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高4呎11吋的謝女士，是一個有兩個孩子的熱心母親，作為加拿大第一個被感染SARS的家庭，她深深感到這一事件對他們家庭感情的傷害。

“人們視我們為洪水猛獸，他們說我們吃的象老鼠，活的象豬玀，”謝女士說，在她結束隔離後的第一天，她同意接受媒體的採訪，但條件是只能用她婚前時曾用過的名字。

她先是失去了母親和長兄，接着，她，她的父親，她的弟弟和她的嫂子，因可能患有SARS均被送進了醫院。然而，他們再次成為受害者。一個診所拒絕給她的六個月大的小侄子接種，汽車銷售商告訴他們在租車的租約期滿以後，再多呆一個月。火葬她母親的殯儀館告訴她的丈夫不要進門，僅僅當他們意識到若不讓進就沒人付錢時，口氣才軟了下來。

為安全起見，謝女士隔離她的孩子們比要求的時間更長，她隔離上小學的兒子21天，她隔離上高中的女兒14天。加拿大衛生部告訴他們所在的學校，密切注意他們的動向但需嚴格保密。即使沒有明確指出，她的孩子們也受到傷害。“滾遠點，中國人。”一些同學辱罵道。

“我們是加拿大人，我們都是加拿大人。”謝女士說，她是1988年來的移民。她迅速的補充說，中國人也歧視中國人，這也是一些餐館和商場客源稀少的原因。

“真難以置信，每個人都是加拿大的移民，我們是受害者，我們沒有住在豬場裡，我的父母搭乘一架美洲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的班機，整個行程計劃包括在一間酒店住宿。”

這不是偶然的，至今為止，僅有兩名加拿大的SARS死者有名可證，即78歲的Kwan Sui-chu，和43歲的Tse Chi-kwai。“我們同意公布我母親和兄弟的名字，以便人們能迅速採取行動，拯救生命，”37歲的謝女士說。

二月份，她為父母預訂了一個航班去香港，謝女士選擇了現在臭名昭著的京華國際酒店（Metropole），但她的父母親大多數時間與她的在香港的三個兒子住在一起。他們2月23日住進了酒店。第二天，當他們退房時，遭遇了一個正要入住的來自中國大陸的醫生後，他們顯然被傳染了。

當2月23日Kwan返回加拿大，她病的很重。一周以後，謝女士的兄長發高燒，呼吸困難和乾咳。

按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她的父母，她的長兄和她的妻子以及新生兒都住在一塊，謝女士的弟弟也同樣，都住在多倫多東北部的同一棟鎮屋（Townhouse）內。

他們老倆口回來後，致命疾病也迅速而至。他的長兄變得很病弱，被送到了醫院。她的母親喪失了意識，不久後去世了。“一盞燈滅了，”謝女士說，她的兄弟有糖尿病，高膽固醇和長期的吸煙史，但家庭中的其他幾個成員也患有感冒和呼吸方面的疾病。

她將這些情況告訴給桑迪·芬克爾斯丁（Sandy Finkelstein）博士，這個醫生負責一個強化治療機構。芬克爾斯丁懷疑是患了結核病，要求其他人進來檢查一下。他也建議每個人戴口罩並避免來客訪問，他們遵守了。

那個周末，Agnes Wang，一位士嘉堡慈恩醫院通曉中文的護士，注意到香港第一個奇怪的傳染病的相關報道。3月10日，星期一，她告訴了芬克爾斯丁。當測試結果出來時，他向安大略衛生廳發出警報，後者聯繫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3月12日，世衛組織發布了罕有的全球警報。

第二天，謝女士為她的弟弟要了一輛救護車。她的長兄在那天中午死亡。剩下的家庭成員分別被送進了城裡不同的醫院。在一個特別的負壓隔離間裡，謝女士插着呼吸機，注射着靜脈，一種強大的抗微生物藥據信對SARS有一些療效。

“你只能哭喊或祈禱，”謝女士回憶道，她提起精神說，她說她必須為剩下的家庭成員活着。她把自己所經受的磨礪歸功於是六個子女中僅有的女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強壯，我總是和小伙子們在一起”。 (捷克佳、史迪文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