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還有臉僱傭這樣的記者嗎？

【查劉菊花學位論文正文約31000字，來自他人的文字大約28000字，全文文字複製比超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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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明

查劉菊花論文的“注釋”，有頁尾注1條，文尾注77條（在“勘誤表”中，又增加了5條“注釋”）。而該論文共有159個自然段，其中146段含有來自網絡的文字，“分段文字複製比”達92%。該論文中，“標明出處”的段落只有70個。也就是說，劉菊花的論文中，有將近一半的文字符合抄襲的定義——把別人的文字拿來冒充自己的文字發表。

實際上，劉菊花論文中“注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用來掩蓋抄襲痕跡。舉個明顯的例子。該論文第一章第一節含有12個自然段，其中第二到第七自然段是百分之百地抄襲新浪科技的文章，《背景資料：AOL時代華納》。可是，劉菊花只是在“勘誤表”中說：“P3，最後一行：加入出處，尾注:‘《背景資料：AOL時代華納》，新浪科技’”。難道在六段抄襲文字之中的一段，加上一條這樣的“注釋”，就可以說是“標明出處的地方，不是抄襲”了嗎？

事實是，劉菊花的77個注釋中，有46個沒有使用引號，有36個位於段落的末尾，因此讀者根本無法知道一個段落中的哪些話是劉菊花自己的，哪些話是她引用的。而在多數情況下，劉菊花論文的一個自然段中，含有來自不同來源的文字。如第一章第三節第一自然段的末尾，劉菊花“標明出處”是吳濤的《兩大平台支撐 貝塔斯曼傾力打造中國印刷巨無霸》。可是，這段文字的第一句話，57個字，明明來自中新網的文章，《世界傳媒巨頭貝塔斯曼集團看好未來中國市場》。而劉菊花對此卻沒有任何任何“注釋”。同樣的，這一節的最後一個自然段的末尾有個注釋，標明出處是王宏的《貝塔斯曼要做中國圖書國際推銷員》。可實際上，這段文字的前兩句話，共156字，抄襲自吳濤的《兩大平台支撐 貝塔斯曼傾力打造中國印刷巨無霸》；接下來的一句話，48字，抄自程磊的《德國傳媒巨頭貝塔斯曼與網絡文學網站“榕樹下”低調結盟》；只有最後兩句話，134字，才是來自她所“標明出處”的文章。由於劉菊花沒有使用引號，並且她的文字與“被注釋文字”完全一致，因此在原則上，這樣的行為——標明出處，但不標明文字——，也屬於抄襲行為。

最有趣的是第三章第三節的第二個自然段。該段總共262字，其中231字（88%）位於引號之中，“注釋56”表明，它們來自施密特著、柴方國譯的《全球化與道德重建》第65頁。剩下的31字是這句話：“伯里克利所處的人類歷史時期，同樣也是孔子及其追隨者孟子所處的時期。”由於它沒有任何注釋，並且位於注釋標記之後，讀者自然會以為它們來自作者劉菊花。可實際上，它們也是來自《全球化與道德重建》，並且就在劉菊花前面引文的下面。（見下圖）。顯然，劉菊花如此使用“注釋56”，就是在蓄意偷施密特的這句話。

最能說明劉菊花論文特點的，是該論文第二章第一節。不計標點符號，這一節共1659字，分為18個自然段，除了第一個自然段106字沒有發現“出處”之外，其餘的文字全都“其來有自”：2-13段，共859字，完完整整地抄自劉建明文章《“傳媒入世”的杜撰》後面附加的“小資料”，《中國入世後在宣傳文化方面的承諾》，連各段的標題都一模一樣。在第13段的末尾，劉菊花有這樣的“注釋”：“摘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可是，在劉建明的“小資料”後面，明明也有這樣的“注釋”：“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網站”。顯然，劉菊花把人家的“注釋”也抄了過來，當作了自己的“注釋”。（經筆者核對，“小資料”系劉建明自己整理而成，而不是照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剩下的五個自然段中共有694個字，其中屬於劉菊花的文字只有12個。（詳見附文，《用十二個字寫一篇文章的絕竅——管窺劉菊花抄襲技巧》）。也就是說，在劉菊花論文的第二章第一節中，屬於劉菊花自己的文字，最多不超過118個，占總字數的7.1%。

查劉菊花學位論文正文約31000字，來自他人的文字大約28000字，全文文字複製比超過90%。