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工作者是個挺好聽的名字。其實就是我們老百姓所說的看小孩的。做這份義工我是存了心的要考驗一下自己的適應能力。我知道自己缺少耐心，小孩子一哭二鬧三耍驢兒的，我就沒了轍。但現在離自己的孩子遠了，我就特想和孩子在一起。所以，報名時，我承認我還是有點私心的，我想解解想孩子的癮。報到那天，叫安娜的那個女人看過溫哥華警察局最新給我出具的犯罪記錄單和TB體檢單後，上下打量了我好幾個來回。“您看起來很年輕，介意我問你一個私人問題麼？”我知道自己不顯老，但我也知道人家這麼問顯然不是一句單純的恭維話，我已經對她要問的問題猜出了個大概來。果然，她接着問，“您有孩子了麼？”“有一個男孩，可惜留在了國內。”我如實回答。“那你一定非常想他”“可不是”我說，“他真的很招人喜愛，帥氣聰明，又很結實！”我發現做母親的誇起自己的孩子來都不含糊。我的眼前晃動着嘎嘎那張胖乎乎的俊氣的小臉蛋。我感到眼圈有些發潮。說實話，我這人還算皮實，來到這麼個新環境，遇到了那麼多的困難，我還都能嬉皮笑臉地挺着，只要不讓我想到孩子。孩子是我到加拿大以後最能觸動我脆弱防線的敏感引體。。“事實上，我太想他了，剛開始時，只要看到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我就受不了！”我抽了下鼻子說。“我真是很同情你，只是，你看，你這種狀態，會不會。。。”安娜欲言又止。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露了嘴，失了態，這哪是我發自肺腑表露真情的地方啊？！“當然不會”，我很快正色道，“工作是工作，我懂！”

這樣，每周四下午，我都會趕到盧森那教堂。那裡有一個為移民婦女舉辦的LEAD活動。我，作為福利工作者，在媽媽們活動的時候，在隔壁替她們照看她們的孩子。和我一起工作的還有安娜和麗娜兩位保育員。孩子總共十二個，集中在三四歲，來自的國家都很雜。有的孩子還不會或不肯說英語，但對我們的話領悟得都很好。我和孩子們處得很好，事實上，他們很喜歡我。我經常和他們一起瘋玩，孩子們都願意做警察，然後把我這個壞蛋打的東躲西藏，屁滾尿流，最終還要被就地正法。我在捉迷藏時永遠傻得找不到他們，逗得他們拼命掩嘴，卻還忍不住咯咯直樂。我和孩子們經常把費勁扒拉蓋起來的積木城堡在完工那一刻轟然推倒，然後相視開懷大笑。看得安娜和麗娜直搖頭。和孩子們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很年輕，很快樂。我詫異於我居然可以勝任這份工作。這是我遠沒有想到的。有一件小事對我觸動很深，它使我從另一面觀察到西方幼兒教育和國內的不同。有一次，我正領着一群孩子做遊戲，聽到了一個孩子很響的哭聲。我看過去，是一個叫EDWARD的小男孩。EDWARD是這群孩子中的調皮鬼，很淘。通常都是他把人家惹哭了。眼下正坐在角落裡的一個小板凳上哭得很傷心。安娜和麗娜在旁邊領其他的孩子玩，仿佛根本沒聽到他的哭聲。我走過去，小傢伙見我過來，如同看到了救星一樣，我摟過EDWARD說，“好了好了，別哭了，我有一個很好玩的遊戲，你要不要試試看。”正當我牽着EDWARD的手走向遊戲室的另一側時，安娜走過來制止我說，‘不行，EDWARD犯了錯誤，你知道麼，是很嚴重的錯誤“嘔，我問，“什麼嚴重錯誤？“他和LOSIA搶書，又和ALEX爭玩具，更糟的是，他用積木尖去扎JUDY的臉”安娜一一向我陳列EDWARD的罪狀“那可不太好，寶貝”，我說“不過這次就原諒你吧，下不為例！”我自行主張地說。“不行，他得回去”安娜以不容質疑的口氣說，他要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代價，我懷疑地說，暗想對一個孩子講代價是不是有點小題大做。“對，他必須為他的錯誤受到懲罰”。安娜把EDWARD又抱回原來的做禁閉地的小板凳上。EDWARD開始放聲大哭。我聽着着實不忍，但任憑我百般相求，兩位大人就是不開恩。孩子驚天動地的哭聲終於驚動了隔壁EDWARD的媽媽過來探問。我原以為懲罰會到此結束。但親媽在這也不好使。用安娜的話說，這個懲罰規則適於任何孩子。他必須籍此來記住這次錯誤。於是，我和EDWARD的媽媽只好束手無措乾瞪眼地站在一邊，眼怔怔地看着那個可憐的男孩哭得傷心欲絕。這件事使我認識到其實這裡對孩子的管教也並不象我們以前想象得那樣松垮。

要說我的義工一直都是做的那麼輕鬆順當，也不是。

首先，我受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且這阻力，主要是來自我的親人。

我那在國內當了大半輩的老布爾什維克的老媽，任憑我怎麼解釋，也不明白義工是個什麼概念，有什麼實質的作用和意義。後來我發現她的癥結是因為“錢”這個可惡的東西在作祟。她的邏輯始終也沒跳出勞動和貨幣的關係外。“你說那麼多都沒用，甭管什麼經驗不經驗的，說白了，你不就是白給人家幹麼？”拿着聽筒，我甚至能想到老媽在電話那頭揮揮手的樣子。“你這老太太，怎麼這麼俗啊，我就不能高尚高尚，告訴你吧，來到這個花紅九綠的資本主義社會後，我的精神得到了極大的升華。”在費勁百般唇舌解釋仍然是徒勞後，我終於放棄了讓她老人家弄懂義工的念頭。

要說我媽年歲大了，有點糊塗，還有情可原。最讓我來氣的是我身邊還有一個年輕力壯卻也跟着犯糊塗的主兒。從我跟家裡說過我在打義工後，我姐我弟就象找到了什麼了不得的大樂子，再給我打電話時，就有事沒事的揶揄我，呦，還那麼忙吶，還忙那什麼義工呢？這時，我老公就會象中了69大獎一樣一邊瞅着我開心的笑一邊跳着腳地對着電話喊，“可不是麼，人家那叫個忙啊，忙地屁顛屁顛的！”

我猜想我老公的這種反常舉動是出自一種很不健康的心理。想當初我們一起膩在家裡時，好好歹歹大眼也有個小眼瞪。要難受兩人都難受。橫豎心裡也有個平衡。現在不行了。從打我接了各種義工後開始忙活起來，他眼見着我從一條直吐泡的快要翻白的魚，一下子就活蹦蹦地有了鮮靈氣，心裡能舒服麼？就好比我們那時看着那一小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眼睛讒着，心裡氣着一樣。尤其要碰上這先富起來的人恰恰是自己的鐵子哥們，那心裡就更不得勁了。人都這樣，我發現。

我不和他這樣的人一般見識。

但，我做辦公助理時碰到的人，卻難不得不讓我一般見識。

那也是一家針對移民服務的機構。義工負責人ELENOR那天的開場白我讓聽着就不舒服。她說，“我知道，我們作義工的很多人都還沒有工作，而我們的就業中心恰恰就有這方面的信息資源和設備，我不希望義工利用這裡的資源做自己的私事。”“這叫什麼話！”我心裡忿忿地想，我最不樂意聽弦外之音。要談規章制度就明明白白地擺出來！“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嘴上說。“我想我會做我該做的部分”我不卑不亢地說。“哼，你拽我也拽，學語言的，我還怕你這個。”我心裏面不憤地想。我第二天一到那，ELENOR就捧出來一大打鮮艷的宣傳印刷紙吩咐我說，“先把這個折成小手冊”。我於是抱起這打紙到我的頭兒那裡去報到。那個叫曼吉的印度女人在聽完我的自我介紹後只對我點了點頭。我很納悶，大部分非贏利機構里的工作人員都很熱情開朗，怎麼這個地方的兩條冷魚都讓我給碰上了。我埋頭開始折手冊。很快我 就找到了摺疊這種手冊的規律。我在紙的兩邊找到了固定的參考點，將紙按照那兩點對摺，然後用一根長圓珠筆將兩端狠很地刷刷一壓，嘿！漂亮！正當我為自己的聰明和善於總結而得意時，我感覺到了在我背後一直有兩道光在盯着我，如芒在脊，讓我很不得勁。我知道那目光來自曼吉。在故意唉聲嘆氣，又咳嗽又甩筆一系列折騰都沒引起我的反應之後，曼吉終於忍不住開了口，她明知故問到，“他們是不是叫你到我這裡來報道的嗎？”“你這難道不是信息資源中心麼？”我也以明知故問地形式回答她。我心裏面充滿了對這個機構人們陰不陰陽不陽的腔調的厭惡。“那就請你幫我先輸入顧客的資料！”曼吉雖然加了個請，但祁使語氣用得很生硬。“ELENOR叫我先把這個折完。順便問一句，你們不是一個機構的麼？”我也不客氣地說。

因為這點齷齪，曼吉後來發了狠地讓我輸了大半天的數據，把我折磨得頭暈腦漲，兩眼酸痛。中午ELENOR過來取宣傳冊時，看到曼吉在那悠哉悠哉地吃午飯，我則在旁邊兢兢業業地敲電腦，很看不過眼，她跑過來給曼吉指指腕錶，又指指我。後來我聽到她用激動的聲音對曼吉說，“別忘了人家只是個義工”。曼吉只是不置可否地聳聳肩。到後來連我都來了氣。“周八皮要偷雞還得揀半夜呢，光天話日的，對我的剝削也太赤裸裸了，我不就一義工麼，高興了我幫你，不高興了，我大可以走人啊！”我對這個機構人員素質的印象也因此打了折扣，可以預見的是，這至少不是一個有團隊精神的班組。我後來在那裡工作久了，證實我當初的猜測沒錯。ELENOR，曼吉還有一個叫AMY的之間的微妙關係很有那麼一番說道。曼吉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如果她能笑的話。很可惜，她不懂得微笑是女人魅力多麼有效的一個武器。如同一個在性生活上得不到滿足的憋氣女人一樣，她總是緊繃着那張俊俏的臉蛋兒，不苟言笑。除了她埋在電腦下面用龐加語給人偷偷打電話時，她會象小家雀兒那樣唧唧喳喳地活躍一陣，有時撂下電話時，一下忘記收斂起適才臉上掛着的笑。“那一定是她的情人”我這麼想。除了人際關係的複雜，這個工作對我還有一個挑戰，那就是曼吉身上的咖喱味。我一直按捺不住想問問曼吉的衝動，她一天要吃多少咖喱，才能攢出這麼濃烈的民族風味在身上。每次看到曼吉向我走來，我都要慌忙提口氣，咽下吐沫，屏息而待。一天工作下來，我常被那股嗆鼻的味道熏得五迷三道。

我在那挺到了推薦信到手就毫無留念地走了人。

在後來找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我的這些五花八門的義工經驗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許多雇主真正關心的，有時其實不見得是你的“業務水平”有多高，而更在意你是否能和他們的圈子打成一片，我是說，象我做的那些技術含量不是很高的工作性質，有一個開朗渾合的性格有時似乎比你的專業背景更重要，這我不僅早在諸多的義工經歷中就得到了啟示，有意思的是，我的這些義工經歷也佐證了我具有他們所關心的那種品質，至少他們會認為他們從我的那些經歷中找到了他們所感興趣的東西，我覺得。

所以，我常用這個例子意味深長地對當初挖苦我的那個人說，記住，什麼苦都不會白吃，幹什麼都不白干。

在心裡，我常偷偷想，這也證明了，我至少是一個比他有遠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