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沉睡的獅子”由深圳這座南方小鎮開始了對外部世界的開放。

　　今天，我們面臨着WTO化的世界。每天，在已經成為中國最現代化城市之一的深圳，有數不清的年輕人跨過羅湖橋，走向世界的角角落落。移民也罷，留學也罷，培訓甚或考察、經商也罷，他們分分鐘觀察、生活在那個不少人還陌生着的“世界”，這個欄目就是他們的域外思考、生活、震撼實錄。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總是少不了對大洋彼岸的美國的想象，這種想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激情與誤解的源泉。從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片頭上，蔚藍色的波濤包圍着高樓林立的紐約曼哈頓島，幾乎所有的光榮與夢想都被一座城市所藏納。事實上，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美國想象都帶有令人震驚的意味，也因此而引發出各種各樣關於所謂真美國的講述。就在不久以前，深圳的一支文化考察團也飛向了這片被無數次想象過的土地，筆者作為其中一員，在陌生與好奇之際，自也免不了一通感想。顯然，這些感受難以說得上是唯一的，但至少是對美國敘事的可能的補充。美國之行只有半個月的時間，要寫出感思的文章，總覺不夠踏實。但想到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尚·布希亞只是開着車匆匆跨過美國大陸，就寫出一本成為暢銷書的《美國》，心中自會有一份鼓勵。

　　“9·11”的震盪

　　應該說，美國人是比較放鬆的，放鬆到有點大大咧咧，這與德國人的嚴肅與日本人的詭秘有很大反差。但是，“9·11”之後，美國也在一夜之間嚴肅而緊張起來，甚至到了神經兮兮的地步。或許可以這麼說，一個不善於緊張的民族，到了這樣的時刻，都不知道該如何緊張了。從進入美國本土的那一刻起，安檢就成了日常的功課，有的安檢嚴重到大有侵害人權之嫌。電腦會在被檢查的對象中自動選定一些目標，並以四“S”作標識，一旦被選中，自此就“苦海無邊”，每一趟在美國的飛行都會被地毯式搜查一遍。同行的一位中國旅客就不幸被選中，於是乎，每到機場這位仁兄就會被帶到一邊受到特別“關照”。查得多了，這位仁兄雖不懂英語，但只要被拉到一邊，不論美國警察說什麼，他都會熟練到提前做好指定動作。

　　和平安寧的美國本土，也許從來沒有如此強烈地感受到“戰爭”的含義。走過美國大大小小的書店，關於“9·11”的暢銷書不厭其多，其中，戰爭的記憶與聯想變得不可或缺。如《戰地書信》、《戰場照相簿》、《聖戰》、《如果戰爭了，應該做什麼》、《父親的旗幟》等等，似乎只有戰爭的激情才能平息內心的恐慌。而一個遼闊的大陸，也因此暴露出它的不為人知的脆弱。驚恐之餘的近乎誇張的不安，則明確地讓人感受到“9·11”對一個國家的深刻的打擊，以及在打擊後是如何被戲劇化的。當然，理性的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9·11”之後，美國的媒體進行多次的民意調查，多數的意見集中在：我們的政府到底做了些什麼？我們在全世界幫助別人，為什麼別人會反對我們？當然，我想，對於一個生活在美國之外的人來說，除了同樣要反思關於“反對”的問題外，還必須要反思作為前提的“幫助”。何謂幫助？怎樣幫助？

　　“9·11”之後，世界各地關於美國研究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棟。其中就有一個流行的見解，認為美國的國家信念會受到打挫。事實上，據筆者的所見所感，這一說法甚為可疑。僅一例說明：“9·11”後原本遍插美國大街小巷的星條旗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如雨後春筍般地茂密起來。美國人對國旗本來就有些自戀的嫌疑，餐館、加油站、辦公大樓等等，到處都是，甚至從T恤到內褲都要用上藍紅相間、星星閃爍的國旗圖案的布料。“9·11”之後，國旗就更流行了，仿佛成了“通行證”。尤其是汽車，幾乎都貼上了國旗的標誌。據美國當地的司機講，“9·11”後，美國的國旗在各大商店被瞬間搶購一空，仿佛如此貼近國旗，才能感受到一個國家的深深的傷痛。而過激的做法是，如果一輛車沒有貼上國旗，玻璃隨時會被砸碎，整台車隨時都可能被掀翻。這些行為沒有任何政府和組織的號召，完全是自發的。

　　在紐約世貿的廢墟上，正在進行忙碌的清理，據說為“9·11”一周年準備大型紀念活動。要不要重建世貿大廈，也成為聚訟的焦點，據統計，51%的人希望重建，而49%的則希望永久地保留現場作為紀念。傷痛是持久的。走過世貿附近的一處街心花園，鐵柵欄上掛滿了消防員的制服，據講，事件發生後，陸續趕來的消防員將衣服往欄杆上一掛就衝進了火海，而此後就再也沒有回來。物是而人非，衣服就掛在那兒，還是當初的樣子，只是在衣服與衣服之間添上了很多潔白的花環。

　　美國人甚至連“廢墟”這樣的詞也忌諱起來，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詞叫Ground Zero，有點平地與零點的意味。就是說，世貿廢墟是一種終結，但也是一個開始。我想，那些主張重建世貿大廈的人，恐怕正是想以此為起點，向更高處攀升。也許，重建的不僅僅是一座大樓，還包括一個國家的信心。

　　奢華的虛構

　　紐約有座著名的國家藝術博物館，其中的西座，大部分藏品來自一個叫麥克·米倫的人的捐贈。此行還聽到了一個關於麥克·米倫的故事。當初，美國文化還處在發育階段的時候，總是受到英國人的嘲弄，這個盛行貴族遺風的島國，把大洋彼岸的這片大陸，看成是文化的貧瘠之地，認為這裡生活着一群沒有文化的鄉巴佬。雖然美國其時已很富庶，但在英國人看來，頂多也只是暴發戶，光有錢沒文化。這個觀點讓不少的美國人不安，而麥克·米倫不這麼看，他說：“我就是有錢，所以我什麼事都能幹。”他在掙得大把的美元之後，就從世界各地購進藝術品，日積月累，竟然將一座博物館變成了世界一流的藝術寶庫。

　　這就是美國人的財大氣粗，以及財大氣粗背後的近乎固執的自信。麥克·米倫的所言所行，對於一個文化的後發達地區來說，至少有兩點相聯貫的啟示：一、文化的發展並不排斥金錢，相反，需要財富的推動；二、財富推動下的文化同樣可以成為一流的事業。這些啟示對於深圳這樣的文化後發達城市尤其具有意義。深圳也曾經被斥為文化沙漠，也曾經被認為窮得只剩下錢，這種聲音甚至到現在還不絕於耳。因此，我們恰恰需要類似美國人的這種文化信心，並且相信，我們的文化也會有更強盛、更輝煌的明天。

　　當然，並不是說美國的文化全都是靠錢買來的，對於一個文化資源並不豐厚的國家來說，文化的挪用自是必不可少，而一個移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博覽館。但是，“買”文化的氣派背後，時常讓人看到的是美國人“造”文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也許，這種“造”出來的文化更能代表這個國家敢想敢做的文化個性。

　　拉斯維加斯就是一個例證。在一片乾旱、酷熱的沙漠地帶造就一座充滿榮光和輝煌的現代城市，恐怕也只有在美國才能做得到。不僅僅是賭城才有的醉生夢死的效果，其建築的雄偉、裝飾的奢靡、演出的豪華，處處見出美國文化特有的誇張。像投資15億美元的威尼斯人酒店，單單客房就有6000個，引水至二樓形成清澈蜿蜒的水面，而意大利式的小船（岡朵拉）劃游其間，划船者的歌聲隱約迴蕩在大廳中。最絕的算是廳堂設計，整個二樓的幕頂呈穹隆狀，神似飄滿白雲的藍天，無論白天夜晚置身在二樓的大廳里，都仿佛行走在燦爛的星空下。而四周的意大利風格的名店，則從裡到外顯露着高貴與典雅。其實，與威尼斯人一樣燦爛而華美的酒店文化比比皆是，並且各呈特色地競相“綻放”。像投資18億美元的百樂宮酒店，算是創造了該地區酒店投資之最。其門前的音樂噴泉，在樂聲中或柔美或雄強或低吟或高歌地灑落，而閃爍的霓虹燈輝映其間，算是收納了數不盡的盛世繁華。透過噴泉被風吹過的彩色的雨霧，內心不禁感慨於美國的光榮與夢想，這裡只有繁華沒有蒼涼，只有各至其極的表演而沒有絲毫的含蓄與矜持。其間近乎堆砌、鋪排的富裕和繁榮，讓人覺得拉斯維加斯仿佛是一篇奢華的漢賦。而被五顏六色的霓虹燈打造出來的拉斯維加斯的天空，燦爛得如同夢境。這是一座被虛構出來的城市，再進一步講，這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國家。

　　其實，同樣的情況不只出現在拉斯維加斯，置身夜晚的紐約時代廣場，高樓大廈間的電子廣告把周圍照耀得如同白晝，穿越好萊塢影城的閃爍着“星”光與夢想的神奇旅行，目睹被“虛構”出來的奧斯卡的榮耀，還有像百老匯大街上40家劇院傳來的夜夜笙歌，為美為愛情而作的日復一日的歌唱，都同樣地繁華奢靡。也許只有美國，因為沒有多少歷史才如此敢作敢為，把醉生夢死上演到極限。這裡有的是想象力，而流淌其間的是喧譁的欲望與財富的河水。

　　想起了另一個局外人尚·布希亞所寫過的“星空”的美國，他把這塊大地當成了已實現的烏托邦：

　　在當前的價值危機中，全世界都回頭觀望這個膽敢借着戲劇性的巧妙動作把那些價值實現的文化，觀望這個移居而造成地理上與精神上的斷裂，而敢於想象能夠無中生有、創造出一個理想世界的文化——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電影對這整個過程所提供的幻想式的認可。不管發生什麼事，也不管一般人對美元或跨國企業的妄自尊大有何觀感，正就是這個文化風靡了全球那些受其糟踏最深的人，而它之所以能如此，乃是透過它已讓他們的所有夢想實現的這種深層的、瘋狂的信念。

　　華人的空間

　　華人其實是生命力最為旺盛的一個群落，越江過海的華人移民，以他們面向海外的充滿磨難的遷徙和艱苦的開拓，而把中華文化遠播世界各地，包括美國這塊大洋彼岸的遙遠的大陸。正是應驗了“有人的地方就有華人”的說法，我們走過的美國城市，從舊金山到紐約，從洛杉磯到夏威夷，等等，幾乎都遍布着華人社會，而且都有不大不小的一塊“中國城”（China Town），又稱“唐人街”。

　　講到“中國城”，最大的要算是舊金山了，事實上，美國華人對舊金山的另眼相看，往往源於這是華人最早踏上的土塊。而能把San Francisco（三藩市）叫做“舊金山”的，全世界恐怕只有華人才這麼幹。華人早期移民美國，往往被一個神話鼓舞着，即在美國西部這塊土地上遍布金礦，所以才叫“金山”，而後來傳說在澳洲發現了新的金礦，這才有“舊金山”的名號。從美國主要城市的“中國城”來看，舊金山算是最老資格的了。其面積之大，華人之多，中國製造的物品之豐富，特色之鮮明，幾乎算是之最了。很多華人長年累月地就在這片社區生息、繁衍，交往的都是同胞，不用說英語，就可以暢通無阻。以至於有的人在美國生活了一輩子，也說不上一句像樣的英語。當地人說過一個笑話，說一個長年生活在“中國城”的同胞，一次在路上出了車禍，與一輛白人的車相撞，情急之下就打了119報警。他不懂更多的英語單詞，於是就說“our car嘣，啵兒啵兒come”。意思是講，我們的車撞了，警車快來。他不會講“撞”這個詞，於是就說“嘣”，他不知道“警車”怎麼講，於是就說“啵兒，啵兒”（擬警笛聲）。警察莫名其妙之間竟然也聽懂了，並且把警車開了來。

　　當然，來自不同國家、民族的移民文化往往在聚居空間上是相對獨立的，並自成社區。但這並不意味着各自的孤立與分離。就說舊金山吧，在美國旅遊城市評比中，已連續幾年居於榜首。這除了得益於其溫濕的氣候，清新的空氣等等之外，還有重要的一條就是，“較為理想的種族融合”。占城市人口1/5的華人，應該說，為種族融合作出了不少努力。而走過舊金山機場的海關，當金髮碧眼的移民局官員用漢語問上一句“有什麼要申報的嗎？”就覺得特別親切。華人在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中，也傳播了自身的文化。這些美國人甚至會因為說一口熟練的漢語，而朝你有點驕傲、有點調皮地一笑。其實，講漢語並不就一定低賤，而講英語並不就一定高貴。記得在紐約，碰到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街頭流浪漢，在公園的一角說着一口流利的紐約英語，聽起來像是抱怨討來的錢太少。長久以來的對英語的高尚的聯想，瞬間就瓦解了。其實，語言算不了什麼，重要的是說着這種語言的民族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地位當中。我們永遠不必要為母語而自卑。

　　華人的文化影響，以及中國的地位，在美國民眾的心目中也在不斷上升。美國媒體的中國報道，肯定的聲音慢慢多起來，而妖魔化的傾向也有所減弱。記得那次去《洛杉磯時報》訪問，碰巧看到兩天前的報紙，講的中國安徽的農村稅務改革，講農民減輕稅務負擔後的感受。這正好是我的家鄉，因此更感親切，特別是文中竟然提到了筆者生活過的一個小鎮，捧讀之餘感慨良多。作為美國第二大城市報紙的《洛杉磯時報》，能如此深入到中國農村鄉鎮進行報道，足見美國媒體對中國的了解是在不斷深入的。而每當看到紐約時代廣場中的大幅的“三九”藥業廣告，就有一種自豪感，儘管費用達500萬美金之巨，但其象徵的意義不可估量。而聽到美國人說到青島啤酒是與美國本土出產的百威啤酒同樣的好口味時，就會有一種對國貨的信心。畢竟，百威在美國銷量第一，而青島緊隨其後位列第二。

　　但是，把華人在美國的地位說得如何之高，似乎又有違事實。在美國的主流社會，並沒有多少華人的聲音，閃爍在電視屏幕上的華人形象少之又少。如果說美國黑人地位低，而華人地位則更低。據說洛杉磯警察毆打黑人青年的事件曝光後，全美國的黑人似乎都聚到了洛杉磯，順着街道一路打砸過去，而白人警察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比較起來，李文和的事件則沒有引起類似的劇烈震盪。我們走過大大小小的中國城，面對各式各樣熟悉的漢字標牌，親切然而又有些茫然，難道華人註定就這樣開開飯館、賣賣雜貨以求一個生存嗎？儘管從硅谷零星傳來華人暴富的消息，但在偌大的美國畢竟少而又少，更何況IT行業又在苦熬自己的冬天。

　　當然，華人的成敗得失也不能全部歸咎於可能存在的種族歧視，華人自身的“劣根性”必須要引起痛切的反思。別的不說，就說遍布美國大城市的“中國城”吧，幾乎都是那種熟悉的髒和亂，紙屑遍地，油煙四布。據講，連美國的房東都輕易不肯租房給華人，怕弄髒了環境。而華人住得越多，社區環境可能越不理想，公共意識明顯不足。看看紐約的曼哈頓島，從華人較為密集的downtown到白人較為密集的midtown，環境的優劣大有天壤之別，簡直有兩個紐約之感。說到紐約的出了名的髒亂來，其中的中國城是少不了被提上一筆的。雖然，這也正如我們所說，紐約的出了名的繁榮，也有華人的血汗。我們希望的是華人自身的不斷改善以及由此產生的更為積極的影響。

　　美國之行，匆匆地如同趕路。所見所寫，自是一管之窺。但因為它新奇而真切，所以自有一份珍惜的意思，於是，又想起了尚·布希亞的話：“這是唯一讓你有機會放肆地展露你的天真爛漫的國家，你只巴望這裡的一切事物、臉孔、天空與沙漠都是‘見山是山’，恰如其分。”至於如何判斷，倒並不重要，甚至還可以自相矛盾。就像布希亞一樣，他一方面說，“它是一個從一開始就已造就了的烏托邦”；一方面又說：“這個國家沒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