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中文書店，揩書油的人多，真的要買書往往心痛萬分，因為書價是一比一：人民幣20元就是20美元，即使打個八析，也比實際的2.50美元高很多。因此每逢回國探親，就是我輩窮書生大展拳腳、進書店大買特實的絕好機會。

１９９６年８月，帶着新婚妻子回美，由北京飛舊金山，四幾個大皮箱帶着婚照和書本，重量不成問題，因為每張機票可以容許二個大箱，計件不計重。可是，在舊金山玩了一天，再飛華盛頓，便出了問題；環球航空公司（TWA）的票務員說其中一個箱子超重，要補付２００美元行李費。我們每人的雙程機票不過是７６０美元，當然是心痛了。我的解決方案是把箱子拖到後面，把書本掏出來，再過磅，果然免費付運。掏出來的３０本書夾在雙腋下，像企鵝一樣登機。人人看到我都發出會心的微笑。曉紅那時明白了，她這輩子是一入“書”門深似海。她的治夫之道是每次回國都把人民幣藏起來，我每次外出便給一、二百元，像擠牙膏一樣，確保有米下鍋。

的確，每次來北京，逛書店所花的時間往往比逛風景點還多。在書架上看到中國社會科學學院把波普爾 (Karl R. Popper) 和海耶克 (Frederick von Hayek) 的經典著作都一一譯出來，公開發售，在我的心目中，比長安街兩側的新建築更好看、更宏偉，意義也更重大。

恰恰三十年前，１９７３年１月，作為“慘綠少年”的我，來自溫暖的香港，生平第一次踏足北京，心情興奮，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文革前出版的《北京旅遊手冊》去逛琉璃廠。抵埗後，只看到市面蕭條，比文化沙漠的香港更沙漠，當然大失所望。那時只有一間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國書店（門面和今天的中國書店位置相同，但沒有今天的深度和寬度），門堪羅雀。我隨手買了幾本科技書便到對亍（南新華亍）西側的一間餐廳吃午飯（那兒幾年前是孔府茶館）。一進門，滿廳灰黑的人群都朝着我望來，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樣。一位女領導走過來，帶我到一個桌子坐下，問我要吃什麼，我說隨便好了，什麼都能吃。結果服務員很快便送來一大盤熱乎乎的木須肉和一大瓶北京啤酒，都是我生平第一次品嘗。我獨個兒一邊看書、一邊吃飯。木須肉味道鮮美，但在眾目睽睽之下吃東西，內心總是不舒服的。

那時什麼都便宜，我又可以報銷，買什麼東西都不用顧慮金錢，可是買書的去處寥寥無幾：東安市場（當時叫東風市場）的舊書檔已絕跡；王府井南口、人民日報對面的新華書店店面雖大（有二層）而內容貧乏，書架放置在玻璃櫃後面，有時遇到好心的服務員會讓我繞過玻璃櫃到書架拿書；西單商場深處的舊書店只有一些陳舊過時的科技參考書。

無論報帋上怎樣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和精神面貌，當時北京書市的蕭條和蒼涼是無論如何也美化不來的。

三十年後的今天是天翻地復的變化：西單和海淀的書城比三十年前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和友誼商店貨色更多，人氣更旺。

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騎車竄胡同，找尋那些別具風格而折扣大的小書店，常有意外的收穫和喜悅。（北京電視台曾有胡同里的小書店專輯在美國 This Is Beijing系列放映。）我愛走三條路線：1.由雍和宮步行（或坐無軌電車）到東單；2. 由北太平莊坐22路巴士到西單；3. 由永定門騎車北上前門外。無論是閒停信步，或是騎車乘車，都可以在這三條路線上隨意找胡同來竄，進書店去逛，找地方吃頓便飯。

我在天橋“幫襯”（粵語“買東西”）過一間名叫“且介亭”的小書店。付錢時，咬着紙煙的店主人笑咪咪地對我說：“你把店子買下嘛！”

我常去的是北太莊和師大之間的幾家書店，規模不大，但各有所長，而且有八折。海淀路北大南門旁邊的“風入松”（在地下層）很宏大，新書多，給九折。地鐵站報檔規模小，新書出現快，不給折扣。隆福寺街的中國書店專賣舊書，書價便宜，給八折，常有佳獲。可是，在內務部街（李敖長大的故里）西口的中國書店規模更大，有兩個門面，但是和規模又大得多的琉璃廠中國書店一樣，沒有折扣。

沙灘和漢花園一帶的“五四書店”和商務印書館都是值得一游的。買書之餘，可信步欣賞北海、景山、美術館和北大紅樓的風光。另一個好去處是今天北大燕南園。那裡一帶是昔日燕京大學原址，尤其是臨湖軒（司徒雷登校長故居）前後，風光如畫。從燕南園走出來，有幾家別致的小書店。

有一次意外經過一間“大甩賣”的小書店，一邊書架全賣１０元一本，另一邊全賣５元一本，好書甚多。但這種現象究竟是可遇不可求的。
[2003年元旦，初稿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