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教書逸事

依旭

閒話憶苦思甜

一晃來加拿大十幾年了。本人經歷和許多中國大陸來加的同胞大概差不多，先是進研究院苦讀，拿到學位以後找工作。如果有什麼特別的那就是我的專業是政治學，念到最後這專業就好像是雞肋，明知道混到學位後找工作大不易，還得硬着頭皮往下念。不過我還算幸運，好歹算是沒斷了教書的差使，前前後後也在三四個大學打過游擊。最苦的是找工作那幾年，灑過不下百份申請，最後總算在一所不大不小的學校穩定下來了。

風水輪流轉，今年我們系裡有一個空位招人，廣告打出去，申請信嘩嘩的來。本人也有幸在招聘委員會裡體會一下掌握生殺大權的滋味。這一體會可不得了，先不說這一個位置有好幾十號人申請，單是過一遍申請材料就夠我眼暈了，有耶魯、劍橋的博士，還有的申請人十幾年前就拿到博士了，至今還沒着落，從申請信的高度懇切的情調看，估計找工作找得眼都綠了，這可都是土生土長的加國人呀。由此更為自己慶幸。看來時不時的搞搞縱向比較、橫向比較、憶苦思甜什麼的是大有必要的，否則總聽學電腦的中國同學們大把大把的銀子掙着，窮教書的不就沒活頭了嗎。老話兒怎麼說的？“人比人得死”。好了，以上都是閒話，現在書歸正傳，說說教書的事。

“自由化”的大學教授

我是真喜歡教書。在大學裡做教授，第一當然是“看上去很美”(這是借用王朔的話)，在社會上受人尊敬，對人的虛榮心大有幫助；第二就是自由。對我來說，這個自由彌足珍貴。教授不坐班，從五月到八月一般還不用教課。在這裡教過書的人都有體會，大學教授的學術自由自不待言，在教學上的自由也夠富裕的，比如說，一旦決定你教什麼課以及課時安排，用什麼教科書、考試和記分的形式就全都取決於教授自己了。先說教科書，大家都知道在北美大學念書一項大開支就是教科書，動不動就八、九十，上百元一本的書。當了教授以後才知道，這裡面貓膩可大了去了。教授的教科書幾乎百分之百不是自己買的，而是出版商送的。出版商變着法的送你新書，引誘你用新書，弄得你不用都不好意思，有時其實就是同書的新版本。學生可就苦了，趕着掏錢吧，誰讓教科書的決定權就在教授手裡呢？我的辦法是為了照顧窮學生，一般儘可能的找一本指定教科書的COPY放在學校圖書館的RESERVE里，對窮學生來說你要真買不起也能有書看。這個辦法頗受學生歡迎，不過估計出版商不會高興，好在咱儘可能不讓他們知道。

至於考試嗎，教授願意怎麼整治學生都可以。當然，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一般來說，凡200號以下的課(相當於大學二年級以下的課程)應該有閉卷的期末考試，本科高年級或是研究生的課就隨教授的便了，有考試也大都是TAKE HOME。不過學校也不是徹底大撒把，比如嚴格規定課程的評分標準里，在百分制的情況下至少應有75%是可以讓第三者客觀評價的，這是為了出現爭議的時候學生可以找學校有關部門仲裁。另外，各大學的評分標準自不相同，同校不同專業的評分也不盡相同。比如說，數學課給一百分不稀奇，可我們政治學的課從我當TA時起的標準就是九十分即滿分，如果你專業平均分能到八十分以上，那就算是好學生了。那年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所小大學教書，快到期末時我向一位老教授請教該校判分的標準，老先生直接了當的告訴我，一年級的課，手別松，有個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的學生不及格就行了。我聽着怎麼覺得有點辣手摧花的意思呀，就問為什麼。老先生說，你還沒瞧出來，咱們學校幾乎沒錄取分數線，凡是高中能畢業的就可以進來，有些學生根本就不是上大學的料。那怎麼辦？第一、二年級就往外踢人吧，這樣能熬到三年級的學生就是夠標準的了。後來我果真發現，一年級的課，最後要是把念不下來DROP的和不及格的加一起，真是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

說來說去，最自由化的應該是老教授了，混的年頭多了，又早就有了終身教職，一般的課也不用準備，上了課就開侃，天馬行空，獨來獨往，何等瀟灑，就是學生不滿意也沒轍。又用不着緊着出文章、寫書、找研究經費。所以說凡事都有兩面性，這終身教職本來是為了保障學術自由的，現在到好，沒緊箍咒的孫悟空可就成猴精兒了。

交白卷的學生

在每個人過去的教書生活里，都會有些零零碎碎的事說起來挺有趣的，我曾遇到一次特別的白卷。那時我在念碩士，給系主任當TA判期末考試。那是101的政治學引論的課，說實話那是門非常容易的基礎課。因為是大班，TA要改不少卷子，正改得自己頭大時讀到一份卷子，學生的名字我早忘記了，不過他的書寫不錯，滿滿的寫了兩頁，仔細一讀，令人噴飯，下面是他的答卷：“嗨，教授，真對不起，我一看卷子腦瓜子就是一片空白，什麼也答不出來。不過就這樣交捲走人太丟人了。所以我決定等到只要有一個人交卷我再走。反正沒事幹，我就寫幾句吧，這樣看着也象回事的。昨天晚上我沒複習功課，你猜我幹嗎去了？我和表弟表妹看冰球比賽了，是PATS迎戰急流隊(都是青年冰球隊，作者注)，我就沒看過這麼臭大糞的球，剛打完第一節大家就開始喊倒彩了，哄得好厲害。”然後小伙子就用兩頁紙來描繪比賽還有和別人吵架的事，寫得挺生動的。不過可是和考試內容一丁點關係都沒有。最後，他寫到：“好了，總算有人交卷了，我也得走了，教授，對不住，您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這小子還畫了十分生動的個小人臉，眉毛、嘴都月牙彎彎，向下彎的，大概是傷心落淚的意思。我看完這份卷子，精神來了。馬上去找系主任，給他看了考卷，我們樂了一通，笑歸笑，我問他該打多少分，系主任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外星來的人道主義者：“當然是零分，要不你說給多少分？”

後來自己獨立教課了，判卷子的事少不了，稀奇古怪的卷子也遇到過幾次。有那種整個一個離題千里的胡說八道最後我毫不猶豫給了不及格的卷子，也有畫蛇添足考卷上寫上題外話和教授套近乎的，不外乎誇你一個雲山霧罩，想判分時得點好處。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學的分校教課。是110號的加拿大政治課，看到過一份有趣的考卷，至今還記得。那是個水平一般的學生，馬馬虎虎的寫了四五頁紙，大概可以混個40分吧。然後就信筆寫來：“教授，我知道我的回答不能讓你滿意，不過我也答不出什麼了。現在還有時間，我不好意思這麼早就走，就寫點什麼。我知道你也從XX市來。咱們說起來算是老鄉了。我就出生在那裡。那時我家住在八街和RAE的一所地下室里(那是該市的貧民居住區，作者注)，我父親是個警察，不過可不是那種行為良好的人物，在家裡他除了罵人就是喝酒，醉的時間好像比清醒的時間多，可能是他醉的時間太長了，最後把工作給搞沒了，然後有一天和我媽大吵一通就甩下我們沒影了，從此就再也沒見到他。前前後後我有六個兄弟姐妹(大概她母親結過不止一次婚，作者注)，就靠我媽一個人，政府的福利救濟支票讓我們活下來了，後來我們就搬到這個城市來了....”。嗨，整個一個痛說血淚家史。最後可好，這個學生還能回到政治學的題目上，寫到“要是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學說，我家肯定算是無產階級。”我後來想想還是讓這個學生及格了(五十分)，她也夠不容易的，居然還有點階級意識呢。

政治正確性和性騷擾

在北美現在有個時髦的新詞，就連脫口秀也有用此命名的，叫做“政治正確性” (POLITICAL LY CORRECT)。用個不大恭敬的比喻， 我覺得這個詞有點 像中國文革時“別說錯話別站錯隊”的意思。倒不是莫談國是讓你閉嘴，而是你說話時遣詞用語要非常小心，一定要態度公正，比如說，在正式場合，稱呼黑人要說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在課堂上講課，泛指人的時候一定要說“HE OR SHE”，否則你就有性別歧視之嫌疑。要說西方的傳統也是有歧視婦女的事，雖然比起中國那孔夫子的唯小孩子和女人難養，三從四德什麼的性別歧視的水平差多了，在這方面有點矯枉過正還可以理解。但凡事過猶不及，這方面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英明的指出過。我有時候就覺得這政治正確性有點過。在念博士當TA的時候，我們曾接到過一份“教職人員品行規定”的材料，很有趣，所以現在還記得一些，比如說：如果有異性學生來辦公室，門一定要開着；與學生避免任何身體部位的接觸；不得對學生的外貌作評價(就是說不能說你今天看着真漂亮或真精神什麼的)；如果你與學生有浪漫關係(人家用詞就是文明，其實不就是有性愛關係嗎)那你應馬上申請迴避，等等。總之大都是告訴?閿胍煨匝�生相处时保持必要的距离，我怎么琢磨怎么觉�龐械恪吧較碌吶�嚷枔屜虎′^奈兜姥健?

這政治正確性里的一大內容就是反對性騷擾，在北美性騷擾有點成了談虎色變的事。有這麼一個故事，在我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的一個朋友出了一檔子事。在學校的電腦房，他和一個也是從北京來的女同學為用電腦的事出了爭執，我這位朋友是念數學博士的，學問不錯，現在早當了教授了；那位女同學也是個能人，現在也是大學教授了。不過那時候兩人跟鬥雞似的，都夠狠的，不依不饒的。我的這位朋友吧，什麼都好，就是有點像北京小痞子，嘴上不大乾淨，喜歡帶老北京的三字經“丫挺的”，其實百分之九十的時候他是用三字經表達親近感。誰想那天他不承想用三字經罵了那個女孩，結果那女孩當然明白三字經的意思，一怒之下就撥了報告性騷擾的電話，那電話號碼可是滿校園到處都有的。學校性騷擾辦公室的人估計幾個月也沒一個報警電話，可真當回事，把警察也叫來了。這下子事鬧大了，警察是吃這碗飯的，總得調查調查吧，於是叫來一個在場的中國學生作證人。警察問他我們這位老鄉是怎麼騷擾那位女生的。這位中國同學挺公正，說其實也沒什麼，就是罵了幾句。警察問是怎麼罵的，他也就老老實實的把三字經給通報了一下。他用的是直譯：“他罵她說她出生的時候她媽還沒結婚呢。”那警察一邊記錄一邊一臉的不明白：這怎麼是罵人的話呢？(我估計弄不好那警察就是在未婚母親家長大的呢) 看來加拿大警察也搞不清在中文場合里性騷擾和打情罵俏的區別；要不就是人家覺悟高，把我們的封建文化給比下去了。總之，我的那位朋友最後還是寫了份檢查才了結了這樁公案，好在他在中國呆過，寫份檢查還不是小菜一碟？依我看，這故事對男同志的教訓是：要尊重女同志，否則你就找倒霉吧；而對女同志的教訓是：還是加拿大這地方講理，真正可以得理不饒人。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28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