學生比例很高，在研究生當中，42%是海外留學生，尤其令人讚嘆不已的是，女研究生竟然占36%。在我們學院總共400餘名研究生中，海外留學生多達180人，接近二分之一，我這個來自香港、來自中國的小女生，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劍橋攻讀的是電子工程副博士學位，這是劍橋和牛津的特色學位，因專業不同，一般兩年，完成後再讀兩年就可獲得博士學位。劍橋一直處於世界科技的前沿，物理學上的“電子”就是劍橋學者於1897年找出來的，全世界第一部數碼電腦早在1949年就誕生在劍橋。我在劍橋攻讀電子工程，真是幸運得很哩！
劍橋也有一個類似美國硅谷的科學園，名叫硅沼澤（Silicon Fen）。微軟率先在劍橋建立了第一個歐洲研究基地，隨後，愛普生、惠普、諾基亞、東芝等著名公司相繼跟進。這個科學園以劍橋自身的優勢，既為劍橋的科學研究尋找資金，又為當地居民創造了就業機會。今年8月，我拿到劍橋的副博士學位以後，已經不想再回香港電訊了。我決定進入諾基亞設在劍橋的研究機構，一邊打工，一邊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我的這個決策都是英明的。但是，要想實現人生路上這一至關重要的轉折，我必須償還香港電訊當初為我支付的近10萬美元的培訓費。這筆“債務”在我肩上還是個很不小的壓力，但我天生就樂於接受挑戰。為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願意付出很大代價，貸款負“債”也要跳槽。

經歷了幾番拼搏，我對自己的前程已抱有更大的自信，憑着在香港電訊工作的經歷，憑着劍橋電子工程副博士的牌子，憑着自身的實力，我相信，明天是美好的。命運果然沒有負我，諾基亞錄用了我，起始年薪為5萬英磅。

向前看，我的人生道路是越來越清晰了：只要把劍橋的博士攻下來，只要在諾基亞好好幹下去，踏踏實實工作三、四年，我就可望獲得30萬英磅的年薪。
幾年來，我迂迴曲折圓了“劍橋夢”。國內的同學和朋友也許會說我，這山望着那山高。其實，我是認準一個目標，咬定青山不放鬆。所以，我一直走的是上坡路。

只有置身於國際著名大公司，才能深切體會到生存競爭的殘酷，我必須不斷接受新的挑戰，並一次次超越自我，才能保證自己免遭淘汰出局的不幸。漂泊海外，首先是生存，其次才是生活。開始，我說自己是才女，那是自己給自己打氣。我是才女，但我很累，動真格的，只有一條路：奮鬥，奮鬥，再奮鬥？？奮鬥則生，不奮鬥則亡。未來國際人才的競爭，就是這樣殘酷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