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5月10日《北京市鼓勵留學人員來京創業工作若干規定》出台後，留學生們來去自由、子女入學等都能享受市民待遇，甚至在國內獲得的收入都可以兌換並寄出國外。這一條條優惠政策把“回國創業”弄得熱火朝天。毫無疑問，海外學子們已經感受到了祖國召喚的聲音，也了解了中國發展的步伐和速度。說創業的時機已經開始到來，誰也不會否認，可是“歸國”仍僅僅是不少學子頭腦中的想法，是什麼阻礙了他們歸來的腳步？

創業機會就在眼前，他們還在等什麼？

　　“家庭其實是最大的癥結所在。”工作在美國硅谷的盧國文博士認為，“我們是搞科研的，又都是從國內苦讀十幾年然後出國奮鬥這麼久，創業的苦大家都承受得了。可是我們大都已在硅谷成家立業，回國之後，太太和孩子放在美國吧，兩地分居太痛苦。可是把太太帶回來，既耽誤了她在美國的事業，孩子也是個大問題。我兒子大的10歲，小的才1歲，回來小的有可能上不了戶口，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成了‘黑戶’。再說，國內的環境、生活條件和質量確實和美國存在着很大差異。在硅谷，我們輕輕鬆鬆一年就能賺20萬美元，可是在國內一年能掙出160萬元人民幣嗎？還是有點兒困難的。”

　　一直居住在加拿大的肖慶涵博士也認為：“家會是回國創業中的最大問題。在美國的學子可能還會考慮把全家移回國內，但居住在加拿大的基本不會。加拿大，本身就是一個移民國家，生活中並沒有太多不平等的感覺。子女的教育問題也不用撓頭，一切都十分正規。孩子在加拿大也已經習慣，回了國漢語不好，還有可能跟不上。我若在國內創業，肯定更沒時間管他們。而且，國內的孩子也都爭取到加拿大或美國去留學，他們已經在加拿大了，還折騰什麼呀！可是他們要留在加拿大，我回來半年、一年還好說，時間長了，夫妻之間肯定會有矛盾，要打架的。這些具體的細節，我都權衡過了，想回來決心還下不了。”

　　政策雖好，能不能真正落實也是學子們擔心的一個問題。“我們都能看得出，北京歡迎我們留學生回來。這次政策上的優惠也相當大，有些條件讓我們都很吃驚。

　　但政策是靠人來實施的，政府的上層都非常迫切，可是到下面做具體事務的時候，難保我們不會碰釘子。這一點連政府的領導也非常清楚。我們去參觀中關村，連管委會的陸主任也能了解，國內的服務存在着太多問題。”吳安其博士說，“創業是一個十分複雜、辛苦的過程，要想回國創業，就要做好思想準備，在真正的運作中拿出決心來，否則吃了一兩個苦頭就放棄，事業還是做不成。”

　　居住在德國的羅遠蘇博士說：“國內的服務經常會讓人非常不舒服。我從德國來，身上只有馬克，可是到銀行去兌換，跑了幾家銀行根本沒人理你。最後還是親戚朋友給我的人民幣。我當然不是要求貴賓一樣的待遇，人們也常說德國人排外，可是在德國，走進任何一家銀行都會有工作人員上來主動問你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在國內連基本的服務都享受不到，我們哪兒敢把事業搬來。

　　“留學生們不敢回來創業，不少是怕回國之後實事還沒做，辦手續就累死了。”蒿坤岳博士對回國創業的困難了解頗深，“在美國，人除了工作壓力之外，生活非常簡單而且輕鬆。辦公司，個人不需要提供資本，27元美金就能辦成。就是要成立個有限責任公司，自己去辦，800美元加兩個星期，手續就全齊了。可是我們回國還要簽證，進門都這麼難，更不要說干點兒實事兒了。沒有健全的管理系統和真正的平等競爭機制，我想大多數留學生不會選擇馬上回國創業。”

“回家”最好“兩頭跑”

　　雖說國內還有種種不便之處，但每一個學子心中都有着回國創業的潛在念頭，更有不少人已經開始了行動，他們的經驗是“兩頭跑。”

　　經常在國內、國外飛來飛去的盧偉博士認為“兩頭跑”的作用更大：“電信業是一個飛速發展的產業，在這一行中，一個星期知識就會更新。如果我放棄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國來，就等於放棄了信息源。可是沒有更新的知識，很快就會落後、死亡。所以我不能放棄硅谷。但是這也並不等於就不回來創業了，政府現在對高科技產業的支持和重視我們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環境也很成熟，現在不少學子都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經常來回，把先進的知識技術帶回來，讓國內和國際之間密切溝通。這不僅能讓我國仍不先進的技術有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現有的研究條件不至於落伍。而且這樣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對於像我這樣的人，留在國外可能起的作用更大。”現任德國一家大學副校長的丁先春博士說：“我在學校主管科研，學校里的100多個科研項目都由我管理，這是一個群體優勢。我可以做中德技術交流的橋梁。我所在的這個位置比我單槍匹馬回國來，再去與國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個人回國做出的貢獻大。國外先進的不只是技術，管理更為突出。我在德國可以為中國引入先進的技術，幫助聯繫交流合作，起到一個窗口和橋梁的作用，比我回國成為一個單方面的技術人才對中國的作用其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