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公婆生病了”，這話說得有欠厚道，但其實原話不是我說的，是我公婆自己說的，如果聽我細說從頭，就能理解這話的意義了。

　　我的公公退休前是國內某個市屬集體企業的普通工人，1995年退休時每月的退休金只有170多塊人民幣，婆婆是街道辦的小工廠的退休工人，比公公退休還早幾年，所以每月退休金才80多塊，具體數字，因為不敢對公婆的收入表現出太過好奇，所以不得而知。公婆兩兒一女，居住在市中心的一個大雜院裡，後來兒女相繼成家立業，只有公婆還留在老房子。老公在國內時工作不錯，獎金不少;老公的弟弟自己做些小買賣，談不上成功，但收入可觀;所以兩個兒子每月都會給公婆一些生活費用。公婆很滿足，兒子們出錢，女兒出力，雖然退休金微薄，可是畢竟養兒防了老，老兩口沒事逛逛街，下下廚，晚年生活還算愜意。

　　1999年，我和老公來了加拿大，經歷的精神上與經濟上的陣痛，毋須贅述，因為沒有工作，眼見從國內帶來的那一點點存款直線下降，心裡那叫一個急，便想開源節流，跟老公商量能不能先暫時停了每月付給公婆的生活費，為此夫妻二人還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好容易老公的工作算是穩定了，可是我又懷孕了，眼見日常開銷日趨緊張，老公才不得不跟公婆商量暫時停了公婆的生活費。

　　2002年，是公婆最艱難的一年，這一年婆婆病倒了，先是嚴重的糖尿病，接下來腦血拴發作，躺到床上不能自理。那時國內的醫療制度說是公費醫療，事實上是自己拿着醫院開出的醫和藥的收據，回原工作單位報銷，此時婆婆工作過的工廠已經倒閉，退休金也由所在街道辦事處代發，報銷醫藥費那簡直是不可能的。老公的弟弟，本來生意日漸興隆，不想一個意外，蝕了全本;老公的姐姐和姐夫也在那一年雙雙下崗;躺在醫院裡的婆婆，一聽說那龐大的醫療費，堅決出院，不肯再給兒女增添負擔，可是治療糖尿病和血拴病的藥物可是需要長期服用，而且是一筆不小的開銷，老公肩上的壓力可想而知。我們不得不把年僅一歲的孩子送回國，由我的母親撫養，我和老公一起早出晚歸，賺錢養家。

　　日子流水一般悄悄滑過，我們的生活出現了轉機。老公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我們有了一點積蓄;老公的弟弟生意出現了轉機，又開始賺錢了;老公的姐姐姐夫也重新找到了工作;婆婆的病也開始好轉，可以自己下床用一隻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在我們以為我們將就此別過以往的陰霾，公公卻被發現了膀胱癌，好在是早期，不危及生命，這時已經是2008年了。等我們知道公公的病情時，離公公做手術只有一天了，老公急三火四地給他的姐姐和弟弟掛電話，詢問病情，也詢問醫療費用，我當然也盤算着自己的情況，剛買了房子，生了另一個孩子，公公這一病分明又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可是出人意料，老公的姐姐在電話中告訴我們，公婆現在有了社會醫療保險，只要到指定的醫院就醫，大部分治療費用都由醫療保險來承擔。

　　手術之後，老公的姐姐又陸續告訴我們，因為癌症算特病，接下來的化療和其他的一些相關治療也都由醫療保險承擔，這樣我們只要出一部分藥費就可以了。這幾年雖然常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中國進行醫療改革，也看到不少相關批評，但沒想到我們居然成了這改革的受益者，我也承認，從大的方面來說，可能其中還存有弊端，但任何社會都不是完美的，即使在加拿大不也一樣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嗎?這社會醫療保險比起以前的拿着收據回那已經不存在了的工作單位報銷，不知是多少倍的進步呀。

　　2009年的春夏之交，我們返回了闊別已久的家鄉，家鄉的變化巨大，公婆以前居住的大雜院已經拆遷，公婆住進了樓房，雖說面積不大，但因為是高層，風景這邊獨好;公婆也早已不再拿着那點屈指可數的退休金，而是領取政府發放給老人的最低生活費用，兩個老人每個月可以領取一千多元錢，當然這錢也不是很多，但是公婆認為已經可以自給自足了，減輕了兒女的負擔，心情自然格外輕鬆。

　　在我回國居住的三個月裡，我發現很多居民小區都裝上了專門給老年人鍛煉身體的各種器械;社區街道也組織老人參加各種活動來豐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社區醫院每年定期走進社區為老人免費體檢;公交系統更是為70 歲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費乘車的服務。出國前，我們常常感嘆，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最後卻得不到社會的回饋;十年過後，我們又在感嘆，中國已經認識到養老的社會責任，正在朝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之路前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